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大小十几个诗人先后自杀，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包括海子、戈麦、顾城，其他尚未引起太大关注的诗人包括胡宽、方向、蝌蚪等。如果可以忽略顾城自杀行为所伴随他杀的暴力的话，这样一个诗人群体自杀事件的确值得反思。
作为1990年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诗人们的自杀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诗人（比如骆一禾）的死亡，不可能只是一件孤立的文坛事件。尽管有人提出诗人们的自杀多半是因为他们性格的脆弱和诗人所特有的敏感，笔者以为这样的考察过于重视诗人的主观方面，这还不是诗人群体自杀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诗人群体自杀的外部研究。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这些成果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故意忽略对影响诗人自杀的外部环境的梳理。本人试图打破这个局限，全面探讨诗人群体自杀现象的深层原因。
笔者以为探讨诗人群体自杀现象首先要考察中国大陆1990年代诗歌生长的外部环境，这个环境是经济方面的，更是政治文化方面的。
中国大陆1990年代诗歌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复杂而艰难的，可以说泥沙俱下、险象环生。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模式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和退出。政治方面，刚刚经历“八九学潮”等多次学潮的洗礼后的中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官方政治对文化控制的加强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诗歌领域，中国作家协会于1991年5月在桂林召开“正本清源，繁荣社会主义诗歌”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会后《诗刊》选发了《重评北岛》
（陈绍伟）等大会发言，要求诗人们“加强思想改造”，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和1990年代的泥沙俱下的经济环境一起，中国政治改革进程左右着文化环境的培育和发展。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有序推进，不断被边缘化处于徘徊阶段的知识精英们要求文化进步的呼声日渐高涨，他们重新高高飘扬起理想主义，尤其是代表先锋精英的诗人们，他们内心的狂热理想，实在难以接受不断被边缘的厄运。他们发出了“一个创伤累累的诗歌良知，可以被暴力践踏，可以被一个消费时代遗忘，可以被当今的‘文坛豪杰’们开涮，但它依然在目睹我们”的呼喊。
面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对诗歌的巨大消解力量和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刷，诗人们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断强化。他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谁都渴望做一个纯粹诗人及个人在历史中的自由，但这是在20世纪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一种‘纯艺术’的存在呢？（或，它本身是否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呢？）”。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诗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多元选择。一方面是一部分诗人温和地适应社会发展，由诗歌创作群体转向“新生代”小说创作群体，如韩东、鲁羊、朱文等。另一方面是另一部分诗人面临着被误解、被嗤笑、被排斥、被拒绝以及被否定的尴尬境地，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最终陷于精神的失落，甚至毁灭。如食指（郭路生）进疯人院，海子和戈麦的自杀，骆一禾的突然死亡，之后1993年顾城惨烈的杀妻自缢的绝决选择更是让文坛震惊。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诗人所遭受的这次巨大精神事件，充分彰显出面对残酷的外部环境诗人群体精神的失落及绝决选择；彰显出社会转型期文化的“失衡”与一种精英文化的失落。诗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诗歌及其所承载的理想的热爱，对自我及社会的期待与批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贵族情怀，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在日益世俗化的现实面前，如陷鲁迅所说的巨大“无物之阵”，无从自拔，其失落与悲怆便在所难免。
王岳川在给清华大学学生作演讲时，就指出：诗人自杀是在匮乏的时代，真诗人与伪诗人的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伪冷漠内在狂暴的创造力的双重夹击下，以生命的终结发出了没有答案的“天问”。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说诗人之死并不是绝对的虚无与缺乏文化精神的价值的表现，任何极端张扬死亡美学的言说都是没有出息的。中国当代诗人的精神失落与决绝选择是诗人把“死亡”“疯狂”作为一种手段和宣言，预示着与现实世俗保持着距离与对抗的精神，这是殉道式的绝决。同时，我们看到的还是精神无产者最终自觉虚妄的精神告白。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诗人们独特的人格气质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社会紧拴在一起，无论新一代诗人怎样地宣扬自我、表现自我，也无论他们的诗怎样地处处体现另类，但在骨子里这些诗人仍然承载着神圣的济世感，他们渴望着哪怕是迟来的社会认同，当这些也不复存在可能时就会触动他们的深部痛感。
