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北部的宁夏平原和南部的六盘山地区的宁夏中间地带，是中国的黄土高原地理框架分布图上的中心位置。从西往东，这个地带上有着远古时期人类创造的岩画，有中国最古老的穴居形式之一的窑洞。1920年，这里发生了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中国最大震级的大地震，之后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代表北洋政府率队抵达海原，开始了中国第一次地震科学考察，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的建设和中国地震灾害的研究工作。在宁夏平原和六盘山地区中间的同心县一带，匈奴人在这里实现了“鹰与龙的对话”。同心往东，胡旋舞门扇的出土，标志着来自波斯、西域的美女长袖善舞在这片土地上，和固原发掘出的撒马尔罕人的遗物遥相呼应，书写着唐时辖地胡风的灿烂。
一 岩画密码，香山“神马”和大麦地“维纳斯”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香山是贺兰山的一个余脉，黄河将其分割为二，香山在黄河南岸中卫境内。在许多人的眼里，有着中国岩画富矿之称的宁夏岩画是集中分布在黄河北岸、西岸的大麦地和贺兰山一带的，而香山岩画和灵武三道沟岩画却是分布在黄河南岸和东岸的。香山岩画的发现源于当地长期研究岩画的学者周兴华。
周兴华出生在宁夏中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1974年夏天的一天，他在中卫的香山一带搞调查，听当地老百姓说石马沟的山崖上刻有8匹马，远处看很逼真，但走近却看不见了，当地人都叫“神马”。周兴华意识到那可能就是岩画，于是，他翻山越岭走进香山，果真发现了那些“神马”。沿途碰见的老乡说，前面的岩石上刻着狼和石羊，当地人便称为狼嘴子、石羊沟。就这样，周兴华在香山一带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岩画。1989年和1990年，已担任中卫县副县长的周兴华两次带人在全县范围内普查岩画，对发现的2000多幅的岩画逐一进行登记、拍照、临摹、拓片，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中卫岩画》一书。
发现黄河南岸的香山“神马”后，对岩画有着浓厚兴趣的周兴华开始将探寻岩画的视线跳出香山，把眼光越过黄河，伸向黄河北岸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卫宁北山，大麦地就在这个连绵的群山拥抱中。沙漠带给其他地方是灾害、恐惧、干旱等感觉，但腾格里沙漠却赐予了宁夏另一份文明的礼物：大麦地岩画。因为沙漠中干燥的气候和常人因为对沙漠的恐惧而很少进入，使得这里的岩画相对保存得较好。
大麦地岩画内容多是实物的象征图形，也有少量的表意图形与符号，反映的是这一地区的古先民在远古时期的生活、生产、经济状况、心理活动和生存环境。虽然这里的岩画多为凿刻和敲击，但制作精美，形象拙朴、生动。从遍布全球的岩画来看，欧洲著名的洞窟岩画数量并不多，一般集中的地区或洞窟少则100多幅，多则300多幅，没有超过1000幅的。澳洲、非洲的岩画虽然数量多，但比较分散。相比而言，大麦地岩画则很集中——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上万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的规定，每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万幅图形则可称为世界岩画的重点地区。大麦地岩画区每平方公里图像数的密度，堪称“世界之最”，这是腾格里沙漠献给世界岩画研究者的一份重礼。
大麦地岩画完全是游牧文化时期孕育出的产物，而且，从岩画的创作内容来看，大麦地一带在岩画创作时期，完全是游牧地带。岩画内容中，有鹿、獐、岩羊以及虎、豹、狼、狐等森林草原动物，也有牛、马、羊、驼、驴等人类驯化动物，这里的岩画创作不是某一个时期完成的，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对动物从崇敬到驯服的漫长过程。同时，这里的岩画中出现了鸟类的岩画。从这些岩画完全可以看出，这里有着从湖泊、沼泽到草场、戈壁甚至沙漠的演化过程。
黄河横穿宁夏，把宁夏分成了南北两大板块，北部宁夏三面被沙漠包围，但是，为什么只有宁夏西边的腾格里沙漠中的大麦地有富集的岩画群呢？这里不仅具备了游牧文化生活和古老的先民这两个岩画形成的文化基础和创作主体，重要的是，大麦地地区盛产铁矿，这里的原生铁矿硬度远远大于大麦地的砂岩，为游牧先民们制作岩画提供了便利的工具。
1991年10月，国际岩画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周兴华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他的推介使国内外的岩画界人士认识到，来自宁夏中部干旱带上埋藏的另一处人类文明——岩画。岩画的一个重要题材是表现人的生活，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最早的女性人像发现于欧洲的奥瑞纳文化。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认为中国塑造人像的历史比奥瑞纳文化晚几千年，在他的《草原帝国》中就这样说，是草原之路将奥瑞纳文化传到中国的。那么，处在草原之路上的大麦地，有没有女性像？如果有，是早于欧洲奥瑞纳文化的还是奥瑞纳文化在中国落地的产物？
石雕女性裸像最早发现于欧洲，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最早的为奥瑞纳文化期，距今3万年左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从距今3万多年至1万年左右，在前后相续的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的遗址里，出现了丰富多彩的雕刻和绘画，它们是迄今所知人类最早的真正的艺术品……雕刻中有许多精美的动物小雕像，而尤以妇女小雕像为最著名，考古学家常称它们为‘维纳斯’，即古罗马人心目中的‘美和爱之神’。这种小像可能是当时母系社会的偶像。”我国近现代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一直企盼在中国大地上发现史前“维纳斯”。大麦地北坡一幅神秘的女性像岩画，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这是一个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孕妇特征的岩画：人物体态丰腴，两个乳房硕大饱满，腹部隆起，臀部肥大，五官省略，手臂纤细，双腿并立。
