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冬后，李自成进入关中，接着收取秦晋冀广大地区，虽未置卫，但在政治和军事要地都留有驻防部队，只是史料缺乏某地某将统兵若干的具体记载。李自成未能在山海关之战投入更多优势兵力，原因就是将部队留在已占领的各地了。大顺军山海关参战部队幸存不多。永昌二年（1645年）春，李自成从西安撤走时率众十三万，退至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又收集部队七万，共计二十万，此外还有李过、高一功所率部队。这十三万众除去家属，多为地方守御部队，其余七万除去家属全部是荆襄等地驻防部队。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并非不重视占领区的建设巩固。
（三）大顺军的兵种
按照大顺军的主要武器装备、活动空间和担负任务等的不同，可将其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也可分为作战部队、后勤部队等。就兵种而言，大顺军的陆战部队有步兵、骑兵、炮兵。此外还有水兵，因其兵员数量较少，存在时间较短，故不视为一个军种论述。
1．步兵
步兵是我国产生最早的兵种，骑兵和火器兵种出现后，步兵的作用有所减弱，数量有所减少，但不能完全取而代之。
步兵是大顺军的主要兵种和基本武装力量，兵员数量多于其他兵种。此兵种以刀、枪、箭等为武器徒步作战，机动性不及骑兵，防御时扼守阵地杀伤来敌却优于骑兵。在其他兵种配合下长于进攻防御之敌。
大顺军的步兵善用登梯、放进、爆破等法攻城。史籍说大顺军“善攻”，主要是指善于攻城，而步兵在攻城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最大。
不少史料说，大顺军临阵，经常是“矢如雨集”，“箭着城如猬毛”，“步兵长枪三万，击剌如飞”；攻城时投入大量兵力“穴城”、“放进”。由此似可推知，步兵中还有弓弩手、长枪手、工兵等专业小兵种。
总的看，大顺军的步兵虽有劣势，但也有优势，在诸兵种协同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骑兵
骑兵是大顺军最重要、最富战斗力的兵种。此兵种执行作战、巡逻、警戒、侦察等任务，速度快，机动性强，能迅猛实施野战突击与进攻，又能迅速转移和撤退，因此倍受惯于流动作战的大顺军重视。
大顺军“行兵倏忽”，流动如“漂风疾雨”，精骑一昼夜可行数百里。《平寇志》卷六记载：“贼营多马”，“马既甚多，大马日支料一斗，中马六升，饱腾如是”；“骑兵决战，一兵必二、三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毙”。
一般而言，骑兵都是精兵。这些精兵不仅配备战马多，随从保障人员也比步兵多。《平寇志》卷六说：“我（官军）以一兵为一兵，贼以数十人养一兵，无怪乎贼之踊跃也。”
除去后勤保障兵员，骑兵的数量比步兵少，战斗力则强于步兵。史载“贼利于战，不利于守”。骑兵攻城不如兵步，野战则强于步兵，是大顺军的精锐部队。
3．炮兵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洛阳城时，官军将领罗泰、刘见义、谢应龙、田虎等率部携炮投降农民军。《流寇志》卷五载：官军“刘、罗二将夜噪，燔西关降贼。……贼以炮攻城。”《甲申传信录》卷六说：“帅标威武将军谢应龙，原系罗岱家丁，精于火器，在洛阳投闯。”李自成农民军大量有炮和炮兵，当始于此时，农民军就用降军所献大炮轰击洛阳东城。此后进攻开封、南阳、归德等城，都用炮火配合步、骑兵攻城。
炮兵既可独立进行火力突击，又可支援步、骑兵协同作战，其威力远胜于小型火器和冷兵器。明末官军都装备有火炮。常受官军追击的农民军初期无炮，深知炮火的威慑力，史料故说“贼畏炮”。
农民军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当时大炮过于笨重，不便携行，农民军对炮兵的发展没有像对骑兵那样重视，战事紧急，远距离转移时，已有大炮当不随带。清军早在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时期，就仿制成了红衣大炮，先后用于对明军和大顺军的作战。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的潼关之战，清军用了炮火突击，大顺军却无炮火抵御，这不能不说是大顺军致败的原因之一。
4．水兵
大顺军进入湖广地区，多有大江，始设水兵。《绥寇纪略》卷九载：“彝陵，楚蜀门户，分通达卫左、右威武将军蔺养成、牛万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张礼水师六百人为守。”《甲申传信录》卷六亦记：“帅标都尉张礼分守彝陵，……令招水兵六百为守。”
大顺军水师将领，史料仅见张礼一人，实不止一人，水兵也非仅此六百。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靖远大将军阿济格奏报，清军在湖广追击大顺军，缴获的船只就有“三千一百八艘”。大顺军拥有的船只不会全部为清军所获，仅从这个不小的数量，也可窥见大顺军水师是有较大规模的。
《流寇志》卷七载有大顺军水陆并攻明郧阳守将王光恩的战例：崇祯十六年，“自成人秦后，遣兵攻郧者凡四。……贼以大船载炮，光恩设水寨于汉江极泛处，而以轻舟往来截杀，舟截火药焚其营，江水为赤。贼二十万水陆并进，光恩以步兵伏草茅，出没如神，贼大溃。光恩乃捣其水营，尽获其艅艎”。
《绥寇纪略》卷九也有相同记载。此战大顺军水营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大顺军将士多出于北方，步、骑兵经十数年征战锻炼，长于陆战，不善水战。
