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的积雪融化了，空中，冬天的云也在融化，化成潮湿的雪和雨洒向大地。春天来了，街上到处是棕褐色的烂泥，人行道旁边污水流淌，囚徒广场上化了雪的地方，有一些麻雀在欢快地蹦蹦跳跳。人们身上也显示出麻雀似的跃跃欲试的神情。在这春天的喧闹声中，大工业斋的钟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软绵绵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这钟声像老人的谈吐蕴含着说不尽的委屈，听起来悄悄地钟声似乎在讲述着世间万事，音调冷峻而又凄凉。
在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里的师傅们送给我一幅圣徒阿列克谢小巧精美的画像。日哈列夫很动情地讲了一大通，让我永远难忘。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眉毛上扬说，“你不过是个孩子，是个孤儿，从出生到现在才13年。我呢，年龄差不多是你的4倍，可我要夸奖你，要鼓励你，因为你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从不回避，而是面对面地敢于正视！以后要坚持这样做，这很好……”
他还讲到上帝的奴仆和上帝的人，讲得枯燥无味，作坊里的师傅们都嘲笑他，我手里捧着圣像站在那里，既感动，又不好意思打断，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最后，卡宾久欣不耐烦地冲演说家嚷道：
“拉倒吧，别念经似的夸他啦，瞧，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说着，他拍拍我的肩膀，也称赞了我几句：
“你好就好在和所有的人都亲近，这样好！别说是打你，就是想骂你也难开口，哪怕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大家都用善意的眼光望着我，亲切地嘲笑我难为情的样子，若再过一会儿，我准得放声大哭，因为我太高兴了。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成了大家所需要的人。
像往常一样，早晨我到铺子里去，可是晌午过后，掌柜对我说：
“你回去，把库房顶上的雪扫下来，填在地窖里……”他不知道这一天是我的命名日，我换了件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板棚的顶上，把这一冬天存的厚实沉重的积雪铲下去。由于心情激动，我竟忘了打开地窖的门，扔下去的雪把窖门封住了。从棚顶跳到地上，才发现出了差错，我急忙铲雪，好打开地窖的门。不料雪又潮又沉，死死地压在那里，木锨铲不动，可是又没铁锨。我一着急把木锨给弄断了，不早不晚，恰巧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掌柜出现在院子门口，他抡起木锨把儿要打我，我往旁边一闪，生气地说：
“我又不是雇来给你打扫院子的……”
他把那半截棍子一下子扔到我腿上，我抓一团雪照着他的脸上打过去，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扭身跑掉了。我也不再干活儿，回到了作坊里。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拉廖内奇说了一遍。他担心地皱起了眉头，低声对我说：
“你呀，老弟，太冒失了……”
作坊里议论纷纷，大家都骂掌柜的。卡宾久欣说，“得，这一来准得让你卷铺盖了！”
我并不害怕把我撵走，我跟掌柜的关系早就弄僵了。他很固执，一直恨我，而且恨得越来越厉害。我呢，同样看着他不顺眼。不过，我想弄明白，他对待我那样不讲道理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铺子里常常把硬币扔在地板上。我扫地时发现了这些钱，就捡起来放到柜台上的一个碗里，那里有些铜板和几戈比的硬币，是准备打发乞丐的。我三番五次捡到钱，终于猜透了其中的用意，就对掌柜说：
“偷偷扔钱考验我是白浪费精神！”
他一下子涨红了脸，喊叫着说：
“这怎么可能呢？谁会故意白扔钱呢？硬币是自己掉的……”
他还不准我在铺子里看书，说什么：
“你这号脑瓜子也配念书！怎么，好吃懒做的家伙，你还想当个有学问的读书人？”
他并没有放弃他的诡计，仍然想用20戈比的银币引诱我落入圈套，我也明白，假如我扫地时，硬币滚入地板缝里，他就有借口污蔑我偷钱。因此我又一次提醒他不要再玩弄这种鬼把戏。但是就在同一天，我从小饭馆打开水回来，恰巧听见掌柜正怂恿隔壁铺子里前不久刚雇来的一位伙计：
“你叫他偷本赞美诗。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收到赞美诗，有3箱子呢……”
我明白，他们说的话牵扯到我。我走进铺子，他们俩都有点尴尬，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些迹象让我怀疑他们俩暗中商量好想要算计我。