周兴华根据这幅敲凿的妇女小裸像的遗存环境、女性特征、写实风格、敲凿痕迹、岩面色泽等因素，将其与世界范围内考古发现的同类造像进行对比研究，周兴华认为“是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雕女性裸像的翻版”，接着向学术界抛出了一枚有关岩画的炸弹：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岩画的“维纳斯”，在全世界尚属首例。他的这个观点，在宁夏境内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香山、大麦地岩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中不乏属于工具、车辆、帐篷一类的内容，那里的几幅车辆岩画，都有车轮，车轮有辐条、单辕、舆，单辕两侧各有一匹马拉车，形象逼真。台湾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点与开展》中就明确指出，进入青铜时代的中国文化圈里，发生十分重大且深远变化的要素有两个：青铜和车的使用。青铜的出现在中国有着清晰的源痕，而中国何时开始用车，在考古学上却没有确切的时间。他指出，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原始形态的车辆，也没有发现任何车型演进的过程，由此，这位史学家提出，车是外来事物。“用车的知识与铸造青铜和金属制品的知识同时传入中国，是颇为合理的推测——车之用于战争与青铜武器的使用，两者都与广袤草原上武装族群的移动有关。战争带来族群之间文化交流及资源的交换。”他将这个交换的时间认定为公元前第二千年纪的中期——“这些族群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这一时期的人类移动频率非常高，西亚有赫底人建立国家，埃及有希克索人入侵，印度有雅利安人移进。中国在这个时候同样受到族群移动影响，车的传入在大麦地岩画上的表现，或许也能证实车是个外来事物。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中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欧洲的奥瑞纳文化沿着草原之路传到了中国的北方，这种文化的遗址在水洞沟就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西伯利亚的草原之路把俄罗斯中部的梳型陶器带到了中国。他所说的这个传播时间和许倬云教授所说的时间大体一致：“公元前21世纪初期，源于基辅的一种饰有螺旋纹的陶器，沿此路传入中国。”大麦地的车辆岩画最早约在青铜时代，即商周时代，晚至春秋战国时代。这或许说明，宁夏地区是最早领受青铜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二 海原：中国窑洞之始
黄土高原是中国地理形态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球上的地貌分布来看，黄土主要分布于中亚到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一带，世界上最大的黄土积聚区就是中国的黄土高原。地理学家们将中国的黄土高原大致划出了一个范围：北起阴山，南至秦岭，西抵日月山，东到陕西和山西之间的晋陕黄河大峡谷，横跨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6省（区），面积64万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地理框架中，处于北纬36°06′～37°04′和东经105°09′～106°10′的宁夏海原县，恰好就是这个框架的中点。从宁夏的地貌看，在贺兰山、香山和六盘山之间，有一块黄土厚积、干旱少雨的“零物质境地”，被联合国官员誉为“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海原就位于这个黄土厚积区的核心区，枯黄是这里唯一的色彩。
这里的黄土有着黄土高原上最明显的典型性，在当地，目前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黄土深处的居住形式——窑洞的民间传说。
清代康熙年间，京城连续下了好多天的大雨，连日连夜的暴雨使得皇宫也开始漏雨，连康熙也因漏雨而没地方睡觉。一天，康熙给身边的大臣说，朕住的地方是天下修建得最好的地方了，连这样的地方都漏雨了，可以想象，天下还有什么样的房子能不漏雨呢？当时，担任陕西提督事务的潘育龙将军恰好在康熙皇帝身边，潘育龙就出生于和海原县紧邻的甘肃靖远县。潘育龙说，皇上有所不知，在臣的家乡一带，那里农民住的房子就是连续下上3年雨，也不会漏水的。康熙皇帝连忙问：那是一种怎样的房子？潘育龙回答说，是当地农民依靠山坡，就地挖出的窑洞，有着“没有不透风的房子，却有不露雨的窑洞”之说。后来，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时，在银川城里，因为军情紧急而不能到靖远、海原一带去看那些神奇的房子，只能望着离银川几百公里的靖远、海原方向，想象那些“就是连续下上3年雨，也不会漏水的”窑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建筑？
如今，在海原一带，我们所看到的窑洞民居，有着传承下来的封闭和内向的特点。以窑洞为主体的居民住宅常以院为中心，院的正面挖3孔或5孔窑洞，中间为主窑，两侧为边窑，群众称之为“一主二仆”或“一主四仆”。院左侧为左膀，右侧为右膀，左右膀能挖窑洞的则挖窑洞，不能挖的就建偏房。前面为高围墙，只留一道门供出入。窑洞均面向院内，如同北京的四合院，它是整个建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庄院也有几进院的，由外到内，把主窑围在最里层，高墙深院，重重屏障，带有十分明显的封闭性和防卫性。长期的封建私有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人们在修建宅第时，除封闭性外，还力求在自身范围内造成一个无所不能，于外界无所求的小天地。这种建筑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建造难度，这种难度也培育了它的建造者和居住者的智慧与自信，这种自信从当地的这句民间顺口溜里不难看出：“贵客来到我家堂，休笑我家无瓦房。土窑好似神仙洞，冬天暖来夏天凉。”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回忆她到中国西北住的窑洞，就是和海原一带的窑洞一样“呈拱形，像半圆形的活动房屋”“窗户是用细木条做成的框架，糊上白纸，可以让充足的光线进来”。为什么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会出现窑洞这种民居形式呢？斯特朗以一个西方人的观点给出了答案：制作成本低。因为在黄土高原上缺乏现代建筑的金属和木材、砖瓦，“中国西北的荒山，很早以来就没有森林覆盖了，山崖干燥，很容易打成窑洞”。在她的眼里，窑洞的优点除了便宜外，还有对气温的调节——“过惯了舒适生活的美国人，可不要嘲笑窑洞，这些窑洞四周都是实土，冬暖夏凉”。
