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大德意志之宝”的主要财宝已经多次转移，其主要藏宝处分散在山区，主要是在奥地利加施泰因、萨尔茨堡、萨尔茨卡梅尔克附近地区。这些藏宝受到非常严密的监控，非熟悉内情的人看来是不大可能找到它们的。有人认为，主要藏宝点是在奥斯小城周围。该城离萨尔茨堡的直线距离约60公里，处在两个长10公里湖的西南尽头。奥斯在战争期间是纳粹德国最后顽抗的据点之一，是希特勒在1949年底拟定的一个方案中的主要战略点。在纽伦堡审讯期间，人们估计有价值2亿多马克的财产被隐藏在奥斯地区。
原联邦德国政府和奥地利政府都在竭力寻找这批财宝。法国、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的秘密机构也在窥视这批藏宝。因为，从法律上来讲，各方几乎都可以有权要求得到这笔财产。不过，谁也无法知道，这批神秘的“大德意志之宝”最后究竟会落到谁家之手。
11.沙漠的“美术馆”有多少宝藏
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一直是一片令人望而止步的神奇土地。然而，近年来，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富于刺激的冒险旅游异军突起，非洲撒哈拉地区的一些国家，风行骑骆驼或徒步旅游，使旅游者从中体验到那环境恶劣、人迹罕至而又气象万千的大漠风光。撒哈拉壁画因此成为世界旅游业中一个方兴末艾的旅游热点。
撒哈拉壁画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沙漠中一个名叫塔西里的荒凉高原上，故又名塔西里壁画。这里原来有一座名叫塔西里的山脉，绵延800公里、平均海拔1000多米，最高峰2335米，岁月的洗礼使这座山脉变得宛若月球表面一样肃杀萧瑟，寸草不生，人迹罕至。而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有过丰富的水源，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牧场。塔西里，在土著的土阿雷格人语言中意思是“有何流的台地”，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里早已是河流干涸，荒无人烟，空留下河流侵蚀而成的无数溪谷和一座座杂乱无章耸立着的锯齿状小山，以及巨大的蘑菇状石柱，似乎在向世人无声地倾诉这里曾发生的一切，而绘画则成为他们倾诉的惟一方式。
20世纪初，法国殖民军的科尔提埃大尉和布雷南中尉等几名军官，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南部5公里处一个尚未被征服的地区巡查时，偶然地发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壁画，他们感到十分好奇，据布雷南追记：“1933年，我在率领一个骆驼小分队侦察塔西里高原时，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好几个‘美术馆’，展品真不少！内容有猎人、车夫、大象、牛群以及宗教仪式和家庭生活的场面。我被这些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就花了大量时间用速写描下了这些艺术品。”
当布雷南将这些速写画拿给法国的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们观看时，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无疑将证明，撒哈拉大沙漠绝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一直荒无人烟，那里曾有过水源，有过牧场，气候变化无常，交通极为不便，长期以来，有过人类的生息繁衍，否则那些壁画又当做何解释呢？
气候变化无常，交通极为不便，长期以来，看过布雷海速写画的人当中，有著名的探险家亨利·洛特。他是个孤儿，14岁时独自谋生，自幼失亲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后来他当上了空军飞行员。19岁时，由于一次事故使他的一只耳朵失聪，从此结束了飞行生涯。然而他对生活并未失去希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迷上了浩瀚无垠的大漠，此后他在沙漠中往返穿行，行走3万多公里，积累了丰富的沙漠工作经验，他把考察沙漠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
他花了一年半时间考察了塔西里地区，并和散居在这一带附近的土阿雷格人交上了朋友，这个土著民族至今仍散居在这块河流干涸的土地上，男的蒙头纱，女的却不蒙，过着自由豪放的生活。在一些数万年前被水冲刷而成的岩洞里，他发现了众多保存完好的壁画，令他不胜惊奇和喜悦。这些壁画记录了史前时代许多有趣的事情：赤身的猎人在射箭，圆头颅的武士在投掷长矛，平静的牧人腰系围裙、戴着埃及式的头巾、手持号角在放牛，还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独木舟。洞壁上还绘有许多动物，有的早已从地球上消失，还有如犀牛、河马、鸵鸟、长颈鹿等，也早已在当地不见踪迹。
面对这些史前人类创造的辉煌杰作，洛特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他决心将这些艺术品按原大和原色彩临摹下来。但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于是他决心组织一支考察队到塔西里来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连中学文凭都没有，谁会响应他的号召呢？为此他进入巴黎大学半工半读，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洛特脊椎受伤，卧床达10年之久，临摹塔西里艺术品的计划只好搁浅。
