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麟认为，由伪道德派生出来的赘疣就是官僚政治，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以至其属下的各级官僚，都是残害百姓的“一丘之貉”，由他们所构成的封建政府都是“卑污丑恶，为天下笑”的“世界之魔鬼政府”。在这一政府系统中，皇帝位于金字塔顶，下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像蚍蜉一样处心积虑向上趋附的各级官僚政客，“凡台省诸公之位置，所恃安固者”是天眷(皇帝），“循天眷而上，则有慈眷尊严矣；循慈眷而下，则邸眷尊严矣；循邸眷而下，则堂眷尊严矣；由慈眷而旁及之，则阉眷又其潜势力之神秘者矣”。而各省官吏之下，又有宪眷、幕眷、门眷、阃眷，他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形成了一张“奇骇诙诡”的政治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朝廷尚且“国是未定，根本大计，莫适为主”，“官常不立，苞苴竿牍，渎乱天计”，又因为“政府既不能无所取于督抚，则督抚不能无所取于属吏，属吏不能无所取于编户”，所以等到“胶削既深，蕴崇怨毒，快于一发，而督抚以平日暮夜之私，不能尽法以惩其偾事之属吏；政府以畴昔暮夜之私，又势不能尽法以惩其偾事之督抚”，整个官场“日日言自强，不必其果自强也，招权纳贿，丧心病狂也如故；日日言立宪，不必其果立宪也，紊乱行政，隳坏国维也如故”。一个个脑满肠肥，仅仅以“顾曲之欢，浓于酒杯；亡国之痛，释于当歌”为能事，0根本不可能“怆念河山”。由此可知，所谓的国会、责任内阁、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所谓的化除满汉差异、旁求舆论、厉行禁烟，所谓的振兴实业、破格用人、励精图治，自然不过是“一种俦张为幻之惯伎，上下相蒙，以国为戏而已”。杨毓麟提醒国民，再也不能对“有如此游戏神通之政府”寄以任何幻想，因为它“与国民之痛痒绝不相关”，否则，必定“相将以俱尽”。
(三)清廷权贵要员串演“政界之恶剧”
1907年4、5月间，北京官场发生了两大丑闻：一是直隶候补道段芝贵以十万两巨款向庆亲王奕匡行贿，又以一万二千两买得当时津门名伶杨翠喜献给奕匡之子载振为妾，因而被提升为黑龙江巡抚；一件是奕匡以操办七十大寿为名，大肆进行敛财活动，收受寿仪近百万两。消息传出后，《神州日报》立即作了详细报道，杨毓麟先后发表《誉杨翠喜》、《论大臣责任之根本治疗》、《诮言官》等社评，对这个亲贵大臣的聚敛活动进行揭发和抨击。他指出：就连杨翠喜这样一个女优，也能“酿成政界恐慌”，使满朝文武乍升乍沉，乍喜乍惊，乍陂乍平，乍蠢乍灵，搬弄各级官员如“转丸”，可见如庆邸之流的满清“封疆之寄，贱于俳优”，“朝野上下，以滑稽相市，”而清政府也必将“以此滑稽终古”。杨毓麟对这一社会现象嬉笑怒骂，他写道：“恨汝命薄，不为褒姒，以灭彼庭燎之光。祝汝美好，早从鸱夷，以相彼吴宫之沼。汝于国民为晦气，而亦为明星；汝于政界为魔女，而亦为化人。咄！汝杨翠喜，汝之位置卑劣，名誉污秽。然而以汝之关系言之，则已居然一历史上之人物矣”。以此对庆邸旁敲侧击，揶揄影射，可谓酣畅淋漓。不久，庆邸父子被参劾，言官群乐，“朝阳凤鸣”，但杨毓麟更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汝知庆振之罪，罪在招权纳贿、全无心肝，不知庆振之招权纳贿全无心肝者，谁实纵容而宽假之？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徐世昌，于1907至1909年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兼三省将军，任职期间，“全然注重护持外人片面的权利，而不暇为国家警察权计，不暇为国民权利计，不暇为国家独立自主权计”，上任伊始，“交涉事情，无一不丧失主权，损伤国益，为海内士民所诟病”。