二、旗官服制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大顺政权建立之后，部队建设走向正规，各项制度随之建立，趋于完善。从散见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大顺军旗制、官制与服制的基本情况。
（一）旗制
旗帜有便于识别、指挥、联络和壮军威的作用，所以古今军队皆用。旗制是军制的内容之一。大顺军于崇祯十六年始建军制，五营体制正式确立，旗制也相应随之而建。史籍载其大略，对五营旗色记载不一。
《明史·李自成传》：“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红，前黑，后黄，纛随其色。”《绥寇纪略》卷九所说旗色与此相同。
《甲申传信录》卷六《李闯始末》：“每队立一标旗，行营望之而走。营将各制一坐纛。标营用白旗，以杂色号带为别，而纛皆用黑。左营则用纯白旗，右营用红旗，前营用黑旗，后营用黄旗，而纛之色随之。惟闯用白鬃大纛而银质，上无雉翎，状如覆釜。”
《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擅号设官》：“每队立一标旗，行营望之而走。标营用白旗，纛皆用黑，左、右、前、后分用黑、白、红、黄色，而纛随之。”
谭吉璁《延绥镇志》、光绪《米脂县志》俱载：五营“旗纛则前黑、后黄、左白、右红、中青，以五行克胜为色。”
五营旗色，《明季北略》所记与他书差异大，多不可信。《明史》与《甲申传信录》的记载基本相同，但说标营（中营）与左营都是白旗，似不可能。尽管中营白旗“以杂色号带为别”，左营为“纯白旗”，但两营标旗还是白色，远观难辨，以理不合。
据多书记载，各营标旗与坐纛颜色一致，即“纛随其色”。两书所说左右前后四营就是如此，而标营却成了例外，可能记载有误。
谭吉璁《延绥镇志》、光绪《米脂县志》所记，五营旗色有别，前、后、左、右四营的旗色与上述二书记载相同，不同的只是说中营为“青”。此说应是对的。“青”指蓝或近于蓝之色。大顺服色尚蓝，李自成东征山海关出北京时，《甲申传信录》卷六说他穿“蓝布箭衣”，《甲申纪事》说他穿“青布箭衣”，此“青”即指蓝。蓝色是大顺崇尚之色，中营是李自成的“中权亲军”，旗用此色，以理相合。
大顺军旗帜的规格、样式如何，旗幅上有无文字、图案等，史料缺载，不可考。
从一些零散的史料知，李自成农民军使用有指挥旗。周在浚《大梁守城记》载农民军首攻开封事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五日，又有白甲贼首，执小红旗招谕”。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大顺军与吴三桂军战于山海关。《平寇志》卷十一记两军战事说：“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流寇长编》卷十八记此战也说，“闯贼以旗左右指画”。农民既有指挥旗，必有将士能识别的旗语。
（二）官制
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开始正式建立文武官员制度。这里只说武职官制。其时，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自元帅以下，确定职衔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并规定了各职品级。
《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擅号设官》载：李自成在襄阳“设官分职，自称倡义大元帅，为一品；权将军，为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将军。（六品都尉漏载）七品，掌旅；八品，部总；九品，哨总。”
《甲申传信录》卷六《李闯始末》载：崇祯十六年三月，“闯广收部曲，设伪号，自称倡义文武大元帅。一品为权将军，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五品为威武将军，六品为都尉，七品为掌旗，八品为部总，九品为哨总”。
《流寇志》卷七记：李自成到襄阳后，“修襄王宫殿，设立伪官，右武。武官不设一品，其二品日权将军，三品日制将军，四品日果毅将军，五品日威武将军，六品日都尉，七品日掌旅，八品日部总，九品日哨总”。
以上对武官职称和制将军以下品级的记载都一致。只有《明季北略》说“大元帅为一品”，《流寇志》、《甲申传信录》则不记大元帅设有品级。
《小腆纪年附考》卷一说，崇祯十六年“五月，自成伪号新顺王”。按此说李自成称大元帅不久就称了新顺王。《明季北略》说“大元帅为一品”，应是李自成称大元帅时的事。他称王之后，已不是武官，不再接受武官品级，一品便出现了空缺，而权将军成了最高武官，故变为一品。《流寇志》、《甲申传信录》记载的应是李自成称王之后的情况。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这次封爵的主要是有功将领，体现了李自成对武将的重视。
《甲申传信录》卷五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建设伪官”，“五军府更五军部”。明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各府长官为左右都督。大顺政权将五军都督府更改为五军部，仍用都督官衔名，任命田见秀、刘宗敏、李过等权将军或制将军为都督。
大顺政权未统一全国前推行“右武”制度，崇尚武力，重视武官。“凡文官俱受大将军节制”；官服上的补子，“不论文武，悉用兽去鸟”等规定，都是这一制度的体现。推行“右武”制度，是保持农民军革命性质，夺取胜利、巩固政权的需要。