1955年，洛特恢复了健康，他四处奔波，得到法国一些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与资助，组建了一支由4名画家，1名摄影师和l名懂柏柏尔语的年轻姑娘组成的考察队。他们携带着各式各样的必需品，于1956年2月出发，先乘飞机来到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雅内特，然后从那里往北，又骑骆驼行走了8天，一路上风餐露宿，倍尝艰辛，才抵达目的地。
塔西望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昼夜温差悬殊，空气干燥，白天常常是狂风呼啸，沙砾飞扬，令人不堪忍受。而塔西里的岩画零散分布在洞壁的突出部位以及弯曲恳空的岩石上，有些画还转过犄角，跳过裂缝。为了把这些画准确无误地临摹下来，考察队员们忍受着严寒和酷暑、缺水和孤寂，在与世隔绝的荒漠中，常常不得不连续数小时乃至数日跪着或躺着工作。
1956年11月，天气转冷，考察队员疲惫不堪，工作暂告一段落。1957年，洛特又招聘一些热情高昂的年轻人重新开始工作。最后，他把复制的1500平方米的壁画带回巴黎，这些都是迄今所发现的史前最伟大的艺术的临摹抄本，随即，在罗浮宫展出了这些史前艺术珍品，令参观者为之震惊，同时又为史前人类能够创造出如此美妙的艺术品感到不可思议。
塔西里的岩画共有数万件彩绘画面和雕刻图案，大部分壁画表明撒哈拉沙漠曾是一片水草丰盛、牛羊成群的世外桃源。最早的壁画可以上溯到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最晚的壁画大约属于公元前后的作品、前后延续了近万年。不同时代壁画的题材、内容各不相同，风格各异，有的潦草，有的严谨，有的稚嫩，有的凝炼，百姿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记载了需人、迭尔拜族弄叮匕亚族、士阿雷格族等民族在此活动的情况。
岩画中最古老的画面是生活在公元的8000年～6000年前的史前人类绘制的，笔触稚嫩，描绘的一些绦紫色的小人，体型极不匀称，头颅又大又圆，而腿和胳膊细如芦柴。他们可能是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黑色人种描绘的，因为岩画中有文身和戴着暇面具的人物，这种风俗习惯与黑人的完全相同。在洞穴中有一个高5.5米的巨人画面，两只手，圆头，耸着肩膀，头上似乎贴了四块金属片，脸上没有鼻子，两只眼睛七歪八扭，仿佛毕加索的作品，因为其他数千幅壁画图案都不是很写意的，惟独这幅巨人像特别抽象，洛特百思不得其解，遂给他起名叫“火星神”。瑞士空想家丰·丹尼肯认为大火星神穿的不是宇宙服就是潜水服，而且头上戴着球形头盔安装有无线，显然是星外来客。其实看似头盔和无线的东西，实际上是装饰着羽毛的头巾，况且在凹凸不平的岩面上的人物画不一定是按照垂直方向整齐描绘出来的，所以丹尼肯将它推测为宇宙人是牵强附会的。
这时期岩画中，无头的人物、奇形怪状的物品比比皆是，类似的画面在西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迹中也有发现，然而大多数都无法解释。
在这一时期的画面上出现了婚礼、宴会及割礼仪式的场面，还有一群人围着一个手执“魔杖”寻找水源的人的情景，此外还可以看到几个小孩合盖一条毯子睡觉，一群妇女在搭凉棚，一个人摇晃着一个醉酒之人欲使其醒来，一只狗正在狂吠……这些栩栩如生的田园风光式的画面再现了昔日撒哈拉居民宁静安详的日常生活情景。
大约到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左右，塔西里岩画作品中，出现了放牧牛羊、半圆形房屋、舞女、战争以及日常生活等场面。狩猎画面也很多，从驱赶鸟兽到用弓箭射取猎物的全过程在岩画上都得到反映。画风完全是采取写实的手法，构图巧妙，色彩鲜艳。据推测，这些岩画是由至今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法尔拜族人描绘的，因为无论从发型、帽子、武器、住宅，还是从一夫多妻制等方面来看，两者完全相同。他们在撒哈拉牧草丰茂的时候赶着牛群，由乐非迁徙而来。这一时期塔西里的绘画艺术达到了巅峰。
公元前1500年前后，撒哈拉开始变得干燥，溪谷断流，绿洲干枯，严酷的自然环境不再适宜放牧牛羊。法尔拜人为寻求新的牧场向南迁徙，另一支使用马车的民族接踵而至。塔西里岩画中的两轮马车揭示了这一神秘的变化，这些两轮马车并不是用来运输货物的，而是用于战争和狩猎的，由于塔西里一带道路崎岖，石柱林立，马车很难行驶，因而居民十分稀少。这一民族大约在公元前l000年左右远徙他乡。
此后，撒哈拉日益干燥，沙丘逐步扩大，公元前后，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情形，这时塔西里岩画上表现的不是马而是“沙漠之舟”骆驼了，画面上的骆驼或单个或成群，有的骆驼背上还骑着人。骆驼是从亚洲输入的“舶来品”，据北非的碑文记载，骆驼来到撒哈拉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50年左右。文献资料记载的时间稍晚一些，为公元前46年。随着骆驼进入非洲大陆，撒哈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史前时代宣告结束，历史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希腊罗马时代。
撒哈拉壁画的主要颜料采自页岩。绘画时，先将颜料磨成粉末，用水稀释溶解，加入树脂、动物油、血、蜂蜜、尿等材料，制作成液体或糊状使用。
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溶化颜料用的石器皿和石盘，以及研磨颜料用的小石臼，绘画工具用手指、笔或毛刷等，笔和毛刷是用草、头发、羽毛以及削过的细树枝加工而成的。
塔西里壁画令人流连忘返。来到塔西里观光的游客，环顾一望无垠的大漠，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奇想：茫茫大漠中还会有神秘的岩画和不为人知的宝藏吗？
