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世界发展奇迹。从1978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迅速增加到249529.9亿元，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9.8%。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美元3.28万亿美元，比排行世界第三位的德国仅差100亿美元，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500美元。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取得惊人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在3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关键在于我们进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全面进步。
一、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制度创新
在改革开放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有三项制度创新：一是推行了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财富创造积累的激励机制问题。产权制度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农业领域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将土地经营权长期承包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几亿人摆脱了严重饥饿和贫困，为后来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原料来源和食品供给。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先是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后是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线，实行了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造，建立了国有企业发展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我国先是允许后是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由此在各个产业领域生长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这给中国经济增长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二是改革人事制度，解决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粉碎“******”后，我国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数以百万计的下乡、回乡知识青年进入大学，3 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群体在各个领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改革了用人制度，废除领导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打开了干部轮替和进入的通道，将大量社会精英人才纳入到治国体系中，这给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三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为引进资本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创造制度平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典型的“双缺口”型发展中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国内资金极为短缺，面对困境我国先是设立经济特区，开放东部沿海城市，然后开放向中西部地区扩展。通过30年的对外开放，排除了我国引进外来资本技术和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制度障碍，大量外资技术的进入和国内工业产品的不断出口，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迅速由“双缺口”型向“双剩余”型转变，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国内资金富裕，进出口贸易活跃，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历史变迁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只要能搞好产权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和资本技术以及产品的对外开放，经济就会发展，社会就会繁荣，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强盛。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如此，如英、法、德、美等强国的崛起无不与上述制度创新密切相关。在我国5000年文明历史中有三个王朝曾经出现过强盛时期，一个是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一个是唐朝的“贞观之治”、还有清朝的“康雍乾盛世”。这三个王朝强盛时期的共同经验是，在土地制度上，都是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在吏治上，也是限制王权，广揽社会精英人才。例如，清王朝统治中国300多年，强盛100多年，其重要经验是，第一，整顿吏治、广揽人才，将社会上大量精英人吸纳到统治者的政体中。康熙秉持“宽仁”治国，实施“满汉一体”的政策和“特科科举”制度；康雍时期为了拉近皇帝与官员的距离还实行了“密折上奏”；雍正期间，大胆清除贪官庸人，大力提拔有才干的精英人才。通过这些改革，统治者赢得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员们的响应支持，使清朝的一系列治国方针得以顺利实施。第二，限制王权，停止圈地，更名田，实施编人正户，消除“贱民”身份，扫除农奴残余。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官吏及八旗军对华北平原近京一带的土地疯狂掠夺和强行霸占，并将当地汉人强制变为奴隶。在弊政和高压统治下，********激化，人民反抗运动不断发生。为了缓和********，从顺治开始，顺治、康熙多次颁令停止圈地，并实行“更名田”，把一部分贵族所占田地分给原种之人，使他们变成自耕农。雍正即位后，又下令解除“贱民”身份，给予平民身份。第三，实行“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的减负政策。雍正即位次年，清政府将地方官吏增加的田赋附加税即“火耗”下令全额上缴国库，同时将按人头征税改为按田亩征税。清王朝百年强盛的经验实质是抓住了两头，一头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税赋改革，稳定了农民和穷人这个群体；另一头是通过吏治改革安抚和收买了精英群体。但是，后来清王朝走向灭亡主要是腐败和闭关锁国。
从国内外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1978年以来，我国推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完全英明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三大制度改革，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巨大发展成就。
二、3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同苏联的“休克疗法”改革相比，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开放路线，这种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特点。
在改革开放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许多领域的改革，一般都是由农民、工人和农村、城镇的基层力量在实践中自发进行改革探索，然后将改革的成功信息向上传递，逐渐为上层接受并转化为推进改革的意志。同时，我国最初的改革也是先从容易取得成效的领域开始的，因为这些领域涉及的利益关联部门少，但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大，比如通过承包制增加工农产品生产；通过市场化改革，扩大城乡商品流通；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等。而涉及利益关联部门多、改革阻力大的社会以及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范围展开的。
在改革开放顺序上，采取的是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其他领域，开放采取的是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中西部地区。比如，农村改革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尔后随着剩余农产品的增多促使国家改革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成功又推动了原有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还带动了农村税费、教育、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城市改革先在国营工厂开始，企业经营承包制改革的成功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原材料购进、产品销售、收入分配等制度进行改革，而这些改革的初步成功又要求促进城市甚至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甚至政治领域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进程上，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既没有现成可供借鉴的经验，又面对着全国生产力参差不齐、区域差别大的国情，改革开放很难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先行局部试点后逐渐全面推开。从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看，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我们都采取了先点后面的循序渐进方式。以对外开放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80年代中期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还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定位为经济开放区。90年代初，做出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此后对外开放区域进一步扩大到内陆和边境口岸城市。这种先点后面、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不易在短期内取得大范围的成功效果，但避免了大的社会振荡，带来的试错成本低、风险小。
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构建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已经从上到下形成了极强的刚性结构，很难依靠一时一项改革就能迅速打破这种僵化的体制结构。于是，我国在生产、流通、信贷、汇率等领域采取了“双轨制”的改革模式，比如在生产领域，我们对增产超产部分实行市场价格，对计划内生产实行计划价格；对计划内生产购进物资实行计划价格，对计划外生产购进物资实行市场调剂价格。又如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先稳定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优先鼓励发展个体户和民营经济；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国有企业，开始实行“一厂两制”，对新建部分实行股份制，对原有存量部分保持国有制性质。众所周知，增量改革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参加增量改革的群体分享到的利益也大于原有体制。因此，存量部分为了获得改革的好处，也纷纷要求改革，由此增量改革也带动了存量改革。