作为人类顺应自然又利用自然创造的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安居工程，海原一带的窑洞，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孕育着这里一代又一代勤劳质朴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谱写着宁夏的又一部文明史，但似乎一直被排斥在宁夏几千年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之外。海原窑洞，和其他地区的窑洞不同的是，它们还见证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窑洞再次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三 山走了，地动了，窑洞不见了
潘育龙将军给康熙皇帝称赞的窑洞，自诞生时起，确实没有一丝畏惧降雨的损害（西北地区本身就少雨）。然而，另一场来自大自然的力量——地震，则能彻底摧毁它们。尤其是1920年，以海原为震中的“环球大震”，使见证人类最早的穴居方式的窑洞，在海原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坏。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和物伤亡、损害最大的一场地震，其释放的能量是唐山地震的11倍，破坏了7个法国般大的面积。这次地震中，设在上海徐家汇的天文台发布的消息以及盖茨神父整理的地震报道，是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第一份地震科技资料。发生在海原的这场摧毁黄土高原上许多窑洞乃至其他建筑的大地震，也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的建设和中国地震灾害的研究工作。
摇一摇，摆一摆，天上的神仙下凡来；不言不语不吃饭，见了凡人跪下拜。吓坏了凡人跑得快，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摇儿摇，摆摆儿摆，地下的蚂蚁出洞来。推倒窑窑儿把房盖，光吃粮食你别吃菜。翻穿皮袄毛在外，你看古怪不古怪。
摇一摇，摆一摆，见人亲得叫奶奶，碌碡跳上房，石头滚下坡，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母鸡把鸣叫，猪娃子不吃菜，你看古怪不古怪。
1920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傍晚，9岁的董善征和村子同龄的儿童在窑洞前的麦场上一边玩着，一边唱这首不知从什么时候传来的“古怪歌”。这首古怪的民谣是从邻村传来的，他们当时并不懂唱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些娃娃唱的内容，竟然就是反映地震的。
“那一年我刚9岁，从山那边的甘肃打拉池来这里我的娘舅家玩。那天晚上，地突然就动了起来，窑洞塌了，人不见了，山走了。过后，我15天没吃上粮食。后来出现的情况是十庄九空，人吃人，狗吃狗，树上的树皮逐渐也被吃光了。这个村里原有37户，最后只剩下了3户人家。”2004年12月7日，我采访海原县西安乡下小河村95岁的老人董善征，目前还健在的当年海原“环球大震”为数不多的见证者之一，老人回忆起那场地震，仍掩饰不了惊悸与恐惧。老人说的具体时间是1920年12月16日20点06分09秒。北方的冬夜来得早，这里的农民休息得早，他们不知道这场夺去了23万人（甘肃赈灾救济会的公告上说是30多万人）生命的地震的中心区就在他们身边，他们更不知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内，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的钟表几乎立即停摆，这些城市和其他所有城市居民点，坐在桌边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一刹那间，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有震感感觉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这次发生在海原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2度、震级为8.5级（这里取官方后来统一的数据）。当时海原属甘肃管辖，所以许多学者称为甘肃大地震、海原“环球大震”。一位回族老阿訇回忆说：“刚刚礼拜完，清真寺里的学生正在念《穆罕麦斯》。我退出道堂窑，突然觉得夜黑得不见五指，呼呼的北风吹来，浑身一阵寒噤。走到前院，猛听见西边轰轰轰大响三声，地摇了，房屋在乱响中全都坍倒。我赶快往道堂窑跑。道堂窑已经不见了，只有冒着气的土。大家发现学生没有从道堂窑里出来。我就动手刨，那时也不知道谁被压在哪里。”
如今，在海原县境内的不少地方，仍能清楚地看到，那些被扭曲的山形和错开的山体。“环球大震”改变的不只是黄土。遍布窑洞的黄土高原上，尤其是从甘肃景泰到宁夏固原200多公里的地震变形带上，山脊、田埂、水系、山前洪积扇等地貌的错断，形成了一系列的地堑式的地面下陷、地裂缝、鼓包、地震陡坎以及成串的崩塌、滑坡，组成了一条规模巨大的地面变形奇观。走动的黄土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产生了极高的地理研究价值，吸引了中外众多知名的地震学家来到这里作考察和研究。“山的搬家”形成了西吉县美丽的震湖，固原石碑湾波浪起伏的滑坡群地貌，海原哨马营被地震劈开的大树历经80多年仍然存活，当时繁华的干盐池城突然间变成了荒堡，著名的西夏“南都”西安城被摇成了一片废墟。银川以北接近内蒙古沙漠的长城被地震切断，高崖成了沟底，山裂开了巨口，平地出现了小湖。最早监测到地震的上海徐家汇教堂的盖茨神父说出现了“大地摇晃并从脚下溜走”，山的移动带来了“惊慌的日子”和“国家的关注”。
