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元代，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蒙古大汗发动的大规模的征伐战争以及蒙古帝国横跨欧亚的辽阔版图。事实也确实如此。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率领下，以征服世界为目标，南征北讨，所向披靡。蒙古帝国的统治地域，西面曾扩展至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面到朝鲜半岛，南面到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北面囊括西伯利亚。由于蒙古实行分封制，大蒙古国时期的广阔疆域实际上是在蒙古大汗权威统治下的松散联合体。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西北各汗国逐渐走向独立，即便如此，元代的疆域仍十分辽阔。《元史·地理志》云：“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人们一般把元代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前四汗时期或大蒙古国时期（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朝，1206—1259）。这个时期，蒙古统治者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从朝鲜半岛直到东欧，建立了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此一时期蒙古的统治中心在漠北，其统治方式在不同地区因社会经济基础差异而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推行的是蒙古制度。
二、元世祖忽必烈时期（1260—1294）。此一时期忽必烈推行汉法，改革旧制，确立了以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为主干的中央集权体制。元朝的统治中心南移至漠南汉地。
三、元代中期（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1295—1332）。此一时期元朝统治者继续进行推行汉法的改制，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斗争不断，几乎每一次皇位的更替都伴随一场激烈的政治或军事斗争，到元文宗即位初竟发展为大规模的内战。政局的动荡削弱了元朝的统治。
四、元代后期（顺帝朝，1333—1368）。此一时期统治集团日益腐败，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的统治土崩瓦解。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初年，名儒许衡上疏建议行汉法：“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应该说许衡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汉地经过长期的发展，有着自己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且人口相对于北方民族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北方民族必须借鉴汉地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制度，才能对汉地进行有效的统治。由于受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等因素影响，北方民族的政治文化制度较为简单，没有制度化、正规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以“必行汉法”。元代的历史不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推行汉法很不彻底，蒙古旧俗广泛存在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从而干扰了一些统治机构的正常运作。（《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许衡传》）
元代的政治文化制度基本上是蒙古法与汉法并存，而蒙古法又居于核心位置，亦即内蒙外汉。以元代宫廷为例，蒙古游牧官和为皇室贵族服务的特设官署占据着中央官制的内核部分，即便是汉地式官署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也渗透了相当多的蒙古因素。而元代军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依然是负责宫廷宿卫的万人怯薛，并且怯薛近侍参与中央决策，这些都是蒙古旧制的体现。又如元朝皇帝在大都、上都建立了汉地式的宫殿，但都城之内仍保留蒙古帐殿。这种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繁荣发展，也使得蒙古民族不致被人数众多的汉族迅速同化，同时又带来了种种弊端，诸如滥赐、冗官、贪污、民族矛盾等。
元代宫廷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宫廷斗争史。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元代相当多地保存了分封制和黄金家族的共权原则，使得皇位的继承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到元代后期，权臣在皇位更替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并且多次出现权臣垄断朝政的局面，这又是元廷改革旧制，加强汉地式中央集权的产物。
对元代宫廷史的探讨既有利于把握元代历史的梗概，对于理解元代政治文化中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大有裨益。毕竟，宫廷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是诸多政治文化现象产生的源泉。
元代宫廷史是一个涵盖范围颇广的题目，涉及宫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受篇幅和笔者能力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就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本书以皇位更迭及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为主线，试图勾勒出整个元代宫廷政治史的轮廓，使人们对元代这一方面的历史有所了解。其中第二章的主要内容以及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大量参考了李治安师的《忽必烈传》，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是李治安师和笔者的共同成果，当然书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皆由笔者负责。
薛磊
2008年4月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