12.谁掳走了北京猿人化石
1918年春，在北京西南郊50公里处的周口店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首次发现哺乳动物化石。此后，在周口店陆续发现数枚人牙化石。经解剖学家研究，这些化石属于古人类的一个新种属，命名为“北京人”。
10年以后，1928年12月2日，北京大学装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一个完整的猿人头骨。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4纪地质学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28年12月以后至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前，在周口店经过11年挖掘，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北京人”的人骨化石及大量石器。
中国猿人化石是一批无价之宝，当时集中珍藏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保险箱里，由著名的德国籍人类学家魏敦瑞负责保管并研究。
1941年初，日美关系趋于紧张。魏敦瑞提出，珍贵的中国猿人化石继续留在日军统治下的北平很不安全，建议将化石暂时转运至美国纽约历史博物馆保存，待战后再运回中国。
经多次交涉，中美双方就此事达成协议。11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美国驻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事宜。
11月20日，北京协和医院奉命将中国猿人化石秘密装箱。装箱的化石有：头盖骨5枚，头骨碎片15枚，下颔骨14枚，锁骨、大腿内、上臂骨、牙齿等147枚。全部化石分装在两只大木箱内，由美国公使馆运送至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指令美军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押运。
阿舒尔斯特上校命令士兵将两只木箱改装到美军专用标准化箱里，等待装船。按照原定计划，12月11日有一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由上海抵达秦皇岛，然后由秦皇岛驶往美国。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福莱受上校之命，将标准化箱连他个人的行李共24箱由北京押运至秦皇岛霍尔坎伯美军兵营，福莱将要护送这批化石安全抵达美国。
天有不测风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秦皇岛霍尔坎伯军营被日军占领。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全部成为俘虏。不久，这批俘虏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过了十来天，美军战俘的行李由秦皇岛转运至天津，福莱医生的行李大部分还在，其中包括装载中国猿人化石的美军专用标准化箱。
福莱医生将他的剩余行李，包括标准化箱在天津就地疏散了：一部分存放在瑞士商人在天津建筑的仓库里，一部分存放在法租界巴斯德研究所，一部分存放在中国友人家里。疏散前，福莱医生没有打开过标准化箱子。
战争结束以后，装有中国猿人化石的标准化箱子下落不明。中国的无价之宝经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手，由北京至秦皇岛，由秦皇岛至天津，最后在天津失踪。
中国猿人化石究竟落在何处？
一种说法是，标准化箱在秦皇岛被装上了“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但该船不幸在赴美途中沉没。中国猿人化石沉入了海底。有人说，轮船没有沉没，而是中途为日军所截获，化石落入日军之手，后来下落不明。
一种说法是，中国猿人化石根本就未出北平城，它被埋在美国驻京公使馆的后院里。一个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口担任过守卫之职的卫兵回忆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看到有两人将一箱东西偷偷地埋在院子里，他估计有可能是中国猿人化石。当年埋宝的地方，现在造有建筑物，因而无法挖掘。真假如何，尚是未知数。
一种说法是，标准化箱被福莱医生在天津疏散后，最终落入了日本之手。1942年8月，有两个日本考古学家到北京协和医院寻找中国猿人化石。得知化石被转移的消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指派专人进行跟踪搜寻，关押、拷问了许多人。两个多月后，有消息说在天津找到了中国猿人化石。但后来又有消息说，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猿人化石无关。孰真孰假，不得而知，日军搜索化石的行动就此中止。有关人员被释放。从迹象看，日军不见真宝岂能善罢甘休？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关通讯社报道，中国猿人化石在日本东京发现，东京帝国大学已清点交盟军总部保管，即将由盟军总部转交中国云云。然而中国政府日后从盟军总部接收的物品清单中却没有为世人所瞩目的中国猿人化石。为此，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顾问李济曾多次在东京寻找化石下落，盟军总部应中国政府之请亦动员驻日盟军广泛搜寻均未果。
曾进行过调查，1949年瑞士商人在天津开设的伯利洋行曾伙同北京总行进行过走私活动。走私物品不详。
