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过去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在飞快前进，总是让看来单调的日子充满崭新的内容。1.6亿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首次成了辽阔疆土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紧张地、顽强地劳动，努力地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不久前，那些被废弃的工厂还毫无生气，一片荒凉，如今已看得见烟囱在冒烟。
保尔抓紧每一分钟学习，他常常读书到深夜。保尔在两年当中，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
一到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了。体质差些的去了海滨。这个季节，谁都盼着轮到自己休假。保尔替伙伴们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费，放他们去休息。大家在出发的时候，面色苍白，神态疲惫，但心情愉快。同志们走了，工作都压在了保尔肩上。于是他埋头苦干，犹如一匹驯顺的马，拉着大车爬坡。一批同志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接着，又走了另一批。整个夏天，一直有人离开，工作却不能停顿。这样一来，保尔就得守在岗位上，一天也不休息。
每年夏季便这样过去了。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的肉体带来许多痛苦。
今年，他盼望夏季快到的心情格外迫切。他不得不暗自承认，精力在一年比一年差，这使他非常苦恼。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明白地说出，工作紧张，困难重重，自己是个残疾人，无法胜任了；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选择了后一条。
专区卫生处处长是个老医生，曾做过地下工作。有一天，专区党委常委会正在开会，这个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
“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健康情况怎么样？八成儿没去过吧？我有点记不清了。年轻的朋友，反正你应该检查一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太忙，自然没去医务委员会。可卫生处处长没有忘记他，好说歹说把他拉了去。那儿的医生为保尔进行了全身检查。完了，写出结论：
保尔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个结论前面，还有一长串病名，是用拉丁文写的。保尔从中只了解到一点：他的主要病症不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损。
卫生处处长把这份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任何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不过，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休假回来后，他再离开。他担心团委的工作停滞下来。
只剩下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得到一生中的头一次休假了。一张疗养证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
这些日子，保尔加紧工作。他召开专区团委全体会议，并且不顾劳累，把一切安排妥帖，以便走得安心。
保尔要去休养了，要去看看至今没见过的大海。恰恰在临行的前夕，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件事、一件既可恼又可惜的事。
一天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书柜后面，窗户开着，保尔就坐在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在书柜后面，看不见他们，不过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是法伊洛，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个子，很漂亮，有一种军人的气派，保尔多次听人说，此人爱酗酒，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盯住不放。有一次，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哭得跟泪人儿似的，说法伊洛答应和她结婚，不料同住了一星期，就不理睬她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赖得干干净净，那女孩子又没有证据，但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这时候，保尔听见办公室里的其中一个人在问：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有什么新花招了吧？”
是格里博夫在问，他跟法伊洛是一路货色。
法伊洛得意洋洋地说出他如何欺骗引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而且讲得非常下流。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怒不可遏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是和保尔同时调到这儿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每一个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的妇女，她都热情接待。在同事们中间，她是很受尊敬的。科罗塔耶娃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保尔站起来，攥紧拳头，只觉得心在怦怦地猛跳。
格里博夫等人要听听细节。于是，法伊洛讲得更下流、更无耻了。
保尔听了，气得浑身发抖，他从书柜后面走出来，冲到法伊洛跟前。
“畜生！”保尔怒喝一声。
“我是畜生吗？你偷听别人说话，才是畜生！”
保尔又说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脯：
“你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喝醉的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
保尔抓起一张凳子，一下子就把法伊洛击倒在地上。当时保尔没带着枪，法伊洛才算捡了一条命。
于是，就在预定前往克里木的那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市剧院里。审判发展成了一场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法伊洛在法庭上十分嚣张，说保尔砸破他的脑袋，应该判处强制劳动。至于向他提的问题，他通通拒绝回答。
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的情况。保尔讲得很平静，不过人们能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着自己。
“发生这样一件事，是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我做工作，曾经拳头动得多，脑子用得少，但那是好几年以前。这次又出岔子——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清醒过来。法伊洛干的勾当，是一种丑恶现象，虽然他挨打是活该，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举动，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同时又是一个无耻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不会同这种现象妥协。”
党员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也受到严重警告。
卫生处处长谈了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检察员建议给予保尔申诉处分。全场哗然，一致反对，最后检察员不得不撤回了这个建议。
几天后，保尔乘上火车，前往哈尔科夫。经过保尔的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他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鉴定，就上车了。
阿基姆看了鉴定，只见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后面写着：“具备党员应有的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容易发怒，不能自制，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已严重受损。”
“保尔，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了这一条。你别不痛快。有时候，神经十分正常的人也会出这种岔子的。到南方去，把精力恢复一下吧。等你回来，咱们再谈谈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
花园里有一个玫瑰花坛，喷水池中波光粼粼，葡萄棚上果实累累。许多同志都愿意来这里疗养。
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下保尔的姓名，并给他安排了一个窗户面对大海的房间。房间里一尘不染，床单洁白得耀眼。
保尔洗过澡，换了衣服，神清气爽。放眼望去，深蓝色的大海，宛如光滑的大理石，庄严而宁静，空空茫茫，消融在远方淡蓝色的轻烟中。熔化般的朝阳，在海面上撒下一片火焰似的金光。
疗养院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今天保尔又躲到这里来了。在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依然头痛不止。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这种罕见的复杂病症。叩诊、听诊，反复地进行，使得保尔腻烦了，而且感到疲劳。
今天看样子不用检查了。保尔又躲到花园里看书。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朦胧的睡意中好像听见了脚步声，但他没有睁眼。“走过来的人一定以为我熟睡着，那他就会走开的。”可是估计失误，摇椅咯吱一响，那人坐下了。一股淡淡的香气，表明是个女的坐在旁边。保尔睁开眼睛，他先看到耀眼的白色连衣裙、晒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像男孩似的脑袋，两只大大的眼睛和一排细密的牙齿。这女同志不好意思地笑笑。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一声不吭，尽管有些不太礼貌。不过，他还在盼着坐下的女同志会走开。
