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大绶等绕道走了二百里是可能的，但所掘李自成祖墓不在李继迁寨，而在武家坡之西三峰子附近山上，即长峁墕永峰山附近。
（二）
李自成祖墓有坟二十三座，进入祖茔的“合并”墓都可以立碑（夫妻只亡一方不立），这么多坟一般不会一通碑没有，碑上应有男墓主姓名、配偶姓氏和子孙名字。即使是贫困人家，墓中至少也应该有墓砖墓瓦、祭食用具和墓灯用碗，这是米脂明代以后最基本的葬俗。新勘茔地第一座坟中的方砖上有立界文，写明茔地所在村庄、山向、权属、四至等。每座坟中都有圹符砖。墓瓦上应有墓主姓名、生卒时间等内容，字用朱砂书写，经久可认。米脂有些姓氏家族修家谱，如不知祖上名字、辈分等时，开坟看墓砖墓瓦即可弄清。李自成祖墓若有墓碑和墓砖墓瓦，可从中知晓李家许多信息，遗憾的是边大绶的塘报只字未提。没有此物不合常理，用一枚黑碗证明李自成祖墓太缺乏说服力。墓地附近盛产黑陶瓷，哪家祖墓中都会有黑碗。陕北人看边大绶的塘报记载，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疑问。
边大绶掘墓后，畏惧李自成报仇，潜逃回乡，大顺军从北京返回陕西途中将其抓获。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李自成回米脂，杀了参与掘墓的艾诏。由此可知，边大绶没有掘错李自成祖墓。看来，可能有今人不知的原因，墓地确无墓碑，墓中也未发现墓砖墓瓦，否则，边氏不会不知用这些有文字的证物说明问题。
边大绶的塘报对李自成祖墓的奇异之处极力渲染，但对能反映李家人口、家境等情况很少提及。尽管如此，有限的记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且比他书可信。
从坟墓数量和墓制，可知李家人口的大致情况。
《明史·汪乔年传》载：“米脂令边大绶……，询得其族人为县吏者，掠之。言：‘……李氏村，乱山中，十六冢环而葬，中其始祖也。’”《平寇志》卷四载：“米脂令边大绶查得孙姓者，实自成族，拷之，乃曰：李自成‘墓去县二百里，在万山中，十六冢，中则始祖也。’”边大绶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稿没有言及葬式，只说墓地有大小冢二十三座。
从现有史料只知李自成曾祖李世辅、祖父李海、父李守忠，不知他们有无弟兄，弟兄几人。《明季北略》说李海、李守忠“俱单传”，如果是这样，“十六冢”也不会有。此数说明的是既非单传，兄弟也不算少，有人就采信此说。但边大绶是亲赴墓地掘墓人，不至于连坟墓数也弄错，故应以其说为是。
按米脂葬例，一个阴宅穴地，必是同姓同宗近族；未成年男孩不入祖坟；夫妻只亡一方，先“别埋”他处，夫妻皆亡后“合并”葬入祖坟；同辈亡人坟墓并列一行，下一代亡人在长辈之下，按长右次左或东大西小序列并排埋葬；穴地始祖在上，后代在下，无始祖在中，后代“环而葬”之例。新择穴地如不埋始祖灵柩，最上边立请先碑亦可。茔地每有一墓，必有一个成年男子。李自成祖墓有坟二十三座，表明已葬人男子即有二十三人，李自成祖上弟兄不少，人口兴旺，《明季北略》所谓“俱单传”云云不可信。边大绶第二次塘报稿说：李海之墓“左侧稍下一冢，即李守忠墓”。说明李守忠在弟兄中不为长。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夏，清军俘杀了李自成的两个叔父赵侯、襄南侯，史不载名的这两人，不是李守忠亲弟兄，就是较近的叔伯弟兄。若关系较远，不会高封侯爵。这两人未人祖茔，亦即李守忠同辈还有未入祖坟的，这也说明李家男丁不少。