1972年，美国巨商詹纳斯悬赏15万美金，寻找化石下落，世界各地提供了300多条线索，但无一条准确。
13.谁掳走了敦煌石窟的宝物
数百年来，敦煌名扬中外，令人神往，因为那儿曾是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载运中国丝绸及奇货穿越沙漠的商队，都是从这里开始迢迢西行。虽然这条贸易古道早已废置不用，成群访客依然跑来，因为敦煌城东南呜沙山东麓断崖上，可以看到全中国最神奇壮丽的景色之一：千佛洞的一大片蜂窝样石窟庙宇。
石窟洞壁布满千百幅神态生动、内容丰富的壁画，刻画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的绚丽多彩。除这些经变、佛传、佛本生故事的壁画，洞窟里还有上千尊彩塑佛像，千佛洞的旧称即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据说藏书达30万卷的藏经阁，收藏十一世纪或更早有关农事、医药、法律、佛学、天文、历史、文学和地理的经籍，更有一批精美丝绢及彩绘图卷。但经籍和艺术藏品大都遭劫夺而散失不全。经籍和艺术藏品当然不会不翼而飞，所以称“文物盗窃案”的故事一定要谈。
19世纪末，敦煌石窟早已一片荒芜，没有佛教徒前去朝拜，日积月累的流沙也将洞口堵塞。当时一个名叫王圆的道士，看到这一片破落凋零景象，颇为吃惊，就雇了一些工人，决心修缮寺院，重现佛门圣地往昔的壮观。工人清理其中一窟时，弄开了画上一道裂缝，发现一间密室，从地到顶堆满古籍以及其他物件。因为王道士并非饱学之士，所以选了一些样本呈给地方官。地方官看到样本，令王道士将密室重新封堵，听候处置，于是王道士便成了敦煌宝藏的惟一保管人。
敦煌发现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考古学家史坦因耳中。史坦因生于奥地利，后来入了英国籍，在印度替英国政府做事，对于中国文化并没有什么认识。然而他有冒险家追寻“宝藏”的本能，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匆忙赶到中国，带着一个姓蒋的助手直奔敦煌，想办法结识王道士。但是当时王道士好像对史坦因不大友善。
1907年5月，史坦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们初次见面后的情况，有这样描述：“这个人看起来高深莫测，显得顾虑殊多，偶尔更神态闪烁，露出奸狡之色，一点都不容易相处。”史坦因这位渴望寻宝的考古学家看到这种情形，即刻明白如果不耍些手段赢取王道士的信任，恐怕连一睹宝物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打什么据为己有的主意了。
因此史坦因小心翼翼地在王道士身上做工夫，告诉王道士说只想拍摄些壁画的照片。过了些时候，才提到那间藏满古籍的密室。史坦因问王道士能不能拿出几个样本欣赏一下？一看到王道士惴惴不安，史坦因随即撇开话题，不再提这件事。
过后史坦因旧话重提，说尽了甜言蜜语，用尽了阿谀奉承手段，并说可以捐助王道士修缮寺院所需费用，以博取欢心，因为王道士的生平之愿就是修缮寺院。于是王道士终于逐渐上了史坦因的圈套，首先拿出一些手抄本给史坦因阅览，最后又在其言引诱下，允许史坦因和助手进入密室。
史坦因和助手看见所藏古籍卷帙浩繁，惊喜不已，信手抽阅几本，更教他们叹为观止，因为这些古老卷帙毫无残缺迹象，完整如新，不见碎裂，连一页也没有松脱。密室在沙漠边缘的断崖下，密封了900多年，冰雪不侵，里面极为干燥，正是最好的藏书地方。这些卷帙堆中更有精美绝伦的绢帛，以及绘上各种佛像的华丽横幅，颜色鲜艳，就像刚刚画上去的一样。
史坦因心中暗喜，表面上却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使王道士以为他保管的这些希世奇珍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堆废物。史坦因的诡诈得逞，王道士不再防备，任由那英国人自由进出密室，为所欲为。
见时机成熟，史坦因立即筹划第二步行动。他告诉王道士说有几捆藏品要暂时拿出来作学术研究，而这样做绝非读圣，因为抄本、画卷让诚心向道的人欣赏等同宣扬佛法，功德无量。史坦因当然不敢要求购买千佛洞所藏宗教典籍，只是不断以“捐一点钱”资助重修寺院的方式，讨得王道士的欢心。自此王道士逐渐不能信守看管密室的许诺，并且不知不觉间引致名誉扫地。
史坦因暗中行动，利用中国助手屡次乘夜窃取大捆的珍贵文物背到营房。最后，这个以“寻宝”有功而被英国皇家封为爵士的家伙，共弄到24箱希世之珍，内容计3000多卷经籍，另外5箱装得满满的绢帛，以及200多幅绘画。这一大批无价之宝，史坦因只花了约值今日50美元（当年约500庐比）的银两，就借“随缘乐助”的美名从那个憨实的道士处“买”到了！
史坦因巧取豪夺所得的珍贵敦煌文物，至今仍然存放在伦敦博物馆内。这些赃物中以绘画作品最为珍贵，因为多属唐代的罕见精品。有些绘画画幅奇大，当时必然是庆典节日挂在壁上的。史坦因被称为“强盗”、“窃贼”，并不冤枉，因为他以诈骗手法、下流行径，掠夺了中国的珍贵文物。
史坦因首次获准入敦煌千佛洞密室，初睹其中所藏丰盛文物，简直目瞪口呆。他看见那小小密室里的物品，虽然不是井井有条，却是前所未见的经文卷帙。在王道士提着暗淡的油灯照明下，密麻麻、一包包的手抄本堆在那里，几乎有3米高。后来经过度量，知道这密室容积近14立方米，几乎满是手抄本和画卷，密室内只留下仅能容两人站立的空间。
为什么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文学瑰宝，要藏在那个秘密的地方呢？经过研究，证实所有手抄本全是宋真宗在位之前的文物。历史记载敦煌于11世纪初期几次为蒙古骑兵所攻占，因此看来这些珍贵的文物，是为免遭敌人破坏而藏起来的。蒙古人既然统治了中国数十年，这些宝物自然被人遗忘了。
但遗憾的是，不少珍品又落到了英国强盗之手。
14.人面狮身像是一座藏宝图的标记吗