当民众在一片巨大的恐慌中时，自然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政府。当时，代表北洋政府在海原执政的县长是一个叫钟义海的湖北人，地震夺去了他的太太和儿女的生命。当地震幸存者跑到县衙里来找县长时，见到的是一个在县衙废墟上“哭得死去活来，软得不能直立”的县长，他不仅没和幸存的民众们去看看死难者，去组织幸存者救灾，或者向上级及中央政府报告灾情，而是哀叹一声说：“打算到与海原毗邻的黑城子暂住，不在海原为官了。”不久，钟县长真的因为不能承受灾难的重负而精神分裂，最后离任了。随后，一个叫何瀛曾的湖南人被新任命为海原县县长，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寒冷与饥饿中的期望值，很快就在这个县长的表现中散失了。何县长被时时发生的余震吓得不敢钻进帐篷，又被时常出没的狼群吓得不敢离开帐篷，在这两难选择的瑟瑟恐惧中他也离开了海原。紧接着上任的县长叫王朝桢，湖南岳阳人。王县长并不像他的两个前任的县长那么胆小，他的胆大没有表现在给灾后需要温饱和重建的海原人民办一件实事，而是贪污了一大笔救灾款，被灾民群起而攻，赶出了县衙。
西方媒体在这场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沉默，“那次夺取了23万人的、毁灭比法国领土大7倍的海原环球大震，西方报刊和传媒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沉默不语”。俄国一个佚名的人在他写的《1920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中表示了他的不满，他对此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关于墨西哥和旧金山地震，新闻记者却写了那么多，好像要把墨水耗尽了。两个大陆的报纸用令人震惊的报道和照片互相竞争，文明世界的大部分都参加了给遇难者的帮助，而对于中国的地震却完全没有任何表示……因为这一次灾难离他们太远，仅震动了那里的中国人。”1921年3月中旬，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克劳斯等人赶到震区进行调查，克劳斯在他的《大山迁往何方》中这样说：“有关灾害的消息受到长期耽搁。”他们作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了1922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夜间移动的大山，似瀑布飞落般的山崩，陷进房屋和骆驼的大裂缝以及把村庄席卷进升起的松软土海里的一切……它也许是发生在现代社会中最缺乏报道的灾难。”在这份报告中指出：“1920年11月～12月，全世界都遭受了一系列震级强烈的地震打击，然而，最骇人听闻的当属这一次，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怖的灾难之一。”
那个时候通信不发达，仅有的通话线都被震坏了，消息根本发送不出去。后来一些记者跑到周边一些地方才把信息发出去。最快的消息发出时，是《大陆报》的记者采访完后，于地震发生5天后的12月21日赶到平凉发出的。当时的中国媒体中，最先报道这次地震消息的报纸《大陆报》如此记载：“四周乡间死者甚多，损失极大。先有剧烈震动，隆隆之声大作，若雷轰然。继则霹雳一声，城垣倾陷一大部，压倒房屋，而全城房屋迭经撼震，相继倒塌，地震不下25次。”1920年12月24日，上海的《申报》转载了这条消息，北京、上海以及更多城市的人们才知道，在中国的宁夏发生了这么一场大灾难。
“所遗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这是第3099号海原县公署卷宗上的记载。
“全县死伤人民共6万余人，邻县死伤人民不可胜计。震后又下大雪，冻死者尤难枚举。”这是当时在北京求学的海原学生冯翰英收到家人写给他的信件上的描述。
“海原有一山，长一里有余，完全崩塌。”这是北洋政府派出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回去后给北洋政府写的《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里的话。
“城池摇平，房屋倒后又遭火灾，嗣后又被抢掠，城内化为沙场。”这是1921年6月23日的《晨报》记载。
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没能立即作出任何有效举措，出现了十庄九空的局面，活着的人生活极为困苦。
1921年2月24日，旅京甘肃人员（宁夏当时属甘肃管辖）在《中国民报》上发出《震灾救济会哀告书》，才在外界引起很大反响。1921年3月1日，甘肃震灾救济会向全国发出紧急呼吁，黎元洪、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界人士在上面签名，胡适、蒋梦麟等知名人士也签名联合发起呼吁。地震灾害也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1921年时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把海原重建任务作为他的重点爱民工程，责成在甘肃省政府成立了筹赈委员会，具体负责海原县的恢复工作。1922年夏天，孙中山为海原县重建题写了“涌金门”石匾，这块长150厘米、高82厘米、厚10厘米的青石匾上，孙中山亲自题写的这3个字，意在希望海原人民重建家园、振兴河山，让贫穷的海原能够有黄金涌入。
人类对灾难的疼痛记忆往往容易退化。2004年12月，我们来到海原采访，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里的地震局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借农业局的几间平房办公，没有水也没有电，好在有一炉温热的炉火，就像当地地震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这还是很容易让人想到83年前的这个季节发生的那场灾难，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地震仪的事实。