1907年他竟然发布《奉天巡警对待外国人规则》，“直认本国巡警有忍受外国人暴行手段不得回手殴打、不得抵抗之义务，杨毓麟以当时的国际惯例，对此规则逐条进行了批驳，揭发徐“屈意见好于日人”的卖国罪行。他严正指出：警察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国权胺削问题，非可以为交涉事件上见好外人之物。海枯石烂，此理不可动摇也。”国家主权“必非东三省所得尽其区域，固包全国而举之。然其区域中某一部分受损者，必于全国有同一之影响。”一旦国家主权豁口洞开，那么“东督所得行之于奉天省者，即各省督抚所得行之于各省”；“外人所得受之于奉天省者，即其所要求之于各省”；日本一国可以染指，则必有“若干国”蜂拥而至，中国必将成为“各国公共商场”，是则“以一奉天所收之恶果，遍贻之于全国也”。徐世昌擅自把“警察权拱手让之于”日本，其“破坏国法之常轨，堕落之品性，增长外人之骄慢，挑拨国民之恶感，其害乃至不可胜言其“协肩俯首，奴颜婢膝，以伺外人之喜怒”，“动摇国家根底、污辱民族历史者，消息甚微而成形甚巨”。如杨所言，规则发布后几天，日本人就在奉天火车站公然“结队拿获我国人民”，残杀中国和平居民，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他认为长此以往，列强“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中国之“为高丽、为越南，为日已不远矣”。徐世昌“以堂堂东三省总督而为亡国之伥耳！
瞿鸿机，庸庸碌碌，却被擢拔进军机处，俨然一个军机枢臣。其实他仅是以其机警、诡谲、柔韧，阳附阴掎于庆亲王、铁良、袁世凯、徐世昌之间，乘间抵隙，平步青云。袁、徐不相得，袁、铁不相能，徐、铁不相善，瞿便水银淳地，无孔不入，投钻趋附，串演了“政界之恶剧”。因此，“数年以来，万事堕坏，病入膏肓，究其原因，未必不以瞿尸其咎乃一瞻”。杨毓麟以瞿鸿机为黑暗官场中的一个典型，揭示了官场中诨为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把官制改革列为首要“预备”项目，从而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杨还断言，袁、徐、铁等人各将自恃军事实力、上层背景和经济、外交的优势，继续倾乳，“其影响之所牵及，殆将百倍于瞿”。
盛宣怀，一生与中国近代实业相沉浮，千秋功过，自有评论。但是在其进入晚年之后，尤其在铁路外债风潮涌起时，旧式封建官僚的劣根性，使他始终站在清政府一边，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铁路举借外债、路权丧失，与他跑上跑下的忙碌是分不开的。事成之后，清政府论功行赏，“首膺特简”他为邮传部侍郎。1905年苏杭甬铁路筹建伊始，盛宣怀就与英国银行家粗立草约，准备举借外债，并以未来路权作抵。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清政府只好收回成命，让盛宣怀向英方正式声明草约作废，改为商办，“并经奏准钦遵在案”。然而两年之后，早已无效的草约死而复生，清外务部“忽然承认为未废”。抵抗外债风潮随之又起，而这位把无效变为有效，把草约变成正式合同的魔术师，就是盛宣怀。他上下其手，秉承主意，宣言英国银行本来就没答应废除草约，“以构成英商始终不允之幻像”，死乞活赖地为清政府寻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勒借外债最终得逞。本来定归商办后，“浙路、苏路集股之踊跃与功成之迅速，为全国所仅见”，孰知淸政府朝三暮四，加上盛宣怀的奔走效力，商办局面最终胎死腹中。杨毓麟抨击盛宣怀，为“拍卖沪杭甬之掮客”，“揆撅所由，不过觊得部臣一席地，而其腆然为此，贻误路事，罪固不在庆邸、那相诸人之下也”。
