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1912年1月12日，李燮和接到临时陆军部颁发的“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关防”，在南京韬园设立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第五次出任总司令。1月15日停战期限将满之际，李燮和发表通电，要求临时政府宣布战令，届时如未奉战令，“燮和即视为停战期满，亲督所部，分途出发，直捣黄龙，破釜沉舟，誓不荡尽虏氛不返”。月2日，李燮和率部誓师，鼓励将士“矢志灭敌，必坚必贞，其有为共和之敌者，则歼除之，不遗余力，务使吾中华民国得以早底成立”。其时清军兵进山东，登州、黄县、即墨等地民军告急，烟台民军电致李燮和，“万望指日前来”。2月7日，李燮和奉临时陆军部令，派遣参谋陈毅、副官姚敏、公羊寿文先赴烟台建立兵站，发布檄文和光复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炯率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二营，派遣第一团团长周朝霖率该团第一营开赴烟台作战。2月8日，李燮和发布致山东军民电，号召反清志士“为吾先驱，直捣虏巢”。李准备亲率大队继发，旋因议和告成，清帝逊位，李的军事行动才告停止。
五、激流勇退，投身实业热潮
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李燮和毅然退出了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以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家转而投身于实业和文化事业，顺应了民国初年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
李燮和“怀抱铁血主义，已逾十年”，但在1912年3月，李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自请辞去光复军总司令职。表示要“解甲息兵，退归田里，以睹放牛归马之盛尚”。
陶菊隐先生在《筹安会“六君子”传》中，说当时“李巳成了个光杆司令，只得辞职下台”，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李辞职之前，虽将一些部队分遣湖北、山东，但在南京还有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工兵一队，留驻吴淞还有一旅，仍隶属光复军名下，其并非“光杆司令”，李的亲属在军中还占据显位，其弟李云龙任光复军参谋长、陆军部科长，其侄李刚任光复军炮兵司长，后升任陆军第五师代理旅长；李云龙还担任过湖南陆军小学监督、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桃李中不乏后来卓然成名的唐生智、陶峙岳等军事人才。若以这些力量为依托，李燮和建立私兵当非难事。而且李燮和在军界声誉素着，深受拥戴。李辞职后，黄兴又任其为长江水师总司令，水师官兵“靡不欢迎，但闻先生叠辞，我军深恐失所依戴”，因而派代表迎接李燮和“先行莅任因此，李燮和决非在军中无所作为，更非手中无兵而“被迫下台”。
李燮和自解兵权的真正动机，笔者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放松了对袁世凯专制复辟的警惕。在清帝逊位以前，李燮和是“以铁血与之相见”的反袁派的激进代表，但当袁世凯摇身一变，声称“拥护共和”时，李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12年3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廷发布退位诏书，次日袁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李燮和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希望通过拥袁来使民国早日巩固，在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李燮和、蒋雁行、朱瑞等南方将领联名致电，恭祝“大总统万岁”。对于民元建都问题，李燮和等人也作了有利于袁世凯的选择，认为“宣布共和以来已逾旬曰，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以致统治机关不能成立，对内对外，危险异常”。“统一政府暂设地点，若就现实外交、经济、地理、历史种种关系言之，自以参议院第一次议决之案为适当”。即主张临时政府设北京，反对孙中山等人争取袁南下任职的努力。放松了对袁的警惕，丧失了明确的斗争对像，是李燮和激流勇退的根本原因。二是受光复会“功成身退”观念的影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是光复会的入会誓词，作为光复会的一员干将，“功成身退”观念对李燮和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清帝退位，共和告成，李燮和即认为“海内不用干戈，天下已将平治，燮和十余年来奔走逋逃，出生入死。中心之思，未以逾此”。既然“天下从此太平”，那么“军人自宜退伍”，从而萌生“以睹放牛归马盛尚”的念头。三是感于当时兵多将杂的纷乱时局，希望裁兵以安民。当时南北军队已逾百万，其中不乏挟兵自重、不顾大局之人，李燮和担忧兵多将杂的状况将成为时局不安的因素，“饷源匮竭，兵士有哗变之虞，军队增多，异日有流寇之患，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因而率先作出裁军榜样，退出以军权谋实利的舞台。在解职同时，李燮和号召维护军政统一，并倡导全民皆兵之制，以制约私兵之患，使“今日之拥兵自卫者，将自讶其无谓，即异日亦不至厉民以养兵，劳兵以卫民”。