胡适曾将陈寅恪、翁文灏、梁思成并称为3位国宝级人物。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名字如雷贯耳，但对1920年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教授的翁文灏来说，则知者甚少。他是我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组织者。1913年，翁文灏学成后归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任专任讲师，后出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教授。从翁文灏的《年谱初稿》中可以看出，他们前往宁夏的线路：先乘坐火车到呼和浩特，然后骑马从包头、五原、磴口进入宁夏境内，在银川时还攀登了一次贺兰山。从青铜峡、中卫到兰州，因为当时的宁夏属于甘肃管辖，他们到兰州后经过短暂的休息，又从兰州向东，抵达海原“查察地震中心区域”。
从甘肃的定西到会宁的沿途，翁文灏的眼里已经是“断壁残垣，震相甚烈”的惨象。从固原到海原的这一程是“此区为厚质黄土所掩，人民穴土而居，地震时土崩穴塌，人埋其中，故伤人特众，创痕尤新，谈者色变”。当地的一个高大的董福祥神道碑，在地震中裂为两段，上下之间旋转了20多度，两段之间还有连接，没有崩落，这个现象让翁文灏判断出这场地震发生时，地面有旋转现象。
地震发生4个月后，翁文灏在震区内沿途几乎没遇到什么人，活下来的全到外地要饭去了，翁文灏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还是坚持在灾区考察，搜集第一手的地震现场资料。由于营养不良和每天大量的艰苦考察，使他患上了软骨病，两腿浮肿，无力继续行走考察，只好撤到银川，乘船到包头，再坐火车返回北京。
亲眼所见的海原大地震带来的灾难情景，给翁文灏内心的震惊是巨大的。当时的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地震研究几乎为零，就是翁文灏本人也说自己“此行目的，有注意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震灾状况，勘探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多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俾明此次地震之起源及地壳之关系焉”。海原大地震暴发后，当时全世界共有96个地震台记录了这次地震，但没有一座中国的地震台。地震发生时，他15年前选择的震旦学院旁边的徐家汇教堂里的地震监测设备最先发出了警告，但那不是中国人的地震台。
翁文灏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我国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可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他带回的地震报告使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位考察地震并发表专论的学者，更促使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矿床学转向自己从未涉足的地震学。海原大地震的惨象也刺激了他的学术敏感，身为前清秀才的他，认为历史上留下的地震记载很有研究的价值，他研读《古今图书集成》《国语》《二十四史》等古籍和甘肃地震的记载后，撰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地震学专著《甘肃地震考》。同时，海原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也让翁文灏开始思考地震预报问题，绘制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中国地震区分布图》，将中国境内的地震带划分为四类。1922年，他将自己的地震研究写成了《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在布鲁塞尔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宣读，获得了参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他因此被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当选为该学会副会长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研究中国山脉的学者，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1966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代表时，对翁文灏等人的现场考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成立于1913年的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被蔡元培称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翁文灏曾担任所长17年，并以其学术威望、社会地位和社交能力成为该所历史上的核心人物。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地震学、土壤学等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界有6人，其中4位出自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49位先后当选两院院士（含原学部委员）。这也是近代中国任何一个科学机构都难以企及的。
海原大震后，翁文灏任职并担任所长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负责地震工作，我国现代地震台才开始建立，地震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在我国正式开展起来。
任何一个大的灾难，都是对人性检验的一把尺子。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留给那片黄土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地震后，村学里的先生和他妻子被压死在窑洞里了，那天他6岁的女儿恰好去别人家借宿，才幸免于难。等她第二天回到自己家的窑洞前时，窑洞已经面目全非了，小姑娘进不去自己家的窑洞，也不愿意去别人家，她在寒冷和地震后的恐慌中守在自己家的窑洞前，想象着父母能够活过来，想象着自己能回到那温暖的家。幸存的几个村民清除掉窑门口的土后，发现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几个孩子已经死了。可姑娘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她一直坚持守在窑洞前，不愿离开。白天还好说，但随着夜幕越深，姑娘越害怕，她不停地哭喊。村子里自古就有敬重知识分子的传统，幸存的几个村民商议，怎么才能让先生的女儿脱离伤悲，离开已经彻底没有希望的窑洞。大家经过商量，每天给姑娘安排好吃的后，晚上，便来到姑娘家的窑洞前，堆起篝火，围坐在姑娘身边，在一次次余震中，给她讲述大家尽可能想到的故事。在那些有温度的聊天里，小姑娘逐渐睡着了，在大人的怀抱里，脸上逐渐没了地震带来的恐惧，这是中国传统的地震后对孩子进行的心理辅导，小姑娘在这种心理辅导下逐渐摆脱了地震带来的各种不良心理影响，村子里，也只有先生的女儿享受到了这种温暖的聊天带来的守护。乡下人以自己的方式给知识分子送去了尊重，给先生的孩子送去了平静和安详。