“同志，请问您是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暗想：“八成儿又马上要问我得的什么病，还是我走开吧。”这么一想，保尔口气硬邦邦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您。”
保尔抬起身来要走，忽然后面响起另一个女人脆亮的声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是个浅黄色头发的女同志，长得丰满，皮肤晒得黝黑，身上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她在摇椅上坐下，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在哪儿见过您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刹住这段谈话。
“开大粪车。”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这倒使保尔停顿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算是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是哈尔科夫市的党委常委，她后来一再回忆起初次相识的可笑情景。
保尔吃过午饭，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观看歌舞演出，碰巧同扎尔基不期而遇。
当年的红军战士扎尔基，目前在一个专区党委会的宣传部任职。他在保尔的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
“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爱人，而且很快就要有个女儿或儿子了。”扎尔基说。
“哈！那你爱人是谁呀？”保尔感到很突然。
扎尔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相片，给保尔看。
“你认得出吧？”
照片上是扎尔基和安娜。
疗养期没满，保尔便回去了。
他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多少日子，就被派往一个工业专区，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去给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做报告去了。
到了深秋，那天保尔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前往离城很远的地方。路上，汽车跌进路旁的壕沟，翻倒了。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检查过他肿胀的膝盖后，又看了X光片，决定立即给他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上，手术开始了。
“那就明天早上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决定。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亮，狭长的手术台底下，有一只大盆。保尔躺到手术台上，教授也快要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在保尔的后面迅速地进行着。他回头望一眼，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保尔同志，您别看，这会刺激神经的。”她轻轻地嘱咐。
“医生，您在说谁的神经？”保尔不服气地一笑。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遮住了保尔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这就施行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吧。”
面罩下面传出闷哑而平静声音：
“好的，我也许会说出难听的话来，所以提前道个歉。”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麻醉液，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养院
阿尔焦姆差点儿把信封撕成两半。展开信纸的时候，他不知怎的，心头怦怦乱跳。眼睛一看到信的头几行字，他就飞快地往下念：
阿尔焦姆！咱俩很少通信。一年才一两次。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你说年龄不饶人，学习很困难，其实你学习得不错。让你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拒绝，这就不对了。你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吧？那就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大妙。我经常住院，开过两次刀，流掉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都回答不出，这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的工作——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结果却是右股动弹不得，身上还添了几处伤。医生最近还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骨受过的暗伤，这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但只要能够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当中，掉队是最可怕的事。正因为这样，我才什么都不拒绝，积极配合治疗，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好转，相反，乌云越积越厚。做过第一次手术，我刚能走路，就恢复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现在我拿到了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所以明天就要动身去叶夫帕托里。哥哥，你别以为死神会夺走我的命，可没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强着吧，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注意保重身体，别一下子干得太猛。要不然，以后党得花大钱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积累起经验和知识，可不是为了一个个到医院去做客。
想你的弟。
阿尔焦姆皱起浓眉，念着弟弟的信。而在这同时，住院的保尔正和巴扎诺娃医生道别。这位女医生一面把手伸给保尔，一面问：
“明天您就动身去疗养院吗？那今天待在哪儿？”
保尔回答：
“朵拉同志马上会来。我会待在她家里，明天早晨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常来看望保尔。
“保尔同志，咱们说定过，您临走前要跟我爸爸见见面，没忘记吧？您的病情，我已经详细地告诉他了。我想让他为您检查一次。今天晚上就可以的。”
保尔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带领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着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作了详细检查。
巴扎诺娃从医院取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专家看完后，用拉丁语讲了好长一段话，并一一回答女儿的问题。巴扎诺娃听了以后，脸色变得煞白。这是保尔不可能不发觉的。保尔望着教授谢了顶的大脑袋，竭力想从那敏锐的目光中看出个究竟。然而，教授是不露声色的。
保尔穿好衣服。教授客气地和他告别，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让女儿转告检查结果。
保尔靠在长沙发上，等巴扎诺娃开口。但女医生不知该怎样启齿，她感到非常为难。父亲对她说，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加以遏止。教授反对再做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但我们没有力量阻止。”
巴扎诺娃作为医生和朋友，觉得不宜如实地说出一切。她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向保尔透露一点实情。
“保尔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会使疾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
她这样说着，却忘了对方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或者确切些说，从您没有说出口的话里，我已经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千万要对我实话实说用不着隐瞒什么，我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的。不过我真想知道，自己往后会怎么样。”
巴扎诺娃说笑着，把话题引开。
当晚，保尔始终没有了解到实情。
临别，巴扎诺娃轻声说：
“保尔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建议，您就来信，我会竭尽全力帮助您的。”
叶夫帕托里亚的天气真是酷热难耐，每个人都晒得黑黝黝的。一批旅客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到了麦纳克疗养院。
值班医生把刚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持有哪个单位的入院证？”他在11号房间门口站住，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安排您住这儿，跟埃勃涅同志住在一起。他是德国人，他要求给他找个俄国病友。”医生解释一下，上前敲门。
房间里传出一句不地道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了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去，只见床上躺着一个男子，他正看着保尔，露出和善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