在大金字塔脚下，通往吉萨高地的东方之路上，坐落着一座巨大的岩石雕像，这就是举世无双的狮身人面像。也许是它旁边的大金字塔太有名了，或是有关大金字塔的奇闻佚事太多了，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旅游者，都把它当做大金字塔的附属品来看待。但这些年来通过一些科学家们的深入研究，得出结论：真正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狮身人面像全长732米，高20.3米，是全世界最大的雕像，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姿态依然优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曾经以为狮身人面像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由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法老卡夫拉下令建造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有些科学家对狮身人面像的建造年代及其用途和目的作出了新的解释。
近年来，比利时天文学家罗伯特·波法尔等人发现，整个吉萨高原上的古迹其实反映的是公元前1O500年的天象，而狮身人面像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狮身人面像的位置正对着公元前10500年春分的日出时狮子星座的方向，形成天狮与地狮对应的奇观。而这一景象发生的时间，正是狮子座的时代。同时电脑模拟显示，公元前105O0年，春分点就处在狮子座后爪的正下方。而根据古埃及神话传说和一些文件记载，远古时代的智慧经典仍被秘密隐藏在吉萨的某个地方。因此有人认为这显然是一个不寻常的提示，把天象中的坐标转换为地上的坐标，便暗示着那些远古时代的宝藏就埋藏在狮身人面像下的岩石之中。
那么狮身人面像真是太古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份藏宝图的识标吗？它守护着的是否是人类远古时代最重大的秘密呢？
根据电脑模拟显示，公元前10500年，有人认为这暗示着狮身人面像下方埋藏着某种远古的宝藏。而根据埃及某些文件和神话传说，古埃及的智慧之神索斯，曾将远古时代的知识写成42卷经典，刻于石壁，藏入地下，留给后代那些“有资格得到这些知识的人”。而在公元前240O年埃及第五王朝留下的金字塔经文中，也记载着吉萨的地下封存着远古时代的法老欧西里斯的某种秘密。
伴随着这种种假设，麻烦也随之而来。因为这些假设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明确之后才能够成立的，这就是：狮身人面像的准确建造年代是什么时代？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宝藏的事根本无从谈起。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界引起了争论。按照传统的观点：狮身人面像是由公元前26O0年的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的法老卡夫拉下令建造的，其主要证据是1817年在狮身人面像附近发现的一块石碑，碑文中刻有象形文字Khaf的字样，比起卡夫拉的名字KhafRe只少后边两个字母，翻译碑文的考古学家认为是这两个字母磨损了，因此判断为卡夫拉。这块石碑现在被竖立在狮身人面像两只前爪之间。这个卡夫拉也就是建造了第二大金字塔的卡夫拉，有些学者并认为狮身人面像的脸部就是卡夫拉的雕像。
但另一些科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解释道：古埃及所有碑文中的法老名字都是用椭圆形图案圈起来的，而这块碑文中的khaf这几个字母却不带椭圆形图案。因此这几个字母是不是卡夫拉的名字还是疑问。而在历史上，狮身人面像曾几次被沙土掩埋到颈部。人们不得不多次清除埋住雕像身体的沙土。那块石碑是纪念为雕像清除沙土的法老图特摩斯四世而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即使碑文中有卡夫拉的名字，也不能证明狮身人面像就必定是卡夫拉建造的，也可能卡夫拉只是为狮身人面像清除过一次沙土而已。而在吉萨发现的另一块石碑即“库存表石碑”，碑文中说法老胡夫曾看见过狮身人面像。而胡夫是卡夫拉的长辈，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狮身人面像的年代应早于卡夫拉时代。
1961年，法国学者施瓦勒最先发现，狮身人面像的头部以下部分有明显的被水侵蚀的痕迹。此后，美国考古学家魏斯特和地质学家修奇又进一步论证了狮身人面像被侵蚀的痕迹系雨水而非风沙所造成。特别是修奇从地质学专业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1992年美国地质学年会和先端科学协会全年会上就此作了发言，他指出，在狮身人面像的部分壁体上，“侵蚀痕之深达2米左右，使得外观看来蜿蜒弯曲，好像波浪一般”，这种波浪状外观是纵向深裂纹与横向洼洞的组合，是“典型的教科书范例，很明显是石灰岩经过几千年激烈的风吹雨打的痕迹”。这一令人信服的解释得到了大多数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认可。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吉萨高原一带邻近撒哈拉大沙漠，气候干燥，雨水稀少。不仅现在，而且据记载，从公元前3000年的法老时代起，就一直这样。建于这样干燥地区的狮身人面像上为什么会有被雨水侵蚀的痕迹呢？对此，魏斯特的解释是：“从第四王朝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以来，吉萨高原上一直没有足够的雨水能造成狮身人面像身上的侵蚀痕迹，我们必须要回到公元前1000年，才能在埃及找到足以如此大规模地侵蚀大石块的坏天气。因此，狮身人面像必定建造于公元前10000年以前。然而，既然狮身人面像是如此规模宏大而复杂的工艺品，我们可以推论：它必定是由一个高度文明所完成的，所以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应该已经有一个高度文明。”