我在铺子里的处境越来越难，也越来越无聊。所有的宗教书籍我都读完了，那些文物鉴定人的争议和谈话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说的话千篇一律总是老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伊奇还像从前一样吸引我。他了解人们的悲惨生活，非常健谈，说起话来引人入胜而且充满热情。有时候我想，孤独的、爱报复的先知以利亚在世间周游，大概就是这种样子。
当我坦率地向老头儿谈起各种各样的人，谈起我的想法，他都真心实意地听我说话。但是，每一次他都把我说的话转告给掌柜，掌柜不是尖刻地嘲讽我，就是生气地骂我一顿。
有一天我告诉老头儿，说我有时候把他说的话记在本子里了，我那个本子里已经抄写了各种诗歌和书里的警句。谁知熟读经书的老先生竟被吓了一大跳，花了许多时间劝说我，坚持让我把本子交给他或者是把它烧掉，然后又生气地向掌柜叨咕了些什么。
我们回家的路上，掌柜严厉地对我说：
“听说你抄了一些笔记——以后不许再这么做了！听见了吗？只有暗探才干这种事。”
我很不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西塔诺夫怎么办？他也常常抄写。”
“他也抄写？这个傻大个子！”
沉默了很久，他出了个主意，那口气是从来没有过的柔和：
“听我说，把你的本子，还有西塔诺夫的给我看看，我给你半个卢布！不过你要悄悄地，做得巧妙些，不要让西塔诺夫发现……”
大概他认为，我会照他的意思去做，他就再没有说什么，迈开两条短腿，跑到我前头去了。
回到住处，我把掌柜出的主意告诉了西塔诺夫，他听后皱起了眉头。
“你真不该多嘴多舌……往后他准会派什么人来偷本子，偷我的也偷你的。把你的本子交给我，让我藏起来吧……弄不好他很快就会把你撵走的，你得当心点儿！”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打定主意，待外祖母一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里——外祖母整个冬天都在巴拉赫纳城，她是被人请去教姑娘们织花边的。外祖父又搬到库纳维诺区去住了。
我很少见到外祖母。她不知疲倦地操劳，要养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外祖父，还要照顾舅舅的孩子——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特别让她操心。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爱幻想，喜欢读书。萨沙曾经在几家染坊工作过，一连换了几个主人。失业的时候，就拖累祖母，心安理得地等着她再给他找一份新工作。萨沙的姐姐也是祖母的累赘。她嫁给了一个工匠，那个人是个酒鬼，经常打她，并且把她赶出了家门。
和外祖母见面的时候，我更加意识到她心肠好，并深为钦佩。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这美好的心灵常常受到幻想的蒙蔽，因而不能看清，也不能理解现实中的种种痛苦的现象。所以我的焦虑、我的激愤，她是难以理解的。
“应该忍耐呀，阿廖沙！”
这是她能够给予我的唯一回答。尽管我向她讲述了生活的种种丑恶，讲述了人们的苦难、愁闷，讲述了使我愤慨的一切。
我这个人不善于忍耐，如果说有时候我表现出了这种耐性，这种畜生、树木和石头都具有的德性的话，那只不过是为了考验自己，为了了解我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了解我立足大地能坚韧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半大小子出于傻乎乎的鲁莽，出于对成年人力量的嫉妒，往往想举起，甚至也能举起远远超出他们的肌肉和筋骨所能承受的重量。他们试图像成年大力士一样夸口吹嘘，把两普特重的哑铃平推竖举。
这一切我都有亲身经历。无论从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上讲，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我都曾经承受过非同寻常的压力，仅仅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我才没有由于用力过猛而受伤送命，没有落下终身残疾。因为使一个人性格扭曲，成为残废，发生可怕的变化，莫过于忍耐，莫过于对外界环境的屈从了。
如果在人生的尽头，我仍避免不了以残废人的身份躺进坟墓，那么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刻，我也会不无骄傲地说：40多年来那些好心肠的人一心一意想扭曲我的灵魂，然而他们顽强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