边大绶的塘报只提到“逆祖李海、父守忠两世坟墓”，掘墓队焚毁的骨骸中，只提到李自成直系上辈李守忠、李海之名，均未提李世辅。这说明，李家从河东李家站迁徙河西，可能没有李自成曾祖李世辅，只是他的祖父李海及其以下。从边大绶的记述可知，迁河西的还有李海亲兄弟或叔伯兄弟，三峰子山李氏祖茔中，李海同辈并列的坟墓有多个，又因埋葬年久，没有墓碑，所以李成记不准哪座是李海之墓。李海墓不是最上面单独一座，如果是，李成就不致记不住。似还可知，在李海到此地之前，已有李家近族到这里居住了。
从李自成的祖墓情况，还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李家家境。
边大绶掘墓之后的塘报记述：“据李成称言，伊系闯贼里人，曾为贼祖营葬。今年月已深，不记其祖葬处。但当日葬时，开得三空穴，内有黑碗一枚，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点灯置墓内。”
按米脂葬俗，亡人“别埋”，是临时性的，坟墓使用年限短，只打土墓窑安葬；夫妇皆亡“合并”安葬，则修坚固的砖石墓葬；只要经济实力允许，在老人未亡时，就将砖石墓葬修好；一男如有二妻，“合并”安葬于一穴，正常情况下不分葬三穴。埋葬李自成祖父李海时已有三空穴，这似表明，李海弟兄或叔伯弟兄有多人，三个空穴是为他们三个老弟兄准备好的。当时他们家境应比较好，有经济能力在老人未亡前，修好墓葬。
边大绶的塘报还说，墓地有“大小林木千余株”，说明墓地面积不小。米脂进士高钿《三峰子山李自成祖茔考》说，“墓地广约三亩”。坟墓占地如此大，耕用土地应当更多，说明李家当时不是非常贫穷。
若是富有人家，墓地应有碑牌、望桩（墓地界石），墓中应有较贵重的陪葬物品。边大绶的塘报没有提及，如非漏记，说明李家并不富有。
（三）
据光绪《米脂县志》记载，参与伐掘李自成祖墓的米脂人，不仅有艾诏，还有贺人龙之父贺时雨。此书卷七《乡贤志》艾诏小传说：“诏商同生员贺时雨，谒督师汪乔年，请发（伐）自成祖墓，为压胜计，乔年以闻报可，事下知县，边大绶率夫役（入）山，诏与贺时雨为前导。发（伐）掘焚弃之时，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也。十六年，自成陷延安，进围米脂，为报复计。县中人人惴恐，诏与时雨诣自成军，曰：李自成‘掘坟者，吾两人意，于合邑无干。’自成遂寸磔之。而县城竞赖保全，时人称之为二义士云。”
同书卷十《纪事志》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返回米脂，“磔贺时雨、艾诏于市。初，米脂诸生贺时雨、贡生艾诏，诣督师汪乔年，上书请发自成祖墓”。此书卷十一《艺文志》录《书边大绶（虎口余生纪）后》一文中也说：“掘坟之事，吾乡艾诏、贺时雨两人实赞成之。当自成攻围米脂时，艾与贺同诣贼营，自陈以一死保全乡里。”
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伪顺》，也有与光绪《米脂县志》卷十《纪事志》基本相同的记载。
民国《米脂县志》艾诏小传，不提贺时雨参与掘墓和被杀事，写道：“土人相传，谓其墓有王气。时知县边大绶欲断其龙脉，为压胜计，上其议于督师汪乔年，乔年扎准。大绶乃约诏率夫役人山，发掘坟墓，焚弃骸骨，时崇祯十五年正月初八日也。十六年，自成陷西安，进围米脂，声言报复，大绶潜逃，县中咸惴恐。诏诣自成军中，曰：‘掘坟者吾同边令二人，合邑无干。’自成遂磔之。……至清乾隆十年，邑令唐一贞作赞辞，……辞曰：‘……偕友启冢，希灭叛逆……”按语说：“唐公此辞所谓‘偕友’者，当据土人谣传，谓边令发冢时，诏与贺人龙封公时雨曾为乡导，故云兹。阅冯起龙在自成大营，遣城内父老书五则，边令塘报发冢事二稿，俱未言及时雨，且并无地方人民请发，词气安有谒督师汪乔年，献压胜计事？且果尔，则汪与边令塘报两次批词，何不言及？……以采民间，未得为信史也。”
