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为文为人风度，有点像淡水太阳，镇静而持久地存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句话，倒很可以概括她的生活。
她的娴雅的风度，倒是从文章可以品味出来的。多年前读《干校六记》，仍记得小引文章中说道：“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下的小穿插。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说是水落石出。这次运动也如同历次运动，都少不了三种人……如果一定要记，有人会记愤，有人会记愧。一般群众会惭愧自己糊涂，随着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惭愧自己怯懦，虽知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是对运动不积极参加罢了。”它至少可以做一个参照—使人窥见那些出生入死从政治阴霾底下穿越而出的人物，所经历过的凶险，所遭遇过的苦难，所存留的伤痕。然而她的“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却依然保留了忧而无伤、安静娴雅的气度。如同一棵临渊的树，历史的巨浪大浪淘沙，却淘尽怨怒和愤恨，只余惯看笑月春风的风仪。
翻译家叶廷芳曾说，在干校的时候，他与杨绛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见，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下，可谓人人自危。当时，杨的女婿自杀身亡。而她却并没有表露，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甚至脸上丝毫看不出惶恐的神气。她这个人似乎有着超人的镇定与安稳的功力。叶记得在一次批斗会上，对于造反派的战斗檄文和陈述罪状，其他几位都低头认罪，台下挥拳呐喊。杨却居然抬起头来，脸都涨红了，一面跺脚一面道：“事实不是那样—就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就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令人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
她这个人，究竟是擅忍还是擅勇呢？
或许真的勇猛，并非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而是在基本的真相面前，不随众，不从俗，对自己的内心不离不弃，不因为利益而扭曲内心，也不因威压而出卖灵魂，乃至愿意冒任何的代价，仍然保留那一份纯与真。勇敢的瞬间如同在激流中截流，风云激荡，却短如一瞬。杨的为人，倒让人想起张爱玲笔下的《十八春》里的顾曼贞：“历经那么多苦楚，她依然余勇可嘉似的—纤细而坚强，正如她的为人。”
《杂忆与杂感·杨绛散文》（1994年，三联书店）这本小书，收录了忆旧、拾遗两部分。其中耐人寻味的一段，是说到她妹妹杨必（即阿必）：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有“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
阿必是小圆鼻头。于是阿七画了一幅画，一面笑道：“鸭蛋其脸，大圆其耳，小圆其鼻，薄阔其嘴……”阿必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又“哇”地哭起来。以后逢画必哭。忽有一次，阿必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时，夺过笔，在脸上画了许多点子，大声说：“皮蛋其脸！”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杨绛道，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这样看来，她或许也是崇尚袪除娇矫二气可以将自己作为嘲讽对象以为幽之一默的。这或许是她养心法之一。
在她95岁以后，极少见客人。季羡林曾说：“不要去打扰老太太。对她最好的尊重，是给她安宁。”她一贯淡薄与出世，婉拒是她的必修功课。
2005年，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诞辰400周年。忽有人对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译本提出异议，话也说得有失尊重。她自然不会开口，学界却为她鸣不平。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杨绛文集》中，收录了杨绛先生《记我的翻译》一文。文章是20世纪80年代写的，谈到了翻译《堂·吉诃德》的前前后后，也谈到了另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过程，也正巧谈到她的翻译观。我想，或许对该文的摘编也可以给不敬之言的一种间接回应。于是通过其法律顾问吴学昭引见，电话直接打到杨绛家里。
“你说话一定要大声啊！”阿姨先在电话里叮嘱我。然后传来杨绛的声音：“我现在快成一个聋子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很稳。我说明意图。她说：“……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可以借书给你。”
杨绛三里河的家，可谓闹中取静。那是夏季里最热的一天。我一路驱车，神思纷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不堪。但在敲门的一刻，人忽然从内到外安静下来。
她穿浅色的棉布衬衫，很安静，很友善，走路很轻。引我到客厅沙发，吩咐阿姨倒茶。她营造了一种妥帖舒适的氛围，也以沉默和微笑回答我的来意—据说沉默和微笑是处理问题的最好的两个武器。沉默可以回避问题，而微笑可以化解问题—“我知道你对我好。”她又说，“我耳朵听不太清楚。如戴上助听器，耳边又像是打雷。不过我们可以笔谈。”我瞥见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就平放在茶几上，是她早预备好的。
在我喝茶的间歇，她忽起身回房，搬出几本厚厚的《杨绛文集》，回身坐下。可是嫌茶几距沙发太远了，居然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忽然发力猛地拉动茶几。然后在我惊讶的目光下，准确地翻到《杨绛文集》第67页，指示我的注意。她神思清晰，动作敏捷。这一年她96岁，我简直不能相信她的年龄。
“你读过的《我与〈吉尔·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这儿？”她大致说了，在《记我的翻译》一文里，哪些部分是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哪些部分是关于《堂·吉诃德》的。她用铅笔一一作了注释。从哪起，到哪止，删减什么，接续到哪里。还在一些名称下面画了横线。听不清楚的话，都写在纸上对谈。她的谈话语句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一点连青年人都有所不及。并且我相信，她的反应一点不比我慢。因为，就在我刚要拿出相机、提出友好要求之前，她忽然笑问：“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照相，好不好？”
我的礼物，其实她已准备好了—一枚三联书店特制的《我们仨》书签，上有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钱媛女士三个人的印章。其中一张照片是三人合影。“那是1950年清华校庆日的清华大学宿舍。当时我们住在清华，和林徽因是邻居。”她笑道，“我抱的小猫刚满月，这双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
我把原文更名为《我与钟书的翻译往事》予以刊发。文中说：“我问钟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他的话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自谦道：“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其中涉关重译《堂·吉诃德》的来龙去脉，或许对陈明真相有所助益。
修炼与涵养，固然使她睿智和淡薄。但淡薄归淡薄，她对于学术还是认真的。她不会主动出面解释什么，但如果机会适宜，她显然还是愿意说明情况的。她的头脑非常清晰。也并不因为自己的年龄，而放弃申明的权利。
我后来又去过她家。那天刚巧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姊妹篇《我们的钱媛》一书送来。在她的书桌上，她用笔慢慢在扉页慢慢写下来：“徐—虹……”再往下写，第三个字是“小”字—我当时呆了一呆。当然，写的不是“小姐”，结果她写的字，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旁说，杨先生真是给足面子了！我心里当然是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