四 匈奴的跳板，龙与鹰对话之地
沿着宁夏中部干旱带，出海原往东就进入同心一带，这里蒸发量是降雨量10倍之多的状况使这里同样扮演着宁夏旱极的角色。已故的著名诗人骆一禾在他的《眺望，深入平原》中，这样写道：“在天空中金头叼斗鹰肉/我看到现在/闪电伸出的两支箭头/相反飞去，在天空中叼斗/火色盖满我的喉咙，一道光线/勒住过去的砂红马头，我看到/血泊清凉的锋面/一捆闪电射开鹰肉/这是命中注定，早在命中，勒住马头/光芒闪耀/鹰肉在天空叼斗。静听无数金头/移向黑影，蓝宝石的死神注视着马头/未来的马头是变暗的马头，一道光线/不可知的世界毕竟阴沉/那就是未来，荡涤马头……深入平原，那杀我的平原/马头上的平原刀光飞快/我爱我的平原，了不起的平原/马头划过的平原忽明忽暗。”
这首诗仿佛真是为宁夏中间地带的黄土旱塬书写的，是礼敬给2000多年前匈奴人穿越贺兰山南下时忽明忽暗地马头朝六盘山南部方向嘶鸣声的，那时，匈奴人的首领头戴鹰形金冠之影不时出现在这里，放马山南、饮马水北，结冰的季节，一匹匹战马开始和死神擦肩而过，一道道诡秘而迅疾的马影裹着游牧者的野心、凄厉、剽悍甚至野蛮。那时，宁夏大地上的这道风景，是匈奴人雄驰整个蒙古高原甚至北部亚洲的大合影中的一个截面，宁夏因为这个截面而使其历史增加了另一份质地。当鹰形金冠的光芒遭遇来自内地龙文化影响下的中原王朝，龙鹰对话之地，成为匈奴人傲视内地的跳板。
李家套子是宁夏同心县王团镇的一个村子，村子依偎在从六盘山发源向北逶迤而行最后在中宁县流入黄河的清水河边。1983年5月，村子里的老乡陆续在这里挖掘出人骨、古钱、陶罐、青铜透雕牌饰、串珠等汉代匈奴文物。文物工作者后来在这里进行大挖掘表明，这里是一处匈奴古墓。不久，他们又在相距李家套子不远的倒墩子村发现了27座匈奴人古墓。1984年，1600多件匈奴人使用的物品从倒墩子匈奴墓被挖掘出，其中的陶器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匈奴人的陶器相同，随葬品中最有特色的是20多件透雕铜带饰和俄罗斯挖出的“斯基泰铜牌”一样的铜牌，表明这里曾经是匈奴人的领地。倒墩子村匈奴人墓地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汉代匈奴墓的地方，这里出土的匈奴人青铜器代表了匈奴人青铜工艺水平和审美理念。从倒墩子村往南，直到宁夏最南端的固原一带，也散落着不少匈奴人留下的墓葬及工艺品。公元前2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国一度和强大的汉朝并存，双方一度以宁夏大地为边界。在匈奴人占据同心及其邻近地区之前，他们在自己的“青铜时代”里已经驰骋北方千年之久了。
1972年冬天，宁夏平原东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上狂风肆虐，连续几天的狂风过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一个阿鲁柴登的沙地深处，早起的牧民发现远处的沙丘上有一片黄灿灿的东西在朝阳映照下熠熠生辉，走近一看，是一具人的尸骨，发光的东西是人骨各个部位散布的200多件用黄金、白银制成的珍贵文物，上面装饰有各种动物图案，透露出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文化信息。其中最罕见的是一套由黄金制成1400克左右的冠饰，由上部的鹰形金冠和下部的冠带组成，站立在半球形底座上昂首雄立、展翅翱翔的中空鹰身由薄金片锤打而成，头部和颈部均用松绿石制成，由金丝串联和鹰身相接，佩戴者骑在马上行进时，金鹰便会摆动头尾，动态十足。考古人员对其进行鉴定后确认是战国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象征匈奴首领权力的配饰，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套“胡冠”实物，其主人被确认为地位显赫的匈奴首领。
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中这样写道：“匈奴人留下的艺术品大多为各种各样的饰件，用来装饰在腰带或马具上。作为草原上的强者，他们更多地塑造着鹰、豹、虎等形象，这些凶残强悍的动物与匈奴人有着相似的地位，他们都生活在草原上，并且是这个世界的王者。”当我走进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时，看见那件作为镇馆之宝的鹰形金冠，联系起自己在相距杭锦旗几百公里外的同心、中宁大地上发掘出的青铜器，不由为那些鹰影之下的草原主人驰骋在河套地区的勇猛折服，从鄂尔多斯到宁夏平原南端的中宁、同心，这是一片黄河南岸的水草之地，匈奴人在头戴金鹰的首领指挥下，将宁夏平原作为跳板，一次次将南征的步伐从这里送出。以鹰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引领出了一个自周到战国时期的草原辉煌时代，那时宁夏平原就承领着这个时代的各种文明。以宁夏平原为原点向东西散扩，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向西到甘肃河西走廊、青海东北部，向东到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甚至河北北部的狭长地带，恰好是北纬37度左右的“中国北方长城带”，燕山、阴山、贺兰山和祁连山之间的这个地区也正是文化地理上的“农牧交错地带”，也就是说，这是一片匈奴人生活的鹰文化区域。