袁世凯本是一个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汉人官僚，当官制改革之初，袁世凯、铁良、徐世昌等满汉官僚勾心斗角之时，国内不少人甚至包括《神州日报》的部分编者作者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主张对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官僚持宽容态度。但杨毓麟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袁世凯必将以“军事”，“兼以外交”上演“十倍、百倍于此”的“政界之恶剧”。沪杭甬外债合同于1908年3月签订，杨毓麟首先发议为惩前毖后之计”，要“首先纠问此事行政上之责任。”当时，包括《神州日报》在内的各大报刊所发的时评和社论均“止知归咎现在之袁世凯”，“而更不追咎已往之袁世凯”，“有以见吾国人纰于原始要终之智焉”。杨毓麟对这些宽容袁世凯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吾闻英使对于袁世凯，实有生死骨肉之私恩，故英使之所要求，但有顺从而无抵抗。”“惟因有昵就之(指英国)之袁世凯，而铁券乃成；有瞻仰袁世凯鼻息以分润利益之汪大燮、邹嘉来，而铁券乃成。故论此案之归宿者，则袁世凯尤其不宜末减者也。”沪杭甬路权全失于外人之手，袁世凯乃“特其最后之死心踏地推波助澜者耳”。
恩铭，1907年7月6日，在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击毙，徐终因弹尽援绝被捕就义。皖、浙等地旋即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秋瑾随之遇难。徐赞成实行“中央革命”策略，恩铭是革命党人暗杀的最高级别的满洲贵族大员。杨统麟不失时机发表《录某君所着（恩中丞事略）》。他历数了恩铭罪恶的发迹史，揭露其杀人如麻、疯狂镇压革命的本质，文章说：“今世疆臣之名望、权力、地位，高于中丞者多矣；而与革命党俱糜，独让中丞实膺首选”。“抑吾观某君所述中丞事略，则中丞生平致身通显，固实以侥幸为常者。然则又且以革命党之不幸为中丞最后之大幸也”。进而指出恩铭被杀的根本原因是“以满人而皖抚故”，是清政府“口言立宪，心乐专制；口言调和满汉，心乐拥戴强权；口言上下一心，君民同体，心乐摧抑民权，剖除士气”的必然恶果。他警告清廷若继续镇压革命，“政府所得之利益如何？可视诸疆臣；疆臣所得之利益如何？可视诸皖府”。如继续“以芟夷革命党为事，则必日日以其身家性命易革命党之手枪炸药”。革命已经是星火燎原，“若徐锡麟者，特发其轫”，革命党人必将“前仆后继，幡然以相殉而无所于悔也！”
(四)清廷预备立宪是“以宪政之浮文蒙专制之实体”。
1907年前后，由于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群众反抗斗争的持续高涨，清朝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老办法统治下去了，于是宣布“预备立宪”。历史证明，预备立宪只不过是用来维护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但这却让保皇党人欣喜若狂。《神州日报》创刊前，上海地区由于《警钟日报》的停刊，早巳是清一色立宪派的天下，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充斥于各报版面的是一片欢呼声；《神州日报》创刊初期，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和名流贤达，曾经希望它支持预备立宪，但是从一开始，《神州日报》就确立了其坚决反对预备立宪的立场。首发其端者便是杨毓麟。创刊后的第二、三天，在《本报所处地位并祝其前途》的长篇社论中，杨毓麟就尖锐地指出：“自预备立宪之声一出，以宪政之浮文，蒙专制之实体。政府以预备立宪四字颠倒部臣、疆臣，而其错庸泄沓贪污淫酷也如故；部臣、疆臣以预备立宪四字矜炫国民，而其昏庸泄沓贪污淫酷也如故。然而政府则岸然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盖用立宪饵天下，而以一切新政涂民耳目，其威可以自卫，而其术可以不穷也。夫如是，则政府立于不受监督之地位，部臣、疆臣皆有不受监督之性质。所谓根本政策，所谓行政行为，皆非吾党所能赞一辞。”
