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事件后中日双方勘察现场1932年1月28日傍晚，上海东北角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
静悄悄的马路上，不时听到几声“笃、笃”的敲打声。顺着声响寻去，便可看到5个和尚打扮的人在路上行走。他们手敲扁鼓，走走停停，不时四处窥视。这5个日本僧人，为首的是天崎居升、水上秀雄，另外3个分别叫藤井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
三友实业社是上海的著名国货工业，他们以生产三角牌毛巾质优价廉而闻名。“九一八”以后，这个厂的工友自动组织了义勇军，每日操练，情绪高昂。
这几个和尚鬼鬼祟祟的不寻常举动，引起了工人义勇军的注意。他们马上派人盯上了这些和尚。和尚见有人跟踪，便奔跑起来。当他们跑到赵家巷附近时，工人拦住他们盘问。
就在这一刹那间，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了三友社工人行列。他们挥动着的拳头，雨点般地朝和尚身上打来，有的还捡起路边的地界石朝和尚猛砸。几个和尚被打伤，有3人立即逃到不远处的由日本人办的东华纱厂。其中有一人因伤重后来死去。那批不明身份的“工人”打人后即逃之夭夭。
这件轰动上海滩的“日僧事件”，成为“一二八”事件的导火线。
“日僧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
川岛芳子，原名金壁辉，是清朝皇族肃亲王的女儿。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她失去了贵族地位。不久就成为日本特务川岛浪速的养女，到日本信州高等女校接受教育。
她的特殊经历、特长、活动能力，立即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军方专门对她进行了特务训练，使她学会了射击、骑马等多项技能。
1927年11月，日本策划“满蒙独立”。川岛芳子被派回国，安排她与蒙古王公之子甘珠尔察布结婚，以控制这个傀儡。不料，事未成功，皇姑屯炸车案使世界舆论大哗，“满蒙独立”运动随之夭折。川岛芳子与甘珠尔察布的婚姻关系立即解除，回到日本。“九一八”事件前后，她受日本间谍机关指派再次来华。
1932年，关东军要在东北策划炮制“满洲国”。为掩人耳目，转移国际视线，坂垣征四郎找到上海的田中隆吉，给他2万日元活动费，要他制造一个日本向上海出兵的借口。要做这件事，田中自然想到了川岛芳子。
上海，东方大都会，是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的许多场合，经常会出现一名神秘的女郎。她风流潇洒，娇小玲珑。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男人一见，魂魄都会给她勾去。她一会儿女扮男装，一会儿袒胸露臂；一会儿是侠客，一会儿又是舞女。政界要人的沙龙里，学校严肃的课堂上，军队森严的兵营里，青红帮充满杀气的据点里，经常可以看到她不时出入的身影。这时的川岛芳子，26岁，正在走向成熟和老到。她在社会各界的频繁活动、广泛接触中，主要是搜集情报，其次是组织破坏、收买汉奸、散布谣言。她刺探的情报准确性之高，连日军驻上海的头目白川义则、冈村宁次等人也大为赞赏。
“日僧事件”是川岛芳子制造出兵上海借口的第一步。
这几个和尚是日本“日莲字”一派的。日莲字，是中国佛教中法华教流传到日本后演变而来的一支佛教流派。它的右翼以专门从事暗杀活动而闻名。川岛芳子利用这伙人去“点火”，那些冒充“工人”的，是她收买的汉奸。
三友实业社的反日情绪，早就引起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注意和不满。本来，日商东华纱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就竞争不过三友社的三角牌毛巾，双方积怨已久。“九一八”后，三友社工人组织义勇军，更引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仇视。川岛芳子选在这里肇事是早有预谋的。
第二步，他们利用“日僧事件”火烧三友厂，把事情闹大。
1月20日晨2时，“日本人青年同志会”70多人，气势汹汹地前往三友实业社“报复”。当他们路经临青路时，值勤的华人巡捕上前劝阻，他们立即就动手打人。华捕田润生当场被打死，华捕朱伍兰打电话报警。那只握听筒的手被砍掉二个指头。
三友实业社的周围篱笆都被撬开，他们把汽油、煤油浇到工厂板壁上点火，立即火势冲天。还嫌不够，又用手榴弹轰炸方才罢手。
第三步，当天下午，他们在公共租界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开会，要求日本当局和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兵干涉以“保护侨民”会后，1000多名暴徒手持棍棒，在海军陆战队掩护下，气焰嚣张地在吴淞路、北四川路一带游行示威。沿途不少商店被他们用棍棒捣毁，电车也被他们阻拦，值勤的巡捕再次被殴打。
这个“三步曲”唱完，上海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关东军策划的日军进攻上海的借口终于制造出来了。
1月23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里。
19路军和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官长都在这里，其中有总指挥蒋光鼐、19路军军长蔡廷锴、警备司令戴戟和所属各部队的长官。
目光冷峻的蔡廷锴军长站起来，扫了大家一眼，用低沉坚毅的语调对大家说：“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滋扰，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兄弟只有决心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共死。”
戴戟司令当众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等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最后，蒋光鼐总指挥训示：“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是这种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当天，一份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4位将军签署的告19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流传在广大官宾之间，19路军将士的热血沸腾了。这份文告说：
“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
“我们为紧急应付起见，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尽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
“自由之神已鸣，救死之血正沸，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哥哥们，弟弟们！冲锋吧！我们要永永远远在血泊中求最后的生存与胜利，我们来高呼：杀！杀！杀！”
中华民族从来是不可悔的！19路军的官兵全体动员起来了，他们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
日本加紧了侵犯上海的准备。
“日僧事件”刚发生，日本第一遣外司令官盐泽幸一就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4项要求。吴铁成卑躬屈膝，全部接受这些无理要求。但是，紧张空气并未缓解，形势更加严峻。
1月23日晚，停在吴淞港外的日本轻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特别陆战队457人到上海。
1月24日，日本水上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到上海。
1月28日20时，盐泽幸一又提出进一步无理要求，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四川路并平毁工事，由日军进驻。
21时30分，部分日军登陆，他们和原来就在租界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后，趁着夜色向天通庵火车站集结。
23时30分，盐泽幸一下令进犯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以此切断中国守军的军事运输，并扩大租界外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