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有了很有价值的演说主题时，往往激动不已，围绕这一主题便有了丰富的联想，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有意思的想法。于是乎急切地想把这些想法告诉听众。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就是将这些观点、看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殊不知，这种做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向听众灌输了一个又一个空洞的观念甚至是说教式的要求——演讲者的信息传送到了听众的耳边，然而，听众却并不乐于接受。那么，怎样的演讲才有说服力呢？
在课堂上，教师们一遍又一遍地批判空洞的说教，反反复复地指出空洞的理论没有说服力，然而，学生却又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
为什么大家都乐于用空洞的理论来指点别人？
当我们有了演说的主题时，首先就是要形成一定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形成总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然而，一旦形成抽象的理论之后，作为这一“正确观点”的推动者，常常便坠入了用这些理论直接去指挥别人的深渊，较少考虑到接受者的心态。
而接受者接受演讲者演说的理论，不是象注射器那样直接注入其大脑的，接受者的接受方式最主要、最常用的有两种。
让听众对演讲理性接受
指听众通过对演讲者理论的科学感知而认可。这样的接受方式有点象挑剔的女性购买衣服。当这位顾客看中了某一件衣服之后，便要对这件衣服的质地、款式、大小、做工、品牌、穿着场合、生产厂家进行一一的考核，而且尽可能量化。经过认真的比较、分析之后，决定是否购买。
理性的授受方式就是这样，听众对演讲者提出的观点一一进行对比分析，觉得合理、正确，就认可它，否则，就会抛弃它。
听众的分析过程，往往是将自己已认可的知识与演讲者提出来的看法进行比照。如果二者之间的差距较小，就容易为听众接收。
如果演讲者只能提供空洞的理论、空洞的说教的话，听众就很难从自己的脑袋里联想到相应的参照物，很难找到与之相关联的事实、根据，因而，那些空洞的理论容易失却基础，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有经验的演讲者除了拿出理论、观点、看法外，一定会拿出一些支持性的事实根据，做到言之有物，让听众找到接收这些信息的参照物。这样的演讲者，用不着听众自己去找那些参照物，演说者已经为听众准备好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参照物了。
有位演讲者，为了说明美国电视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节目之多，就拿出了一系列具体可感的数字，他这样说道——
调查表明，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青少年学生，大约有一万多个小时是在听摇摆音乐中渡过的，这比他们在校12年度过的全部时间只少1800个小时，有专业的机构做过调查，平均每个观众一年里从电视节目中可看到8700年表示性行为的镜头，暴力场面达19600个。一般学生到高中毕业时，观看电视2万小时，就可以看到1.2万起谋杀。
这位演讲者成功地运用了数字的威力，使听众深切认识到青少年学生受到的毒害之剧烈。
如果这位演讲者去掉这样一些事实或数字式的参照物，听众就很难接受演讲者所主张的青少年受电视毒害的观点。
因此，在演讲中，我们不能只是讲一些空洞的理论、提一些说教式的要求，同时应该为听众提供有力度的“参照物”——事实或数字，只有这样，演讲才有说服力。
让听众从感性上接受演讲
这是人类另一种接受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把别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情感处理，如果听众的情感受到演讲者强烈的震撼，听众就能将演讲者提供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种信息接受方式的前提是“情感震动”，也就是听众的情绪必须受到演讲者的干扰。如演讲者在演讲时声泪俱下，听众也听得泪流满面，这时听众的情感被演讲者撼动，演讲者的看法、观点、主张，深深地嵌入了听众的心中。
空洞的观点，抽象的说教是无法“侵入”听众的情感领域。听众只有在看到某一具体可感的情况，听到某一具体的让人情绪高涨的事实，才会酿成“沸反盈天”的局面。演讲者在讲说这些事实时，还得倾注自己强烈的情感，来引导听众情感的变化。
听众情绪的变化，往往有一个过程，演讲者首先要进行情感的铺垫，让对方的情绪进入某一个特定的场景。而这个铺垫的过程，必须用眼前的事实，人们只有在看到那些惨烈的局面或激动人心的场面时，情感的门才缓缓打开。
二战之初，丘吉尔为了动员全国人民迎战法西斯的进攻，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战争演说，他说道：“陆军必须扬弃躲在水泥防线或天然防线后面抗敌的念头，同时必须了解，只有靠猛烈而无情的进攻，才能够在战争中抢得主导地位。不只是最高指挥部，每一位战士都必须服膺这样的精神。”
在这里，听众能听到丘吉尔发出的清澈响亮的呼声，能听到他吹起战斗的号角。丘吉尔描述了具体可感的对敌方式，来引导听众的情绪向着他预定的方向前进。没有了“水泥防线、天然防线、无情的进攻”这样具体可感的形象，只有空洞的战争或说教式的战争要求，能让听众感受到战争就在自家门口吗？
听众情感的变化，需要事实的铺陈。用有力的事实告诉听众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切，听众的情绪就被你鼓动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