从上述改革开放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受益人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群体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基层率先发动的，农民、工人从中优先获得较大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到社会、从一般部门到垄断部门的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从农民、工人转向精英群体，而且随时间推移，精英群体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越来越多，农民和工人获益相比较越少，甚至出现了边缘化倾向。改革开放受益群体的分化必然会加剧城乡、区域、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想缩小或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必须调整既有的改革开放方式。
如前所述，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部门或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开始他们支持改革，尔后转变为不愿改革，甚至有些部门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要想消除市场扭曲，促进公平竞争，创造均等的机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思路与设想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由下向上需要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容易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减少，而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基本都涉及上层建筑和全国整体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范围广，利益关联群体多，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比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财税体制，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所有这些继续采取以往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改革路线和方式，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当前我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与30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也与30年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路线。
今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但在改革上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实行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针对改革难题，选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改革，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为中国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创造制度条件。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居民的关系。当前和今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和重点是，要紧紧围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企业、居民的关系，市场能做的、企业能干的一定要让市场、企业去做，市场、企业办不了做不到的，政府也应尽可能地减少行政干预手段，较多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干预经济。总之，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要限制干预权范围，进一步扩大市场和企业的权力，将发展的权力全部归还市场和企业，实行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的改革思路。同时，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在做大国民经济发展这个“蛋糕”时，坚持让利于民、还利于民的思想，在体制设计和政策安排上要让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快打破国有企业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地位，消除企业的所有制歧视，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进入重要资源和市场的门槛，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地位平等，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还要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进程，完善股权结构，初步消除“一股独大”和“一家独占”的格局。其次，要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步伐，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用益物权。今后，除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继续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之外，还要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制度改革，无论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建设用地都必须按照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要从法律上允许农民将经过批准的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交易市场。还有，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大量转移，应对农村宅基地制度优先进行改革，在“一户一宅”的基础上可考虑从法律上实行农村宅基地私有化，并允许农村宅基地依法有偿转让、出租、继承、抵押等。
第三，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所在。面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围绕建立一个新型公共财政体系和构建一个转变发展方式的财政支持框架展开。建立一个新型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以为城乡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调整目前的宏观税负结构，降低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居民分配比重；加快推进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换进程，完善消费税和所得税，改革资源税，开征并提高环境税；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减少政府对市场和产业的投资支出，大幅度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为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财政支持；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初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体系。构建一个财政支持框架，就是以支持发展方式转变为目标，积极发挥财税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依据经济周期变化，财政要与货币政策积极配合，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价格变化，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取消利息税、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提高个税起征点；改善国际收支结构，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向环境和保护重要资源投资，支持节能减排等。
第四，围绕教育、医疗、养老、救济、就业、分配等问题，建立城乡均等化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为实现十七大“五有”（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两型社会”提供制度基础。我们面临着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未有过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建立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在人口规模上，与世界50个发达经济体总和相当；另一方面当我国的工业化还未完成之时，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未富先老”给我们建立均等化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带来极大的成本。面对挑战，我国不能学习北欧的高福利、高社会保障制度，应借鉴美国、韩国等经验，建立资助型的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利用目前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机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保障制度，实行城乡真正免费义务教育，给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失业救济提供制度保障。今后，在建立社会公共保障体系进程上，一是先解决“有”的问题；二是初步提高保障水平；三是实行城乡均等化。
第五，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有利于我国新竞争力的开放型制度框架。目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环境已与30年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当前和今后，在对外开放上要着重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快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外汇使用上进大出小的问题，要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更加重视走出去；二是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与资本项目更大开放要慎重同步进行，在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上要将保障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争取在国际分工中既能获取我国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又能在“微笑曲线”中向附加值高的两端拓展；四是在开放中要将大国作为关键，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基础，构造多边、多元的开放合作机制，为我国争取更长更稳定发展时期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六，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科学配置权力结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需要配置一个什么样的权利结构，既能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又能适应全球化进程，对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随着信息化、市场化的加快和居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权利结构应该更多地体现民生和民权要求，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法制的目标，合理配置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行政权力配置上，也要科学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真正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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