评论家王干也认为：虽然海子、骆一禾、顾城、戈麦等青年诗人的自杀与卒亡在肉体上把“诗人之死”这么一个哲学命题世俗化了，但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在一段时间内相继以死来撞击文坛，不啻为90年代文学史上最血腥最惨烈的悲剧。诗人的自杀是否与所有强调文学的纯洁、文学的崇高、文学的伟大和文学的不食人间烟火有关，尚难断言，但这些纯洁诗人们的死，肯定因为心中有一个理想的诗国，而现实与理想愈距愈远，使他们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在一连串的诗人自杀之后，1990年代中叶便没有再发生类似事件，诗人们在免疫力加强的同时，精神敏感度也在下降，这是1990年代文学最无奈的风景。1990年代文学在海子在山海关卧轨那一刹那间，就意味着精神和肉体的碎片将漂浮在尘埃之中。
在复杂的近乎严酷的外部环境面前，其实1990年代诗人的自杀与其说是悲壮的，不如说是悲哀的，甚至是可怜的。戈麦自杀前焚毁大部分诗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戈麦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写出好的诗歌）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当他发现自己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而仍难获得他所期望的成就感时，一种失败的感觉便紧紧攫住了他。同时伴随着诗歌挫折而来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挫折与失败，它们构成一种合力，合谋共同对付脆弱的戈麦。性格刚毅而又时而软弱的戈麦，经不起如此大的折腾，内心深处产生了浓重的厌世情绪，对于一位富有而又贫困的诗人来说，它只能以毁灭自己的方式来报复对他施恶的社会和人生。
《关于死亡的札记》是戈麦自杀前留下的诗歌残片，这些在形式上不完整的诗歌更逼真、生动、深刻地表现出这个孤独、痛苦的灵魂在面对死亡时的思考轨迹：“如果说医生是仆人，生活是情妇/那么死亡就是陪伴我们行走/以及睡在我们床上的那个影子”，死亡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顾城在作品中也多次提到死亡，并对死亡进行了一种“诗意、倾听和试验”。这其实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生命危机感。在顾城的整个意识世界里，死亡意识是其深层心理中的重要问题，它蕴含着对死的态度和对生的思索，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化了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和他一直追求的“天国花园”互相支撑。当他所追求的理想最终破灭后，其肉体的生命便也失去固有的意义，终于导致了悲剧。
顾城诗歌《螳螂的婚事》：“风有些凉了/天色将暮/螳螂震动纱衣/束紧肥大的小腹/她转过头/像是行最后的亲吻/一下子咬下了丈夫的头颅。”诗中所描写的场景似乎就是他多年后活生生的现实。雌螳螂可比作英儿对他的背叛，宣判了他的死亡，也可比作他对妻子谢烨的暴力残杀。
和戈麦、顾城一样，在残酷的外部环境的迫压下，海子的诗歌同样地表现出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壮。比如诗歌《泪水》，就写出了海子所遭遇到的痛苦和失败：“最后的山顶树叶渐红/群山似穷孩子的灰马和白马/在十月的最后一夜/倒在血泊中/在十月的最后一夜/穷孩子夜里提灯回家/泪流满面/一切死于途中/在远离故乡的小镇上/在十月的最后一夜/背靠酒馆白墙的那个人/问起家乡的豆子地里埋葬的人/在十月的最后一夜/问起白马和灰马为谁而死……鲜血殷红/他们的主人是否提灯还家/秋天之魂是否陪伴着他/他们是否都是死人/都在阴间的道路上疯狂奔驰/是否此魂替我打开窗户/替我扔出一本破旧的诗集/在十月的最后一夜/我从此不再写你”在海子诸如此类的诗中，我们嗅出了他面对外部环境的悲观死亡气息。
其实诗人群体自杀行为不为中国所独有，在面对同样残酷的外部环境时，美国“悲惨的一代”诗人们也出现了同样的猝死现象。美国诗人罗伯特·罗威尔、约翰·贝里曼、西奥多·罗斯克、兰德尔·贾雷尔、德尔莫尔·施瓦茨以及后来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被称为“悲惨的一代”，他们中绝大多数死于非命。
痛苦、焦虑和疯狂是“悲惨一代”的主题，一种尖锐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感几乎渗透他们所有的作品。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社会批评家看来，自我的痛苦来自文化危机的内化。“悲惨的一代”诗人的经验比一般人的经验更真实可信，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异常敏感，强烈地感受到了个人意识所受的束缚、心灵所受的羁绊。
普拉斯是第一个自杀的自白派诗人，死时年仅30岁。贝里曼、塞克斯顿接着也自杀身亡。他们并不把死亡看成生命的终结而看成充满希望的逃避。他们从自杀的念头中寻求着支持和慰藉。和中国诗人们一样，自由派诗人的自杀（或在诗中描写自杀冲动）也是对社会的反抗，他们希望通过毁灭自己来毁灭整个社会。
诗人们纷纷自杀的时代肯定不会是一个正常的时代，作为文化精英的诗人，他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的开放清明的环境。他们的要求如此简单，以至于他们的神经如此敏感脆弱，一点点的社会激荡都会让他们不安。他们要求又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到现在都很难说已经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