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及整个八路军，上至总司令、军委主席，下到每一个士兵，政治上、生活待遇上均平等。对此，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戴维· 包瑞德上校也承认，“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这种“外貌”，就是指美国人推崇的民主与平等的观念。
延安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大家庭。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毛泽东所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上下级之间，多不以职务相称，而以“同志”相称，大家同工作，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没有上下隔阂，关系亲密无间。那时延安传唱过的一首苏联歌曲中的两句：人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这一表述，可以说是最生动、准确的写照。
1939 年，毛泽东同志和延安杨家岭农民亲切交谈。
党的领袖和八路军总司令的作风是民主平易的。1944 年，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箴言报》记者冈瑟· 斯坦因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访问延安时看到，毛泽东和朱德走动时，“并无副官或秘书跟在身边，穿的是没有徽章的制服，这种制服对于一切等级的人，都是一律的”；毛泽东“总会有时间和一切领域之实际的领导者，和非党人士，和纯朴的农民，以及和任何向他请教或有所咨商的人们，进行谈话”；中共的党员，对于毛泽东的理论学说和实际政策，是“以一种无限的热情”和“为任何中国人所罕有的那种纪律性，加以信服的”；这“主要是自发的，因为党员天天可以看到，在制定政策时，毛泽东如何探寻与采用他们的意见”；士兵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咸敬爱如‘父’”。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也说，“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18 集团军总指挥，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
一般说来，军队中是等级森严、最缺乏平等精神的地方。美国记者斯特朗抗战初期曾在八路军总部住了10 天，却留下大不相同的印象。她注意到，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将领之间“不存在内部的倾轧，没有吵架或者粗暴的行为”，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喜悦神色”；完全不存在官僚主义，上下级之间亲密团结，从等级最低的士兵到最高级指挥员都发挥出“主动精神”。的确，共产党的军队是当时民主和集中结合得最好的队伍。在延安，还经常举行篮球、排球比赛，朱德总司令、贺龙师长等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和战士们在一起打篮球，你简直无法分清哪个是战士，哪个是领导。宝塔山下，延河水畔，到处洋溢着革命同志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深厚情谊。在延安，青年人心中的偶像是“‘两万五’穿着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
如果将延安誉为“革命熔炉”，那抗大可以称为“熔炉中的熔炉”。那里的教职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的特征最为明显。工作、职务上的分工虽有不同，但他们情同手足，像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当时的延安机关、学校都有个晚饭后散步的好习惯。
每当夕阳辉耀着山头塔影的时候，同志们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斜照的延水河畔，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小道和古老城墙，或指点江山，或纵情高歌，或谈古论今，或研讨切磋，到处充满着战友的温情，到处是一派盎然的生机。特别是延水岸边一处刻着“宛如云霞”四个大字的长方形石窟，顶部岩石经过千百年风化，自然呈鱼鳞状，当它被落日的余辉染红，酷似晚霞，与延水泛起的粼粼波光相辉映，显得分外绚丽。许多青年很喜欢攀上此处古迹胜地，俯瞰如带的延河滚滚奔流，心潮起伏，都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抒发革命情怀，互相鼓励，携手并肩为拯救中华而奋斗。
抗大这个革命大家庭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好“家长”。副校长罗瑞卿既严肃又可亲，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参加操课，一起打球和散步谈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罗头”，很愿意接近他。政治部主任张际春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干部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的窑洞里常常聚满年轻人，他像个慈祥的长者，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说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也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地说服教育，具体地帮助。
在延安，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包瑞德对这样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他们一行人到达延安后，共产党联络员首先提醒他们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东西时，不要用住在远东的外国人常用的口气喊“伙计”，而要用一种合适的音调叫“招待员”。斯特朗也看到，担任勤杂人员的“小鬼”们，在别的地方被叫做苦力，而在延安的舞会上，他们与别人一样，也加入跳舞的行列，快活地旋转着。
延安是所有革命者的家，是个和平、安全的地方，投入她的怀抱，就会感到放松、惬意。在南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筋疲力尽地从谈判桌边回到延安后，把一群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留在机场，他一个人到窑洞里睡觉去了，一睡就是大半抗大学员自己动手解决校舍的不足，1937 年11 月突击半个月，完成窑洞175 个。二排右起第一人为抗大副校长罗瑞卿。
天。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人员黄华，经过一年紧张而没有成果的谈判以后，抵达延安时，感到身体不适。一周后他说：“真是奇迹，我觉得舒服极了，吃得那么多，睡得那么香！”当时，延安还遭到轰炸。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在重庆和南京待了五个月的陆定一，回到延安休假时对斯特朗说：“一个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待上五个月，比在这里待五年还容易老。”斯特朗还认为，共产党的官员们之所以在艰苦的特质条件下能工作很长时间，而且能在敌人即将入侵的情况下，工作起来也不怎么紧张，“首先是由于在延安的十二年中，他们已经使自己的全部理论经受教育实践的考验，并为农民所接受。
他们在老百姓家中感到自在，来来去去，无所畏惧”，此外还“部分由于他们过着一种接近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部分是由于相互间有着同志般的社交生活。”这种干部与群众之间、革命者互相之间亲切自然的关系，正是延安精神的一大待征。
如果说，红军的官兵一致这一政治制度已经在井冈山、长征时期开花的话，那么到了延安、抗战时期已经结果，它更为深入人心，更成为整个八路军上下很自觉的意识与行动。在延安，人们常看到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现时，“经常是步行，或者乘一辆封闭式救护车”；而据他所知，这辆车是共产党唯一的机械化交通工具。“这里没有豪华的、常常以高速行驶的黑色大轿车；而在重庆，当委员长（指蒋介石——笔者注）从街上穿过时，人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面。这里也没有卫兵和便衣人员组成的封锁线；而委员长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却总是被这种封锁包围着。”美国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外交政策汇报》与《新共和杂志》等期刊的特约撰稿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辛格在被问到对中共领袖们的印象时说：“南京的官员们，实际毫无事做，却像煞有朱德同志在延安。介事地摆出忙劲头；但中共的领袖们，和蔼可亲，能和你作娓娓的长谈。”对于中共领袖平易近人的作风，德国记者斯特朗到达八路军司令部的时候，见到身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从土屋中向他们跑来，其中“有一个满身尘土，穿着灰蓝色的衣服，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俯身隔着司机同斯特朗握手，用不标准的德语同她打招呼，这个“和蔼、朴素，看上去像农民一样的人”，“一点都没有架子，和农民们一起在漫天灰尘中跑出来迎接一个刚刚抵达的外国朋友”的人，就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朱德！斯特朗在八路军司令部住了10 天，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人的朴素和直率，以及他们的毫无架子，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写《红色中国内幕》的作者美国记者民姆· 韦尔斯也评价朱德，与其说他“是一位至高无尚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黄炎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他说，在一般人想象中，这些人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
这种官兵一致其实就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种境界，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当年，有那么多男女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奔向延安，这种和谐的上下关系不能不是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