魏斯特的推论与气象学家们对古代埃及气候的研究完全相符。公元前10000年前，撒哈拉沙漠尚未形成，远至上埃及还都是一片葱绿的大草原，气候比现在要湿润得多。而在公元前10500年前后的两三千年间，即冰河时代末期，当地开始不停地下雨，一直下到大洪水来临，环境大变为止。等洪水过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直至公元前7000年后才有了一段雨水较多的时期，然后又回到漫长的干燥期，直到现在。而从1970年代起，霍夫曼、哈珊、温道夫等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不约而同地在相关学科提出了新的证据，证明在公元前11000年～公元前9000年这段时期，尼罗河低地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洪水，对当地产生严重的破坏，并将公元前13000年开始的古埃及农业实验成果也破坏殆尽。因此，如果狮身人面像确实是遭到雨水侵蚀，那么它必然是在大洪水之前或冰河时代末期结束之前已经存在。
如果狮身人面像远比卡夫拉的时代久远，那它的脸部也应该不是卡夫拉的雕像。1993年，一些学者邀请美国纽约警察局专门鉴别嫌疑犯肖像的法医高手弗兰克·多明戈对此进行鉴定。多明戈在几个月中仔细地比较了狮身人面像与卡夫拉雕像的上千幅照片，认为狮身人面像不是卡夫拉。
那么，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知道狮身人面像是在大约公元前10000年建造的。在这一点得到确认之后，问题随之而来：前面所提到的宝藏究竟在哪里呢？
魏斯特在对狮身人面像的深入观察中发现，这个巨大的石像并不是像过去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地利用一个凸起的小山包雕成的，而是在一块高地上挖掉周围多余的岩石建成的。这就是说，在施工时，先要沿着准备雕成狮形的石灰岩巨石的中心点，开凿出一道大堑壕，并将周围的岩石全部切除。因此，狮身人面像周围的地面比吉萨高原正常的地面要低好几米，这也是导致狮身人面像在历史上多次被沙土掩埋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切割下来的石块，被运到附近建成“河岸神殿”。这使他感到，在建造狮身人面像中可能使用了一些我们今天仍未掌握的技术。狮身人面像体积虽大，但只要有足够的石工，雕刻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而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将雕像周围的石头切开，使雕像与地面分离。即使运用现代最为先进的器械与技术，对此仍有很多问题无法处理。
1990年，美国地球物理学家托马斯·多比奇等人在用地震测量仪检测狮身人面像时，发现在狮身人面像身体下距地面5米处的岩床里有一个12米长、9米宽的长方形洞穴。由于这个洞穴呈规则的几何形状，与天然洞穴完全不同，多比奇认为这是一个人工洞穴。这一发现，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狮身人面像下埋藏的远古宝藏的兴趣。有些人立刻想到电脑模拟的天象图中春分点在狮子座后爪下的位置，经过研究和比较，这一位置与狮身人面像下洞穴的位置基本相同。
1999年3月3日，埃及政府史无前例地在摄像机面前打开了埃及第四王朝卡蒙塔纳比梯王后二世的金字塔，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向全世界的现场直播中，埃及官方吉萨古迹总监、考古学家哈瓦斯在狮身人面像前宣布：他脚下确实有巨大的地下宫殿，即欧西里斯的神殿。他说：地下宫殿共三层，前两层是空的，真正的神殿在地下深处的第三层。神殿里有4根巨大的石柱，包围着一个置放在水池中的巨大石棺。地下宫殿的宏伟令人叹为观止，而石棺中藏的究竟是不是重大秘密或传说中的史前典籍呢？
埃及有关部门对此表示：“地下工程的发掘工作远没有结束，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立即着手安排发掘，目前仍处于准备阶段。
从保护古迹的意义上讲，埃及有关部门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古代遗迹的情况尚未完全弄清、也没有绝对把握能够发掘后对其提供可靠保护的情况下，就匆忙动手发掘古迹，结果很可能对古迹造成严重破坏。不论在埃及还是在其他国家，都不缺乏这样的教训。因此，还是先进行准备工作，等将来条件具备了再着手发掘更好一些。
虽然挖掘结果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狮身人面像是整个吉萨高地表示远古时代天象的古建筑群的一部分，是狮子座时代指示春分点的标志，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起着藏宝图的作用。而从它的设计构思、建造技术以及它蕴含的天文学和数学信息来看，它确实出于一个在太古时代就已高度发达的文明之手。而且，在它的地下宫殿中蕴藏的秘密不论是否是传说中史前智慧的典籍，对了解人类远古时代的文明史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破解这一秘密，不仅是考古学家的渴望，也是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的渴望。
15.失落在沼泽地里的遗宝在哪里
