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记忆并不需要解释。或者，并不存在一个特殊的机能。它的角色是保留住过去，并且把它导入现在。过去保存着它自己，这是自然而然的。的确，如果我们对变化的不可分性闭上了眼，对这样一个现实视而不见，即我们遥远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实是有关的，并且和现实一起建立了唯一的、同一的不间断的变化，那么在我们看来，过去似乎是对于现在的一种正常的取消，而对于过去的保存则有着某些不同寻常的含义。于是，我们认为必须要设想一个器械，它的功能将会是记录那些可以重新出现在意识中的过去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内在生活的连续性，并因此而考虑到其不可分性，那么这将不再是对过去的保存，这个过去需要解释，相反地，这是对过去的明显的取消。我们再也不能觉察到回忆了，而是忘记。此外，解释将会存在于大脑的结构中。自然发明了一个机制来疏导我们在未来方向上的注意力，它让注意力离开过去——我想要说我们历史的这个部分与我们现在的行为无关——也是为了把它带向“回忆”的形式之下，这样的对于之前经验的简化注定要完善目前的经验；大脑的功能就包括这个。
我们不能开始对于这个理论的讨论，这个理论希望大脑服
务于对过去的保存，它希望大脑可以存储回忆，就像相片的底片一样，我们可以从样片中获得底片，就像注定要重新成为声音的唱片一样。我们已经从其他方面研究过这个论题了。这个学说的很大部分已经被某些形而上学所吸收，同时代的心理学，心理生理学都充满了这些东西，并且人们也很自然地接受了：
人们在那里看到了清楚的线索。但是，随着人们更进一步思考它，人们也看到了堆积的问题和不可能性。我们采用对这个论题最有利的一种情况，即一个物质性的客体在眼睛上留下印象，并在精神中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回忆。如果它由此而真正在大脑中导致了由眼睛得到的印象的固定，那么这个回忆会成为什么呢？因为物体移动得很少，或者眼睛移动得很少，这里不是有一个图像，而是有十个、百个、上千个图像，像电影放映机上的电影一样多，甚至还要多。因为物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被思考得很少，或者在不同的时间被看到，这些都是关于这个物体的数百万的不同的图像。而我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情况。
假设虽然有这些存储起来的图像，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呢？
我们将会运动的图像又是什么呢？——承认吧，我们有我们的理由来选择一个，那么当我们察觉到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把它丢在过去的？我们仍然要从这些困难上面经过。
人们将会如何解释记忆所出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那些与大脑的局部病变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失语症中，心理的病变很少是由记忆的取消造成的，更多的是由于想要重新唤醒记
忆的无力造成的。一个努力，一种情绪，可以突然地把人们以为明确消失了的词语带回到意识中。这些事实，加上许多其他的东西有助于证明大脑在这里是用于对过去进行选择，并且把它缩小、简单化、利用它，但不是保留它。如果我们没有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即认为过去就等于取消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考虑这方面的事物。于是，过去部分的再现对我们产生一个特别事件的影响，这个事件需要一个解释。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大脑中想象各种用于回忆的盒子，这些盒子保留了过去的碎片——而此外，大脑还保留了它自身。就好像这并不是取消了困难，而只是简单地推迟了问题！就好像，人们提出把大脑的物质保存起来，让它穿过时间，或者更一般地，所有持续的物质，当人们声称用记忆来解释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把记忆给它们！无论我们做什么，即便我们假设大脑存满了记忆，我们也不能避开这个结论，即过去可能会无意识地保存它本身。
不仅仅是我们的过去，还有任何变化的过去，然而只要它与一个特别的变化有关，并且因此而变成不可分割的，那么过去在现在的保存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其他的事物，而是变化的不可分割性。确实，对于在外部实现的变化，我们几乎从来不知道如果我们与一个特别的变化有关，或者与一个或者几个运动的组合有关，那么在这些运动中是否会插入一些停顿（此外，停顿从来都是相对的）。我们应该存在于存在和事物的内部，就像我们存在于自身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点上表态。但
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次性被说服并且相信现实就是变化，变化是不可分的，并且在一个不可分的变化中，过去因为现在而有了自己的身体。
如果我们深入理解这个真相，我们就会看到，许多哲学难题都融化了、消失了。某些伟大的问题，就像实体的问题、变化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停止出现。所有围绕着这些点而提出的困难——这些困难已经让实体一点点往后退，一直到不可知的事物的领域中——这些困难源自于我们对变化的不可分性视而不见。如果变化很明显是我们所有经验的组成部分，如果它是不可捉摸的事物——大部分哲学家都说到了这点，如果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尘土的状态取代了其他的状态，那么就应该通过一个人为的关系在这些状态之间重建一个连续性。但是运动物体的这个不动的基质不可能拥有任何我们知道的特性——因为一切都是变化——当我们试着接近它的时候，它会往后退：变化的幽灵是不可能被抓住的，所以它需要固定。相反地，在其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中，为了觉察到变化的样子，我们看到它是事物的实体，既不是运动不再处于消失的形式下——这个形式让它对于思想而言是不可捉摸的，也不是有着不动性的实体让它进不到我们的经验中。
于是，根本的不稳定性，以及绝对的不动性就只是抽象的意见，它们是从外部获得的、建立在真实变化的连续性之上的，一方面它们是精神在不同的状态中所得到的抽象，另一方面它们又