在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我聆听着该馆副馆长、研究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学者杨泽蒙的见解：“鄂尔多斯青铜器是生活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先民的物质文化遗存，对于这个狭长地带的古代先民，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历代史学界，普遍认为他们属于同一个族群，是自古以来就以畜牧、游牧为生的民族，这种观点长期影响着中国史的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人们终于认识到了北方长城地带古代先民物质文化遗存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从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宁夏平原，有着一种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青铜器文化——鹰文化。而这种鹰文化的渊源又在哪里呢？为了书写本书的这个章节，我不仅将视野和丈量的眼光从宁夏大地上跳出前往河套地区，还将脚步和眼光送到北京：2009年8月，当我出现在北京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共同举办的“秦汉——罗马文明展”上时，匈奴人在宁夏平原的东西方向的腹地、黄河南缘的中宁、同心一带进行的鹰与龙的对话，渐渐出现了依稀的历史答案。站在出土于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的骑士捉俘纹铜带饰和罗马国家博物馆运来的雄鹰石质托架前，我的思维从西周时期的中国历史往下蔓延，逐渐定格在公元前3世纪。那时的北方大地没有时下的国土疆域界限，从地中海到宁夏平原，驰骋在马背上的游牧族群们，追随着鹰顶金冠的首领的征战步伐，成为北部亚洲的霸主，鹰文化成为罗马人、斯基泰人、匈奴人的“主流文化”，鹰作为这些族群的图腾符号，指引和滋养着其后独特的文明发展。鹰文化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在黄河流域的宁夏平原、河套平原。而在亚洲东部，秦朝结束了六国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中国版图内占大部分疆域的帝国，用地缘政治代替了血缘政治。秦汉时期，龙是中原王朝民族性格的图腾符号，在这个图腾指引下，秦人、汉人相继向外扩张，向北扩张的结果，是在宁夏平原的南缘，开始龙与鹰的冲突、对话、交融。
那时，匈奴人从他们最初生活的蒙古高原，经由宁夏平原南下，一度逼近中原王朝的边境，宁夏成了匈奴人的战马威逼中原王朝西北边地的踏板。公元前166年，匈奴大首领单于就曾发兵14万由河套直下，进逼固原境内的萧关。那时，整个宁夏的天空下，响彻的是汉朝军队和匈奴骑兵交锋的声音，也是鹰文化和龙文化的交锋，骑声马鸣过后，是一个个匈奴人留下的战场遗址。汉朝政权更是希望将作为匈奴人跳板的宁夏大地变成其王权管辖下的地区。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在今宁夏固原设置安定郡，管辖着以今宁夏大部分地区为主的21个县。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亲自北巡宁夏南部一带，在今固原境内的瓦亭关和萧关派军驻防匈奴。西汉中晚期，随着汉政权军事蜕变不断北移，占据宁夏中部地区的匈奴人要么退守到黄河北岸的沙漠草场中去，要么就地归顺汉朝，西汉政权以设置属国都尉的特殊形式来安置和管理这些归降的匈奴人，西汉政权设置了5个属国，今宁夏同心县、固原市内设置的三水县和西汉时的安定郡就属于当时的安定属国。
以宁夏同心为核心，位于贺兰山和六盘山之间的宁夏中间地带，就是那时匈奴骑兵从宁夏偏西地区南下威逼中原的前沿地带。一旦匈奴人跨过黄河，就会很快沿着清水河流域将自己的铁骑送到六盘山下，那就意味着来自中原王朝西北的屏障遭到威胁。
五 夏地胡风，金戈与烽火的另一类记录
宁夏盐池县和宁夏海原、同心一道构成宁夏中部干旱带。1985年6月，由时任宁夏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吴峰云带队，走进位于盐池县城北48公里处的苏步井乡的窨子梁进行考古挖掘，因为在这之前的1984年年底，盐池县文物管理所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这里发现了两处唐代古墓。
那片海拔1500米的石膏岩质地面上，如今已经被流沙覆盖，形成了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丘。当初，考古队员们从县城到这里需要3个小时，他们带着挖掘工具和行军床、锅碗瓢盆开始在骄阳中进行挖掘。挖掘进行了两个月，除了发现少数的武士俑、马俑、驼俑、陶罐、铜币外，并没实质性的收获。当考古工作者挖掘到他们定为M6的古墓时，奇迹出现了。这是6座古墓中墓道最长、最深的一座，石块垒砌的封门保存完好，打开封门，扑入考古人员眼帘的是双扇石门。门扇正面各阴刻着一个明显不同于汉族人打扮的人像，她们头戴圆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裙、脚穿软靴，单腿立于小圆毯上，翩翩起舞，四周的衬卷云纹，使舞者好像腾跃于云气之上，门扇上的舞者是唐朝时期的吗？他们是北方游牧部族中的哪一支呢？
考古学者围绕这两个舞者的身份开始了追寻。他们发现，宁夏盐池县境内的这座唐墓门扇上的人物形象，和敦煌石窟中的胡旋舞壁画的形象、舞姿基本相同，舞者的图像和文献记载的古时西域乐舞中的“胡旋舞”相吻合。那么，盐池县窨子梁发现的石门扇上的舞者，是胡人吗？如果是胡人，他们是胡人中的哪一支？唐朝时期的盐池县怎么会有胡人出现呢？
考古工作者在挖掘这里的墓葬时，也发现了一方边长63厘米的方形墓志，志盖四边有线刻的十二生肖，线条纤细流畅，形象生动。在志石上有残缺的墓志文，上面依稀写着“都尉何府君墓志之铭并序”“君，大夏月氏人也”等文字，这些文字说明，墓藏中这位姓何的主人为西域昭武九姓中的一支——大夏月氏人。
月氏是生活在西域一带的古老的游牧部族，《史记·大宛列传》中就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中也记载了另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可见，汉朝时，月氏已经在敦煌、祁连一带生活。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曾经经过大月氏人的地界，向西继续行走至今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北部地区时发现了一个方国，在张骞的记述中，这个方国叫“大夏”。盐池窨子梁唐墓中墓志记述的墓主人为“大夏月氏人”，是这个大夏吗？
