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中，我提起过中国已急切地表示要了解欧洲技艺和实业。我还提到，中国的制度是鼓励人们去尝试实用技术的，外国人唯一应该努力展现给我们的是他们的新奇方法和机械发明的价值。
我觉得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外国人强行加之于我们的。
耶稣会士获得成功的高超技艺不用我来吹捧，他们对中国人的性格很了解，因此能够独立活动。其伟大的工作，大概已经转化成为一种世界文明的事业。他们知道一切进步都得顺其自然、循序渐进，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坚持不懈的工作成果，而不是使用暴力的产物。所以，他们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承认这一点，并不感到羞愧。
自从耶稣会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在西方世界所经历的漫长的一百年里，大革命的风暴不断，旧王朝被推翻了，旧信仰被改变了，旧制度被废除了，新君主被拥立了，当代文明在武装冲突和炮火声中建立起来了。西方世界似乎在还没有确保和平统治的情况下，就已达到了文明发展的巅峰。
辉煌的成果之一是大革命，开放了大量的国际性通商口岸，其发展速度很是惊人。所有国家都已开始从事贸易，争相建立自己的产品优势，全球性展览会的举办，即成为这种努力的回报。在蜂拥奔向欧洲各国首都的各民族之中，中华民族占据显著地位。
在这里，不用对中国与西方确立社交关系之前的政治情形加以回顾。我既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也不想这样做。我曾经提到过，中国有教养的人向来不谈政治。所以，这本书只打算以闲谈的方式，回答那些时时使我困扰的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别的企图。
我一直都不想对那些住在我们通商口岸的各国人发表评论。他们多数都希望能继续扩大其影响，且人人都将本民族特有的天赋，用极为夸张的方式注入社交生活。我们不能赋予他们那些能使我们欢喜的特征，只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使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持久、从容。
在这些外国人里面，有的已把他们的知识和实用技术用于中国的公共事业，并且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在慈善工作上表现出来的耐心，与首次在革新尝试中得到证明的机智老练，已经成为他们获得事业成功的动因。在受到中国人有意识的抵制和官员们的敌意时，他们不用抱怨什么，一般地，这种抵制和敌意不会无来由地公然爆发出来；这一点也足以说明，那些获得成功的人既没有感情用事，也没有抱怨诉苦。
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兵工厂已经在许多城市和码头都建起来了；矿山已被开挖；帝国的各个省份与首都被电报网联系在一起；飘扬着中国旗的贸易汽船正顺着海岸和内河航行。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可敬的人们奉献的结果。若说他们还没能做得尽善尽美，最起码也证明了他们在发展实业的道路上，已迈出令人深感可喜的一步。中国人正逐步掌握被译成中文的科学书籍，这使火马在这个国家出现时，人们不再会对它感到恐惧。
日意格在取得成功的外国人中，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他的名字经常在法中交往中出现。若提及年轻的欧洲对古老中华的影响，首先映入我脑海的就是由他创办的机构，我指的是福州船政局。这项事业的确获得了巨大成功。假如在这里提起它，最使我肃然起敬的并不是创建者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而是它所采取的管理方法。使用这种管理方法表明他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充分了解和尊重。幸亏在这里工作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每次中国政府或我们的同胞授权外国人成立某个机构时，都可以将福州船政局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当成样板。
人们期待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但美好的愿望不一定就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中间需要艰苦的劳动。就像格言所说的“自助者，天助之”，日意格在中国的经历，是这句格言最好的证明。
日意格刚到中国时，还是一位海军军官。起初，他学会了讲官话，并让自己习惯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年，他和供职于海军和陆军的朋友一起，在浙江组织并指挥了一支中法联军——“常捷军”，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这是他获得中国统治集团作为坚强后盾的第一步。后来，他被当权者根据皇帝的旨意指定去创办福州船政局。大众普遍认为应该给予他最高级别官员的待遇来酬报他。
“Arsenal”照严格的字面意义来说，指的是生产武器的工厂或军械库；可是福州船政局创办的目的，既不是生产火药步枪，也不是生产大炮。基本上来说，它是一些专司建造船舰的车间和工厂的组合体，它的目的不只在生产战舰，还要有效地利用中国的金属宝藏。船政局另建有一些附属学校，欧洲人负责执教，所以它又能被称作是一所注重实践的学校。
船政局所培训的学生里，有几位是在欧洲完成学业的，他们都已是熟练的工程师，并即将担任已成立的或正在规划中的几个子工厂的主管。
一八六七年，福州船政局正式创办。我那时还年轻，理解不了开办这项事业的艰难。在我的记忆里，还不能对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作出准确的估价。下面，我要从船政局正监督给巴黎的土木工程师协会写的一篇学术报告中，摘录一段，以飨读者。
“一八六七年初，开始着手开展一些筹备工作，像召集员工和准备材料，可是在该年的十月一日前，这项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当我从法国获得了一些劳工和物资后返回时，那些工厂，严格说来应该被称作船政局的工厂有了真正的发展。坐在露天的稻田里，看到厂房将要从那儿拔地而起，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无法忘记曾经为此而遭受困难。从法国购进的机器还没有运到，码头上也没有从欧洲来的工具和机械。但我们却只能去工作。”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修建的唯一建筑，是一座小小的方形棚屋；很快，我们就建起两座熔炉，鼓动风箱，将我们的第一颗钉子生产了出来。”
“我们又在当地木匠的协助下，竖起了打桩机，将一座车间建起来了。”
“同一时间，两百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做着土方活，因为我们得将地基垒高一点八米，好让它高于洪水的最高水位。所以，得让天生性急的中国人冷静下来。这些中国人都急切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见到结果。我们对这些木制车间的结构很熟悉，待我们的机器从法国运来后，它们就被安装在车间里。这些临时建造的工棚仍然存在，船政局的建筑物在里面显得很普通。工人们利用剩下来的材料，在业余时间匆忙建造了与那些永久性的建筑物相邻的工棚。”
“所有到过福州并写下游记的旅行者，都无一例外地赞扬了船政局。”
“这样的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良好的管理和秩序，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从始至终的和谐，对船政局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人们目前还没好好评价这一点。中国人拥有船政局的管理权，帝国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对其进行监督；欧洲人则独立承担起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
“正是幸亏有这一制度，船政局里仅有的几位法国侨民一直能在建设过种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所有人都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能在管理工作中得以施展才能，并且通过培训得以提高。”
日意格还在我前面引述的一篇报告中说：“我相信我的国家，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某些好处；法国人全权负责船政局的业务指导，我们的工作制度和生产方式能够被中国官员理解。法国的机器被安装在舰船上，船政局与法国工业界一直保持着交往。法国人还负责学生和学徒的技术培训，只要中国获得了发展，中国人就会永久地从现在还在束缚他们手脚的狭小圈子里逃离，并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的目光转向法兰西。”
这些言辞没有庸俗无聊的个人野心，却充满了令人振奋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引用。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通过艰辛的劳动为国家赢得荣誉，并把这一切作为两国的希望之光和美好之源，以此向未来献礼。面对这番由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所激发出来的豪言壮语，我们无不为之击掌喝采。像福州船政局这样的机构是伟大的，因为它们传播文明，并让那些能使各民族更加团结的思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推动下，社会才能够不断地向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