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8—1645)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克念子。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哲学家、学者。因讲学山阴城北之蕺山，人称蕺山先生。宗周为遗腹子，家贫、随母就养于外家。外祖章颖，富于学而屡试不第，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均出其门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为礼部主事，上疏参劾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赖叶向高力救，得免廷杖，坐夺俸半年。四年(1624年)起右通政，参与东林党活动。以疏劾宦官魏忠贤，停俸革职。崇祯元年(1628年)为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1641年)帝以宗周清正敢言，用为吏部侍郎，未几，擢左都御史。以论救姜垛、熊开元，再遭革职。福王监国，复官，痛陈时政，弹劾阉党魏忠贤、马士英、阮大铖，而辞官归乡，弘光二年(1645年)，第一个南明政权灭亡，绝食二十三天而死。刘宗周是明末“蕺山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陈确是他的学生，曾筑证人书院，提倡“诚敬”、“慎独”之说。认为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之外”，肯定“理”是“至善之体”。到了晚年，对宋明理学产生某些怀疑，提出了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命题。著述颇丰，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补遗》。
相关链接“1641年与崇祯的对话”崇祯十四年(1641年)，刘宗周求见皇上。在刘宗周看来，明朝是有中兴之望的。但要中兴，首先皇帝应布仁义，效尧舜。
认为“尧舜之道，仁义而已矣。出乎仁义，则为功利，为刑名”。他批评崇祯“求治之心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其次，要皇帝辨忠奸，起贤人。他以为酿成己已之变，是由于“小人进而君子退”，小人与中官沆瀣一气，相互引荐，君子则退避三舍，或贬、或逐、或迁、或刑。
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朝廷之不察而用之，才出现奸臣当道，祸国殃民。“念乱图存，首以进君子退小人。为挽回世道之根本”。第三要“皇上开诚布公”，进贤才以资治理，开言路以决壅闭。当崇祯问他如何整顿时，他直抒胸臆，提出“武备发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欲选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二部得人，则庶司莫不称职，而予以制御边鄙不难矣”。选才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才望与操守并重，这样，才能达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
“《大学》的基本精神”刘宗周肯定“诚意”是《大学》的基本精神所在。他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格致，诚意之功也。《中庸》之要，诚身而已矣。明善，诚身之功也。”刘宗周认为，忠信无欺就是“诚”，学应以诚为本，不在诚字上立脚，将如禽兽、路上人一般。“意”是“有善而我恶”的心之本体，有善而无恶。“念”是后天的，应防恶念，举善念。他揭露当时社会的病根是“近世士大夫受病者，皆坐一伪字，使人名之日假道学”。
因此，他从《大学》诚意之道出发，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提出了质疑：“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古本序日：‘《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良知而已矣。’婉转来说，颇伤气脉。”他这种不拘泥师说的为学风格，值得后人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