杨毓麟不仅首发专论反对预备立宪，而且还发表了数十篇时评，揭露预备立宪的虚伪本质。杨毓麟认为，坚持君主专制制度是清政府从来都梦寐以求的，清朝建国以来，“未尝有立宪之思想”，也根本“无立宪之资格”，因为“政府诸公之顽钝为不可及也。眼前之内讧，不可虚悬一将来之完全立宪政体以慰之，然而不妨姑以是相慰藉焉”。一语道破清政府欺世盗名，愚弄国民的惯伎。并且，现时中国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满汉民族之间亦不靖旨平等，这是完全与立宪精神相悖驰的。中国没有立宪生存的土壤，所谓立宪只能是空谈和幻想。
杨毓麟指出：清廷“于专制，用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则存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其目的是企图“以狙奉公赋竽之心，为掩耳盗铃之计”，是以“宪政浮文，蒙专制之实体”，是“以立宪为饵民主媒”。宣布预备立宪后清政府的一举一动无不暴露出其专制的本质。1907年底，清廷发布上谕，“谆谆然宣布速订报律、限制结社”，“增订管理学校定章”，杨毓麟随即指出，这是“剥夺出版自由、结集自由、摧抑人民政治运动之萌芽”，“此与路易十六之凭藉兵力以解散议会者何异？”“是三者，皆为立宪国所不应有”，因此“可知现在政府之决然欲撤消预备立宪四字以实行其媚外政策”。同年，清廷为防备和镇压“莠民围漕”与“拒借外债”，一派夏辛酉巡防长江，一派姜桂题带兵南下，杨毓麟立即写成《论政府反对立宪之举动》的社论，文中指出：这当是清廷“以积极主义奴虏国民”。他说“军事行动为处置寇仇之手段”，而“闹漕者，穷民之呼吁长官，而非大盗之窥伺神器；拒款者，国民之拥护权利，而非豪杰之睥睨中原”，清廷竟以人民为寇仇，剥夺人民立宪国民之资格，“自今以往，政府毋复以宣言立宪，厚诬天下矣”。1907年前后，清政府大肆出卖路权、矿权、大举外债，割肉自啖，数目之巨，“以祖宗丘墓偿之而不足，以百世子孙性命偿之而不足”，杨毓麟大声疾呼：神州陆沉，国将不国，“诸公日日言立宪，日日言组织内阁，国家已亡，臣民权利已尽，诸公以谁为立宪国民，而自命为谁氏之国之内阁乎？
正当立宪派人跪伏于地，吁请清政府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时候，杨毓麟表示坚决反对，他及时撰文嘲笑清廷预备立宪是“沐猴而冠，蒙马以虎皮”，是“俳优扰杂，粉墨登场”，是“似开明，非开明，似预备，非预备”，是“群犬争骨，狺狺牙牙”，是“不男不女之天阉，非驴非马之骡”。他呼吁国民，尤其是立宪派人“一醒沉梦”，不要上当受骗。并正告他们说，要求清廷实行立宪是“与狐谋皮，与鸡谋羽”，到头来，清廷只会兔死狗烹，“其便宜手段，则直用其最习惯方法以御之，格杀勿论之条文，军法从事之命令，无所施而不可，轻则枭首，重则灭门”。后来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遭到清政府的无情镇压，幻梦最后破灭，证实杨毓麟的正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淸廷预备立宪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在立宪派人沉迷于国会请愿运动闹得沸沸扬扬、当时国内各大报刊大张旗鼓宣传君主立宪的时候，杨毓麟等人主持的《神州日报》，独树一帜，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倡导排满革命，对于唤醒立宪派人投入反清斗争的洪流，确曾起到了启瘠发聩的作用。
(五)清廷“销除满汉”无异于“痴人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