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一种强烈愿望的驱使——那就是想尽情地娱乐，给人们以安慰，让他们欢笑。
我的四周乱糟糟的如同肮脏的稀粥在沸腾，而我自己也泡在里面快要被煮化了。
我不由得在心里想：
“难道全部生活就是这种样子？莫非我也将和这些人一样这么过一辈子，永远找不到也看不到美好的生活吗？”
生活固执而粗暴地从我心中抹去那些美好的文字，恶毒地用许多破烂儿顶替它们——我愤怒而顽强地抵制生活的暴力。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顺着生活的河水漂流，但是对我来说，河水显得更寒冷，河水托起我并不像托着别人那样容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会在某个水深过顶的地方沉没。
人们对我越来越好，他们不像喊叫帕什卡那样喊叫我，也不拿我开涮，他们用父称称呼我，借以强调他们对我的尊敬。这样当然好，但是看到很多人常常喝酒，看到他们酩酊大醉的丑态，看到他们对待女人粗暴无礼，我就感到痛苦，虽然我明白，伏特加和女人是这种生活里仅有的消遣。
我常常忧郁地想，为什么连聪明泼辣的娜达利娅·柯兹洛夫斯卡娅本人也说女人是供消遣取乐的呢？不过，要是果真如此，那该怎么看待外祖母，又怎么看待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玛尔戈王后，我的情感几乎接近于畏惧。她不同于别人，是那样超凡脱俗，以至于我觉得好像只能在梦中见到她似的。
我烟抽得很多，烟草使我沉醉，使我不安的思绪和焦灼的情怀多少得以缓解。
心里满是烦躁、忧郁和迷惘，再加上春天召唤的气息，我决定还到轮船上去干活儿，然后等船开到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就从那里逃走。
但是，在复活节那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部分师傅回他们家乡去了，留下来的都喝得醉醺醺的。我闲来无事，一个人到奥卡河边的田野游玩，碰见了我原来的主人——也就是我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薄薄的灰色大衣，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嘴上叼一根烟卷，帽子扣在后脑勺儿上，他那张讨人喜欢的脸对我微笑，显得很友好。他的样子很悠闲，看起来十分快活，立刻赢得了我的好感，田野上除了我们俩，再也没有别的人。
“啊，彼什科夫，基督复活了！”
他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气息，从头到脚都流露出无拘无束的神气。
“你抽烟吗？”他问，向我递过来装着粗大烟卷的银烟盒。
得，这一来彻底征服了我！
“听我说，彼什科夫，还到我这儿来吧！”他提议说，“老弟，今年我在市场上承包下来的建筑工程大约有4万卢布，明白吗？我打算派你到市场上去。你在我这里就算是一个监工吧。你负责接收各种建筑材料，看住了，再及时分发到各个工地，别让工人们偷盗。这样行吗？报酬是每个月5卢布，外加每天午饭5戈比！家里的女人们管不着你。你早晨出去，晚上回来。女人们跟你不相干！只是你不要跟她们说起我们遇见过。你在每周的星期天来见我就成了！”
我们像朋友似的相互告别，临分手时他握了握我的手，走远了甚至还回过头来，亲切地冲我挥舞帽子。
回到作坊时，我告诉他们说自己要走了。这句话在大多数人那里都引起了惋惜之情，这足以让我感到荣幸，而最为激动的是帕什卡，他不停地抱怨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作坊里为我举行了告别会，气氛忧伤而且压抑。
我巴不得尽快离开。可是在俄罗斯，人们喜欢把忧伤的时间拖延得长一点儿，告别也像做安魂祭一样。
最后，日哈列夫眉毛一扬对我说：
“《恶魔》这本书，我不想还给你，你愿意要20戈比而把它让给我吗？”
那本书是我的，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把它送给了我。把莱蒙托夫的作品转送给别人非常可惜，我心里有些不高兴，嘴里却说不要钱。日哈列夫便心安理得地把钱放回钱包，十分坚定地说：
“随你的便吧，反正我不会把书还给你！这本书给你不合适，这样的书长时间带在身边会惹出乱子来的……”
最终，莱蒙托夫的书他也没有还给我。
到楼上去和老板娘告别的时候，醉意朦胧的老板娘说：
“别了，求基督保佑你！你不是个好孩子，太放肆了！虽然我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缺点，可大家都说你不好！”
她忽然哭了，含着眼泪说：
“要是我那个过世的人还活着，要是我的好丈夫，我那可爱的心肝宝贝还在世，他准会揪住你的头发，狠狠打你的后脑勺。不过，他会让你留下来，绝不会把你轰走！唉，你到什么地方去呢，孩子？你靠什么活下去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