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英格兰人都无法忘记理查一世和约翰这两位国王，但原因截然不同。人们怀念理查是因为他和萨拉丁之战中所显示的骑士风度及人格魅力，而萨拉丁的诚实和侠义，也被东西方赞誉为侠士风度，所以他们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热爱。人们无法忘记约翰有两个原因，一是据说这位不得人心的国王是狼人。他死后，当年的僧侣们曾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们是如何听到约翰在墓穴里发出声音，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尸体掘出来移走。二是因为他把价值连城的英格兰王室的宝藏陷在了沼泽地里，使得后人几百年来搜寻不已、众说纷纭。
1189年，理查一世继位后，封他弟弟约翰为莫顿伯爵和爱尔兰公爵，但他要求约翰答应在理查十字军东征期间不进入英格兰。然而，当理查1190年启程东征后，约翰立即违背自己的誓言。1193年理查在德意志被拘留时，他趁机夺取王位未成。1199年理查一世死后，他终于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继位以后，约翰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对外对内争端之中。先是英法两国重启战端，好不容易与法国的战争才结束了。120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死去，约翰反对任命朗顿为大主教，因而与英诺森三世发生争吵，被教皇判处绝罚。这时的英格兰国内怨声载道，内战终于在翌年爆发。1215年5月叛军占领伦敦，1215年6月15日，约翰不得不签字接受贵族们提出的大宪章。
不久战火复燃，法国路易亲王侵入英格兰。1216年，约翰向教皇表示屈服并向教皇纳贡称臣，这场纠纷才算和解。约翰与教皇重新和解后，在教皇的支持下，他开始了向贵族们复仇的行动。
约翰率领一支雇佣军洗劫了自己的国家，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只有伦敦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决定向法国求助，并愿意让法国皇储路易斯登上英国的王位。1216年5月12日，法国皇储带领军队在多佛登陆。
在约翰占领的城市中，他建造了20多个官邸，但没有一个能成为他长久的家，一年到头，他总是在每个地方只待几天。其全部的贵重物品也都被带在旅途中，分装在无数个大箱子里，在各地不停地辗转。
尽管这位国王一生名声不佳，死后更多贬词，但他毕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高雅的品味。约翰最大的特长是鉴赏珠宝，他收集了很多非常珍贵的珠宝。还有，因为他喜欢到各地游玩打猎，常年在各地接触民众，所以他非常熟悉英格兰国情，在位期间司法清明，国库充盈，税收和军事都有所改进。
约翰不断地扩大他的收藏品，在他搜集的珠宝中，有几件稀世珍品是他在欧洲大陆通过经纪人手中买下来的。出于喜爱，他总把这些珠宝带在身边，还为此制作了特别的箱子。但有时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把收藏中的一部分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修道院保管。但他要求手下的人，必须非常仔细地在清单中标出。在他托人保管的珍宝中有他的祖母、德国皇帝海因里希五世的遗孀艾姆普瑞斯·玛蒂尔德女士加冕时皇权的象征物：一顶来自德国的大皇冠，红衣主教的短袖束腰长袍，镶嵌着宝石的腰带，一块海团里希五世加冕时披戴的真丝幔帐，一颗巨大的蓝宝石，带有金色鸽子的金节杖，两柄宝剑，还有金杯和金十字架。
1216年夏末，英格兰的贵族们终于认识到，法国军队不是他们的同盟者，他们来英格兰的目的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利益，于是贵族拥护法国军队的越来越少，约翰感到机会来临，便于1216年9月中旬转入反攻，向那些把他的东西交给法国人的人进行报复。
9月17日，约翰来到剑桥，拜访了两座历史悠久的城堡，紧接着向林考恩前进，随后前往诺福尔克伯爵领地。10月9日、10日，他停留在沃施河南部（即今天的金斯·雷恩）。
10月11日，约翰从雷恩前往维斯拜赫，第二天向斯维纳海得方向行进。在约翰到达雷恩城时，他从各地搜刮来的战利品已经多得不计其数，庞大的军队中那些结实的箱子里珍宝越来越多，他不得不下令把那些行李留在了雷恩。
随后，约翰的随从们接到命令：为了与国王在斯维纳海得汇合，他们要走直接通过维尔斯特雷姆河的路，并横穿河口，因为此地的流沙充满了陷阶，所以极其不安全。收集13世纪英国历史资料最丰富的编年史大修道士马特乌斯·帕里金西斯记下了这一重大事件：“当时渡河时雾很大，车辆通过沙地开始步履艰难地穿越这个危险地带，可能先头部队陷入了淤泥中，那些很快淹没回来的水又拦住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进退两难。”英格兰国王约翰本人就在现场，他眼看大事不好，便想去找人求救，但被靠近的河水逼得退了回来。
这时，约翰突然发现，水中的土地突然裂开，漩涡把所有一切，人和马，卷到了水底。转眼之间，这位英格兰国王不但失去了他的军队、车马，也失去了他费尽心机多年搜集来的所有的珠宝和从修道院储藏室中取出的贵重物品，所有的一切都沉入了维尔斯特雷姆河的流沙中。”
据估计这些财宝今天的价值大约为200万英镑。这位国王本来就得了痢疾，转眼间就丢失了所有的珠宝，连急带气，很快病入膏肓。
克罗克斯顿修道院院长听取了国王的临终忏悔，并为他举行最后的涂油礼。1216年10月19日，约翰在纽沃克去世，被安葬在沃尔柴郡的大教堂。
在以后的700年间，这批王室的宝藏被遗忘在沼泽地里。
直到19O6年2月15日，伦敦文物研究者协会秘书约翰·豪普做了题为“国王约翰的行李队伍的丢失”的报告，这才引起公众对约翰遗失物品的兴趣。
《每日邮件》日报的创办者，同时也是业余考古爱好者的沃德·克里夫让他的部下库尔诺克来寻找这段传奇痕迹。经过一段周折，库尔诺克找到了另外两个寻宝者阿维克多和苏格兰工程师威廉。威廉曾在荷兰从事过苏伊德湖的排水工作。