李燮和辞职一举，在当时受到一片赞扬，孙中山批复道用兹嘉许，放李靖为神仙；树之风声，使樊侯无容地也”。《时报》、《民立报》都以《李燮和功成身退》等题，赞誉其功成不居，高风亮德，“诚足令人景仰不已”，“实为滔滔利禄是竞者之反镜”。李辞光复军职后，1912年4月，南京留守黄兴任命其为长江水师总司令，经“再三”恳留，始允就职，但履任未久，在黄兴取消南京留守府之前，李辞去此职。袁世凯也曾想授李任“长江水师总稽查”，也被李以“抱病日久，气体过虚”为由坚辞。
李燮和的激流勇退具有两面性，在主观上，显示了不争名利的风格；在客观上，过早地放弃了对袁世凯的斗争。但应当看到，李燮和的退隐情绪，代表了革命党人当时思想的基本走势。掌握军权是掌握政权的最重要环节，而无论从革命派的主观认识上，还是在当时客观的形势下，革命派都未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甚至一些主要领袖也是一样。孙中山也觉得各省民军过多，亟宜分别裁留”，黄兴认为欲保东南之安宁，谋国家之统一，当先以裁遣军队为人手办法”，革命党人邹永成建议保存军队，带入绿林中训练，以备在大局变动时运用，当即为谭人凤斥为“发神经病”。如果李燮和坚持兵权，不主动辞职，或许也会在南京留守府时遭到裁撤。
在退出政治漩涡的同时，李燮和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投身到民初实业热潮之中，将视点转向经济和文教事业。1912年3月，李燮和和黄兴、蔡元培等共同发起了“拓殖协会”，以“拓地垦荒、殖产兴业”为宗旨，藉以“苏民困，维国本”，“拓殖协会”在当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实业团体。1912年11月，李燮和、黄兴、龙璋联合华侨商人曾连庆等发起创办“中华汽船有限公司”，招股200万元，订造商轮6艘，在湘汉航线上营业，以期“收回外溢之利权，扩张自由之营业”。这一年，李燮和还与陈其美、于右任等联合发起了“中华和平会”，其宗旨为“协助共和，改良社会，化除党派以维世界平和，保护人权以畅国计民生”。中华和平会本身不是实业团体，但它从事的具体事业主要集中在实业和文教方面，计有：附办国民厚生银行，“专为振兴实业及农、工、商、贩贷款”；创办工艺、制造、蚕桑、畜牧、垦矿、种植等多种生利事业；开办学校、传播知识；附设报社；设立贫民院、贫儿院、济良所等社会福利机构。
在文教事业方面，李燮和亦有所作为。1912年3月，李燮和帮助陈婉衍将女子北伐队改组为女子学堂，以李的名义向教育部申请经费，并将原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所在地南京之韬园拨作校址。1912年，李燮和和张继、黄兴等一同发起创办《世界报》，以“输入世界常识，指导共和政府，平均地权，主张人道”。招股处设于上海。李燮和还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了《东方日报》，延聘湘籍文人向构父任总编辑，着名新闻记者和评论家黄远庸担任特约通讯员，兼写社论。但因财务困难，此报维持未久。
李燮和投身于实业和文教事业的出发点，正如其在《中华和平会缘起》中所说的，是看到了“共和成立，恢复之目的已达，建设之事业孔多”，因而要与大家“共负兴亡之责”，努力做到“野无旷土，国无游民”。这一思想，反映了民初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种共识。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普遍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剩下的任务是实行民生主义了，所以孙中山乐于在野，热心地为全国规划二十万公里铁路，黄兴宣传“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谭人凤以当大资本家为荣，说若资本家能使人民“蒙莫大之利益，鄙人何必赘辞？”陈其美慨然表示对民族工商业“愿勉尽提倡保护之职。因而，革命派领袖大多成为实业建国的倡导家，对民初实业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燮和在实业和文教事业上的努力，与民初革命党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就客观成果而言，民初的实业热潮，激发了人们投资企业的热情，促进了众多工矿企业的创办，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辛亥革命之后遗留下来的少数成果之一。李燮和所参与的实业和文教活动，在这一进步潮流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李投身实业热潮，是应予基本肯定的。
二次革命前后，面对袁世凯大肆镇压国民党的危局，李燮和担忧“如再酿战争，民将不堪”，因而本着“冀弭世难”的宗旨，从家乡回到南京、上海，旋即北上进京，试图调和南北，但未有实效，之后便“蛰居北京，不问政事”。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为袁复辟帝制进行鼓吹，李燮和在非出自愿的情况下，被杨、孙等人列名理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据现有的材料看，李在此期间并无拥袁帝制的具体言行，也未参加筹安会的实际活动。关于这个问题，今人巳有专文论及，此处不再赘述，1916年袁氏帝制失败后，李燮和彻底退出政坛，隐居家乡李园，1927年7月19日病逝，终年54岁。
综观沪宁光复前后的李燮和，积极参加了反清武装斗争，表现出可贵的革命坚定性和激进性。其征战沪宁之间，建立了卓着的功勋。在其奋斗过程中虽然不无可责之处，但这种不足不仅仅是李个人的原因，而更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整体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而就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潮来说，李燮和的贡献是主要的，应当当之无愧地列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