胡人是古代中国对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甚至西域草原上游牧部落的称呼。到了唐代，胡人特指波斯、大食等西域地区生活的人。随着唐朝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空前膨胀，西域各地逐渐走进大唐王朝的版图中。开放的唐朝更是敞开大门，吸纳着来自帝国之外的各种物质和文化，唐朝境内可谓人文荟萃，八方奇货云集，西域各国更是将自己最好的工艺、技术带进唐朝，那些胡人将胡食、胡服和胡乐带进了唐朝，诗人元稹在他的《法曲》中就这样写道：
自从胡骑骑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这表明在唐代初期，咸阳和洛阳这样的都市已经是胡风极为兴盛的地方。唐朝的大都市里开始流行胡乐胡舞，出现了唐朝著名诗人王建的《凉州行》所描写的景象：“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大诗人白居易也在他的诗中多次描写到胡乐。
646年9月初，唐太宗来到宁夏北部的灵州，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在灵州设置了都督府。都督府管辖的就安置内附的其他少数民族定居的地方，西域各地的胡人就这样来到宁夏北部定居，给这片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土地带来了胡人的生活风气。
来到宁夏的胡人中，最常见和最有影响的是乐人，他们带来了他们的乐器和乐调。这些乐人中最受欢迎的是来自西域能歌善舞的胡旋女。
李白在他的《少年行》中就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那时的长安城中已经有了大量来自西域的胡姬开的酒肆。日本学者陈舜臣在他的《长安的波斯美女》中特意指出：“胡姬是来自异国的女性，尤指波斯系的美女，她们个个能歌善舞，可能还要斟酒赔笑。”其实，那些来自异域的胡女，不仅斟酒赔笑，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写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的歌舞情形。白居易也在《胡旋女》中写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这种歌舞留给国人的只是诗人笔下的文字描述，而盐池县出土的胡旋舞门扇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图景。那些来自康国、米国、史国等“昭武九姓”的西域各国的胡旋女子，引领着宫廷歌舞的新风尚。唐玄宗是历代帝王中尤其钟情胡旋舞的一位帝王，这种极度喜欢导致了唐朝上流社会整体欣赏胡旋舞的风气，连他的宠妃杨贵妃也学会了跳胡旋舞。上层社会对胡旋舞的偏爱，自然也助推了整个社会对胡旋舞的态度，宁夏北部一带盛行胡旋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宁夏盐池县境内的这幅胡旋舞图，所表现的胡舞题材的石刻作品在中国唐代墓葬中是首次发现，是研究唐代乐舞中的珍贵材料，反映了中国石雕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艺和唐代宁夏北部盐池一带胡人生活的实景，当它走进国家文物局国宝评定专家的视野中时，带给这些专家的震撼是巨大的，它毫无争议地走上了中国国宝的席位。胡旋舞门扇走进宁夏博物馆时，很快给这里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所有馆藏品中，它是三件国宝中的一件。
走出这座国宝耀眼的光芒，我们还会发现，在宁夏大地上，其实还有大唐王朝时期胡风盛行的影子。1995年5月16日，受宁夏文化厅的邀请，日本东京共立女子大学的谷一尚副教授和滋贺县立大学菅谷文则教授来到银川，在时任宁夏文物局局长雷润泽的陪同下，赶赴固原南郊的小马庄村，他们对这里的史家墓地进行考察后，认为这里的隋唐古墓挖掘考古条件成熟，日本方面特意批准了一项资金并组成考古队，中日双方组成的考古队准备联合挖掘小马庄村的隋唐古墓。
1995年8月8日，小马庄村迎来了中日联合考古队的挖掘。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为了探究这里埋葬的史家墓地的分布规律以及这些墓葬主人的具体身份。16天的挖掘过去了，墓地并没有提供给中日双方的学者任何有用的信息。8月24日，突然发现了一个墓志，上面赫然刻着“大唐故左亲卫史公之墓志铭”12个篆字。墓志呈正方形，志石每边都有3个怪兽，怪兽之间有卷云纹花结间隔。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史道洛和夫人康氏的生平事迹，墓志明确记载史道洛的母亲就是出生于撒马尔罕的中亚康国后裔，这完全证明了固原一带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了来自域外的人。墓葬出土的陪葬品中，东罗马的金币、鎏金马蹬、铜质装饰品以及大量的镇墓兽都说明，这里埋葬的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不是从内地搬迁来的汉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曾经居住在祁连和敦煌之间的月氏人，匈奴强大后，被迫西迁，来到今中亚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和当地人融合的后代，后来的史学家根据英译名字称为粟特人，他们生活在康国、何国、安国等9个小国，中原王朝称之为“昭武九姓”人。这些来往于长安和西域的善于经商的西域粟特人，在宁夏或作短暂的停留，或逐渐定居这里，使这方土地有了另一份历史的厚重和内涵。1982年，固原南郊的隋唐墓地首次发现了“昭武九姓”中的史姓人墓葬群，和1984年宁夏盐池县窨子梁发现的“昭武九姓”中的何姓人墓葬，一起证明宁夏曾经是连接中原王朝和西域胡人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如果说宁夏南部固原墓葬的粟特人是沿着丝绸之路，将更多的西域物质文化带来宁夏，那么，盐池窨子梁墓葬的胡人则带给宁夏的是更多的精神意义上的物品。
固原墓葬出土墓志表明，史索岩和史道德的祖先是今灵武境内的胡人，迁徙到固原一带。这也说明，现在的宁夏干旱带，千年前是吸引西域各国的“昭武九姓”来此居住的风水宝地。隋唐时期，固原一度成为朝廷的养马基地，而生活在宁夏北部盐池一带的“昭武九姓”胡人善于养马，唐王朝便任命他们负责管理马政。小马庄出土的墓志上明确记载了史道德、史铁棒等都被唐朝任命为马官。至此，那些从西域来到盐池一带的胡人，再辗转到宁夏南部，从徙居到定居，他们在宁夏的足迹，何尝不是完成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搬运者”的使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