边大绶的塘报稿记了艾诏寻访李成事，没有言及贺时雨。冯起龙给米脂城中官绅的书信中，记了艾诏被杀事，没有提到贺时雨被杀。这说明艾诏参与掘墓和被杀毫无疑问。民国《米脂县志》据此不从光绪县志贺时雨被杀是有道理的。光绪《米脂县志》记贺时雨被杀有误，但说他参与了掘墓不一定是谣传。从上述材料可见，光绪县志的记载不止一处，持此说者不止一人，也不止一书。贺时雨之子贺人龙时为官军将领，常与李自成农民军对阵，贺时雨也会对李自成有敌意，以理来说是可能的。有关民间的口碑史料和光绪《米脂县志》的记载应当存疑，不宜全盘否定。由《米脂县志》的记载还可看到，伐掘李自成祖墓的初谋之人，有边大绶，也当有艾诏。
李自成祖墓被米脂知县边大绶所掘，人们不禁要问，堂堂官府为什么要掘人祖墓？边大绶的掘墓行动是谁批准？
古人有“一坟二房三八字”之说，认为三者首以祖坟风水好坏影响家族、后代的命运。因此，人们便千方百计为先人选择佳穴，而他人恐墓主后人得好，或要报仇雪恨，便以掘坟为最解恨的打击报复手段。李自成的祖墓，米脂有异人指穴等多种传说。《明史·汪乔年传》谓：“相传，穴仙人所定，圹中铁灯檠，铁灯不灭，李氏兴。”米脂知县边大绶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初五日给上司的塘报稿称：李自成祖父李海、父李守忠坟墓，“相传营葬时，曾有异人为之指画，以为三世后当得极贵，今者其言将验”。
此时，李自成农民军已对明军转入反攻，百姓称颂，从者如流，拥兵百万，驰骋中原，打击官军势如破竹，显示出对明王朝取而代之之势。明政府在政治、军事上对李自成无可奈何，便谋掘他的祖墓，以期置之于败地，以为这样，“庶几闯贼可灭，而国耻立雪矣”。
边大绶率领箭手、乡夫等近百人，冒雪赴墓地，将李自成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等坟墓骨骸，“尽数伐掘，聚火烧化。大小林木千余株，悉行砍伐，断其山脉”。以为如此，“王气已泄，贼势当败矣”。可见，官府的行动不是谋财，而是破坏风水，归根结底是出于政治目的。出于这种目的，边大绶指使贡生艾诏，寻访到李自成同里人李成，获知李自成祖墓所在，待上司批准后行动，所谓“但职未敢擅便，伏乞制台俞允，俾得便宜行事”。
边大绶的请示获得了“陕西总督军门汪乔年”的准允。汪督手札批复道：“读来牍，足见门下报国热肠。第须体访的确，莫使波及无辜，庶天理顺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灭贼，当以门下之功为首。此复。”
米脂人冯宗洙家藏的边大绶第一次塘报稿说：“兹遵令访得逆祖李海、父守忠两世坟墓”，第二次塘报稿说：“职自正月初二日，连奉督、抚、按密扎”。这说明，伐掘李自成祖墓，边大绶是奉命行事；除总督汪乔年外，省府还有参与谋划掘墓之人。
那么，这一行动只是陕西地方政府的决策，还是有明廷的旨意？《绥寇纪略》卷九记：“初，（汪）乔年之抚秦也，尝被命发自成祖、父冢，自成破雒后，声势日张，或献策疑其先冢有异者，（皇）上密令乔年图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载：“闯将破洛阳后，声势日长，或奏其祖墓宜有异，下旨乔年密察之。”《明史·汪乔年传》云：“初，乔年之抚陕西也，奉诏发自成冢。”《明亡述略》卷上亦载：“初，自成祖墓相传为术士所定，圹中置铁灯笼火，曰：‘铁灯不灭，李氏当兴！’及自成叛乱，陕西巡抚汪乔年奉诏发之。”如此看来，掘墓之行明帝崇祯也脱不了干系。
顺治元年，清军进入米脂后，对李自成恢复过的祖墓又进行了毁坏。其恶毒行径与目的，与明官府没什么两样。
此外，邹渏《明季遗闻》、《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祖墓》、《流寇志》卷八说，陕西参政都任也伐掘过李自成祖墓，疑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