是事物或者实体。古代人围绕着运动问题所提出的难题，还有现代人围绕着不断消失的实体问题所提出的难题，后一种问题是因为实体是运动和变化，前一种问题是因为运动和变化是实体性的。
同时，理论的晦涩也消失了，人们隐约地看到一个出了名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可能的答案。自由仲裁者的相关讨论也会结束，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本身是真正在一个具体的时间中，在这个时间里，必要的规定性的观念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因为过去已经通过现在有了寄存，并且不断地制造出——这只是通过事实而加上去的——某些绝对新的事物。如果我们考虑到状态、质量的真正本质，还有最终考虑到所有以稳定性的面貌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的话，那么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可以逐渐深化。在相似的情况下，客体与主体必须面对面处于一种情景下，这个情景与我们在开始说到的两列火车的情况差不多：这是运动性对运动性的一个特别的标准，它产生了不动的效果。于是，我们深入了解这个观念，永远不会看不到客体与主体之间特别的关系。主体通过事物的一个静态的印象而表达出来：所有我们从一个事物上学到的经验都有助于我们对另一事物的认知，并且另一个事物得到的光可以通过思考反过来照亮之前一个事物。
但是，正如我在开始所宣布的那样，纯粹的思辨不会是唯一一个从这个将来的普遍意象中得益的事物。我们可以把它渗透进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通过这个意象，我们可以从哲学中得
到满足，这个满足与我们从艺术中得到的满足差不多，但是更频繁、更经常、更能接近人类的共同点。艺术毫无疑问让我们在事物中发现了更多的质量、更多的差异，而这些都是我们在自然状态下很难察觉到的。艺术让我们的感知扩大，但更多的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深处。它丰富了我们的现在，但是它很少超越现在。通过哲学，我们可以让自己习惯于永远不把现在从过去中孤立出来。
多亏了哲学，所有的事物都获得了深度——除了深度以外，还有某种类似于第四维的东西，它允许过去的感知保持与目前的感知的一致性，并且允许最接近的未来本身以部分出现在现在。现实在其存在方式中看起来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了；它在其倾向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中，精力充沛地表现出来。我们感知中的那些不动的、冻结的东西将会重新变暖，重新动起来。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充满活力，一切都苏醒了。一个伟大的生命冲动夺走了生命和事物。因为它，我们感觉到被抬起、被牵引、被支撑。我们获得更好的事物，并且这个生活中增加的部分带来了一个信念，即那些严重的哲学问题可以分解掉，或者甚至可能不必出现。它来自于现实的一个固定的意象，并且用经过思考的话来说，只不过是对于我们的生命力的人为削弱的一个翻译罢了。事实上，我们越是习惯于思考，感知所有持续性之下的事物，我们就越容易沉溺于真正的时间中。我们越是沉溺在时间中，就越容易重新回到原则的方向上去。然而这
个原则是超验的，我们具有这个原则的特性，并且其永恒性不一定是一个不变性的永恒性，而是生命的永恒：我们是怎样生存下去的，是如何移动它的呢？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在移动着。
如果人们比较一下形而上学的定义和绝对的概念，他们就会意识到，虽然哲学家们有许多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们却约定要区分两种认识事物的不同方式：第一种方式意味着人们要转向这个事物的周围；第二种方式，则是人们要进入这个事物。
第一种方式取决于观察点，人们可以处于这个点之上，并且还a 这篇论文1903年发表在杂志《形而上学与道德》上，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已经被引领去更好地精确属于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含义。当人们想要定义词语的时候，人们可以自由地赋予它他们想要的意思：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称呼“科学”
或者“哲学”，就像人类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以及对于所有类型的知识，他们都是这样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人们同样可以把一切都并入到形而上学中。然而，有一件事是无可争议的，即当知识为了测量而安排自己的对象时，它必须建立在一个确定的方向上，并且当它摆脱了所有关系与比较之后的意图，它走在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上，而这只是为了与现实一致。我们已经说明了第一种方法有利于对物质的研究，而第二种则有利于对精神的研究。此外，还有两个对象的相互干涉，所以这两种方法必须相互帮助。在第一种情况中，人们与空间化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是与真正的时间发生关系。为了观念的清晰性，在我们看来应该把第一种知识称为“科学的”，把第二种称为“形而上学的”，这是很有用的。于是，正是由于形而上学，我们才建立起了“科学的哲学”或者“科学的形而上学”，它们存在于伟大的思想家的精神中，并且内在于他们的科学中，而且常常是无形的启发者。在目前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仍然把它放在科学上，因为科学已经被证实过了，事实上是被研究者所证实的，人们渐渐地同意称他们为“学者”而不是形而上学家（关于这个，见下文）。
此外，不应该忘记了这篇论文是写于这样一个时代，即康德的批判主义和其继承者的独断主义已经被普遍地认可了，否则作为结论，它至少可以作为哲学思辨的起点。
需要有一些人们可以用来表达的符号。第二种方式不依靠任何观察点，也不依赖任何符号。关于第一种知识，我们说，它达到的结果是相对；关于第二种知识，在其可能的前提下，它达到的则是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