《甲申传信录》卷五载，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建设伪官”，“更官名”，“正总兵更正总制，副总兵更副总制，五军府更五军部，守备更守旅，把总更守旗，其余皆如故”。《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改制度》条说：“明朝制度，贼任意纷更。”“武臣守备为守领，把总为守旅。”这时李自成参照明制对武官名称可能有所更改，但一些记载既不完全，也不准确，实际情况难以考清。
大顺军有关防，武官有印。一载，大顺“关防日符，方印日契”。关防是一种长方形印信。用印的材质、规格、重量等应有规定，但史料有关记载极少。《甲申传信录》卷六说，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授老回回马守应“永辅营英武将军金印，重四十八两，回嫌其小，不用”。记载有疑点，恐不可靠。
（三）服制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在逐步完善官制的同时，按照历朝惯例，也建立并实行了文武官员的服制，大顺军将士的服装制度是其重要内容。
首先，大顺服色用蓝。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刘尚友《定思小记》也记大顺“服色尚深蓝。”
大顺因何是水德王，服用蓝色？这与古人的五行学说有关。春秋时产生了五行相胜的思想，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驺衍，又提出了“五德始终”的学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终而复始，循环变化，以此说明朝代兴替现象，并认为新兴朝代有必要制定适应历史更替的易服色等制度。按照这一学说，明朝是火德，所以“服色尚于赤”；大顺为水德，从五行类象来说，水属蓝，故而服色尚蓝。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岁次丙午，按五行纳音之说，他是天河水命，正好与水德相合。按五行相胜思想，水胜火，这与大顺战胜大明相合。这是李自成为水德王的原因所在。
《崇祯长编》卷六十二说，崇祯五年前在山西的闯将李自成、紫金梁王自用，“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以红衣为号”。可能因李自成曾喜穿红衣，谭吉璁《延绥镇志·李自成传》故有大顺“服色尚赤”的误载。鲜艳的红色容易被敌发现，不利于保存自己，后来不见史载他战时穿红色衣服。
从史载李自成和大顺官员的穿着情况看，服用蓝色是在建国后付诸实施的。如李自成在西安即位后，“亲阅校射，身被蓝布袍”；进京时，“毡笠缥衣”，缥衣，是淡蓝色的衣服；东征吴三桂出京时，“绒帽，蓝布箭衣”。刘宗敏在北京接见听选明官时，衣着是“方巾蓝衣”。
其次，对服装样式、领子、补子等有明确规定。《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自成改衣服印契》条：“公服用棋盘方领，补子、服色，文武一样。”陈济生《再生纪略》载：“公服俱用棋盘式，方领补。不论文武，悉用兽去鸟。”
再次，品级有区别标志。《甲申传信录》卷五《槐国衣冠》载：大顺“官服领帽，以云为级，一品一云，九品九云。”赵士锦《甲申纪事》亦记：“品级以云为等，一品一云，九品仿之。”史籍还说：“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官带用犀、银、角三等”。大顺官服上衣补子上有兽，标志官员品级的云朵，位在兽的左上角。这与现代军队军官肩章上的军衔等级标志，有相似之处。
另外，大顺军官服，“先在营者”与“新降臣有别”。“先在营者冠服如品，新降臣止方巾色衣。”品级人流者与未人流者有别。人流者“冠服如品”，“其未人流者箭衣大帽”。有的服装，军民有别。“其乡民不得穿箭衣，以别军民。”军官着装，上朝等正式场合、战时、平时有别。将军上朝穿官服，《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五《贼仪制》记，李自成登极演礼，“文武大臣服色，俱焕然一新”。新的服装当然是官服，这类同于现代军队的“礼服”。战时穿箭衣和“箭矢不能人”的“棉甲”，这类同于现代军队的“作训服”。平常则穿普通蓝衣，这类同于现代军队的“常服”。军官与士兵服装的区别，只是军官多一官服，战时、平时的着装与士兵无异，即使是李自成，也是如此。《流寇长编》卷十八记李自成在北京时，“闯贼深檐帽，蓝箭衣，与诸贼无异”。
前引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军中“官帽亦用蓝”。此书又记大顺军士兵戴白帽，并记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出北京是“白帽青布箭衣”。大顺军攻占北京时，赵士锦身在北京，对其衣着必有见闻，所记当实。蓝色官帽与蓝衣协调配套，应是正式场合穿戴，而白帽应是作战等非正式场合戴用。
据《流寇志》卷三、《后鉴录》卷五等载，崇祯九年（1636年）夏，李自成农民军转战至陕北延绥西部、米脂城外，将士们衣着“锦绣”，走亲访友，“乡人多艳慕”从军。可见义军的服装比农民的好。从史料还可知，李自成定军制前，部队服装样式、颜色不统一，之后也只是部分统一。
三、军纪军规
（一）
李自成深谙带兵之道，严于治军，十分重视军队纪律与法规建设，并严格执行。
《绥寇纪略》卷九记载：“自成令严，兵行无敢反顾者。”同卷还记：“自成若覆舟于海无噍类，由其法严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