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事过程中，要注意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保留，学会含而不露，才能做到圆滑办事，滴水不漏。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看上去却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这就是说，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不可毕露。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众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防，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咸丰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录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曾国藩当时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承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人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面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老子曾说：“君子盛德貌若愚。”这里的“盛德”是指“卓越的才能”，整句话的意思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外表上看与愚鲁笨拙的普通人毫无差别。无论是谦虚还是谨慎，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是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倘若一个人能够谦虚诚恳地待人，便会赢得别人的好感；若能谨言慎行，更会赢得人们的尊重。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免功高盖主，才算是最巧妙的。
老子还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一个不自我表现的人，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而与此相反的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无长。”而如果一个人锋芒毕露，一定会遭到别人的嫉恨和非议，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