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整个国家中，没有哪个人不是农民，因为不仅在农庄，而且在任何其他你未曾预料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因此，农村问题历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国家的兴衰存亡、社会的发展变动与农村休戚相关。正如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宗旨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从历代封建王朝到国民党政权，再到共产党政权，没有哪一个政权不曾致力于农村问题之有效解决，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就是掌握了当时农村问题解决的主动权。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尽管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了旧有的农村社会结构，使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村问题却远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各领域高速发展，唯“三农”问题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瓶颈。此乃近30年来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等同时聚焦农村社会的主因，从而将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推向新阶段、新高潮。
回首检视中国乡村史研究，农村问题研究大致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挽救“乡村危机”的呼声中。当时，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经济等诸多内容均纷纷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但这些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走向深入和持久。1949年后的30多年中，在近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有关农村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土地问题等若干方面，而涉及乡村问题者则难出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的窠臼。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村日益成为国人瞩目的对象。在学术界，近代乡村史亦因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引起历史学者的高度重视，亦引发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乃至伦理学者的浓厚兴趣。
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多面相并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教授所言：“社会是一有机体，包含着诸多内容，而各部分内容又是相互关联的，有人从地理环境中去研究，有人从政党与社会变迁中去研究，有人从人口方面去研究，有人从乡村结构变化中去研究，有人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去研究，等等。历史学者总是将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拿来探讨……”正是出于这样的学术理念或研究路径，笔者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择晋西北农村租佃制度和借贷关系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并通过该项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一仍其旧，继续围绕晋西北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或各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
笔者之所以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作为研究地域和研究对象，除学界对该区域关注相对较少外，更主要的是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是晋西北近现代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日本入侵引起该地区政治格局或地方权力结构重组以及中共对该地区的社会整合中，更表现在其由一个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边缘地区”变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开放”的“革命实验场”及其逐步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且，在导致晋西北农村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所有可供考量的要素中，中共革命是最有影响且须首要考虑的变量元素。革命为应对日本入侵，整合了乡村原有的资源配置，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引起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权力与文化观念的巨大演变；其中乡村三种主要经济关系（包括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及与之相联系的土地制度变化最突出。本书就是以之作为研究视角，既考察它们本身在革命场域中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又通过这样的“窗口”观察晋西北农村社会是如何在革命中向“现代”社会演变，以及农村社会中地主和普通农民应对革命与战争的需要、愿望及其所作所为。从另一角度而言，既然中共革命是推动晋西北农村社会重构的动力之源，故研究的重点还在于考察中共是如何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的，包括变革的制度安排、运用的手段、实现的目标及其整个策略选择；换言之，即中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经历了些什么或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鉴于问题的选择与研究的视角，本书在结构上主要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考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区域地租、租额与租率的基本面貌及其在战争和中共革命政策影响下所发生的剧烈变动，以及乡村私人借贷关系存在状态和中共减租减息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历程；下篇分别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传统“中农化”小农经济、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农民家庭生活（包括地主经济水平）、农村雇佣关系与雇工生活以及战时农民非常态分家行为进行了探讨。
张玮于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