3个人开始进行系统的寻找。经过几年的调研，他们得出结论：宝藏在地下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矩形范围内，但此地已经被湖水淹没很久。威廉钻了一个孔，发现宝藏没有沉到22米深的坚硬的河床底部，他估计大概沉到了深度在11～12米间的流沙中。
1929年底和1930年底英国政府分别颁布了两个寻宝许可证，一个在萨顿桥附近；另外在萨顿附近的一个占地面积达44O公顷的叫做“东方的萨顿桥”的地区，许可证明文规定，在扣除寻宝所需的所有费用后，宝藏的净利润由王室与寻宝者之间均分。但令人疑惑的是后来这事情没有了下文。
1929年夏天，来自巴尔的摩的富有的美国人约翰·赫特·博纳获悉此事，便决定为寻找宝藏筹措经费。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叫庞森拜的人，并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委员会的头儿。
1932年10月6日，他们得到许可证，有效期限为3年或者干脆直到发现宝藏为止。两个月后，他们以“沼泽研究界限”为名注册了一家股份公司，它的股份投资为1000英镑，被分成1000张一英镑的股票出售。
1933年6月，博纳遇到了一个从德国逃亡来的化学家卡尔·格拉特维茨，他向博纳承诺用他自行设计的一种金属探测器——探矿杖，可以最快速地定位宝藏，并能加快它们的挖掘。格拉特维茨马上着手进行工作，经过到沼泽地实地考察，他准备要大约500英镑，也就是相当于现在10000马克的酬劳。然后他拿着自制的金属探测器进行了不同的测量，这种金属探测器是由一根插在软木塞上、两端挂在细线上的针组成的。9月15日他做了如下报告“在萨顿桥边的一个长8米、宽1米的地方，在距离下沉的河床50码的地方，至少有24辆装有银子和其他货物的车，20O匹驮着金袋子的马及士兵们，在沼泽地里被陷进去，人数大约在800～300O人之间，这些车上装的是金子和银子。”
尽管这篇报道引起轰动，除了博纳在1934年春天确知他事先支付的20000英镑早已被花完以外，寻宝一事接下来就没有了下文。不久，公司解散时，其财务状况已经无可救药，很快在繁多的诉讼官司中走到了尽头。
1950年，英国又成立了“沃施河研究委员会”，对国王约翰宝藏的定位尝试才重新开始。这个公司把找到曾经在中世纪用来穿越流沙的黏土堤坝作为它的首要目标。这一地带历来就潮湿、低洼、多水，再加上自中世纪以来这片土地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维尔斯特雷姆宽阔的河口变成了干涸的土地；原来的那条河也早已消失，以至于人们根本不清楚，沼泽地在哪里结束，海从哪里开始。
不久，来自迪肯海穆的电子测量工具专家塔克博士，在伦敦一家公司的资助下，研制出一种叫做“高阻表抵抗力米”的在土壤中测量电阻的仪器。“沃施河研究委员会”向塔克博士提出，用他提供的仪器去寻找黏土堤坝，塔克博士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1954年秋天，塔克博士带着仪器与他的队伍第一次前往沼泽地。他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谈到：约翰国王的队伍选择了一条比较坚固的浅滩来穿过维尔斯特雷姆河，这个浅滩直到16世纪仍被人们使用。但现代人必须清楚，从前维尔斯特雷姆的河岸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沃施河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已成为流沙。在近3年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对这种特殊的电阻测量法不断地进行完善。具体的工作是：在一条直线上将30个电极以同等间距插入地中，然后在两个最外端的电极处通过地面以一个已知电流值，同时测量中间两个电极间电的差。因为特殊的电阻通过电极间距的改变而改变，由于土质不同从这些变化中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年复一年的探测中，他们共用了大约3O条横线列出了2平方公里多的范围，得到了1000多个不同的值。最终证明了这一地区确实曾经有马车经过。在所有的测量结果之后，结论是，在约翰王时代确实有一支队伍横穿河口。
后来呢？30年的工作，难道就为了得到这个结论吗？“约翰王”的那些珍贵宝藏到底埋藏在哪儿呢？
也许，将来我们还会找到那批宝藏，也许它们会永远沉睡在那里……
16.瓜拉萨宝藏是《尼伯龙根之歌》里的宝藏吗
1858年8月15日，在瓜拉萨和达贾多岩山谷间的托莱多城附近，有个村民和他的妻子正在冒雨赶路回家，走到瓜拉萨他们停了下来想找点水喝，连续几天的雨水把瓜拉萨古老的城墙冲刷出千沟万壑，他的妻子在城墙下弯侧腰喝水时，突然看见墙缝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便把手伸了进去，随手拿出了一条环形的金项链。万分惊异中，这两人连刨带挖，竟然在瓜拉萨城墙的缝隙里发现了大里的黄金和珠宝，他们迅速把这此东西塞满袋子后离开此地。
后人把这次发现叫“瓜拉萨宝藏”。但直到如今，人们也并不知道这两个农民到底挖走了多少宝藏。
恰巧，当时托莱多王宫里的一位金匠瑟，纳瓦罗喜欢古董。他遇到几个卖奇特金饰碎片的古董商，便全都买了下来。
这些只是落在这位托莱多金匠熔化坩埚里的一小部分而已。经过了长时间的辛苦之后，纳瓦罗得到了9个用纯金做成的有无数珍珠和宝石装饰的还愿王冠。最大的王冠上刻着“国王瑞斯委兹保佑”，瑞斯委兹是一位西哥特国王。
这个精明的金匠十分清楚当时西班牙宫廷里的习俗，他不会不知道，如果他把这些珍宝都报上去，最多只能得到可怜的一点补偿。于是，他想到了走私。
后来这批宝藏被走私到了巴黎，通过法国政府，最后运到了博物馆。当马德里知道这桩交易时，把自己视为西哥特人的正宗后代的西班牙政府要求立刻归还王冠。巴黎和马德里之间持续了一个月的繁忙的互换照会，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谈判，最后，为了破坏法国人的兴致，西班牙的学者们说，所有的宝藏都不是用金子做的，都是伪造品。这个谣言传播的时间很长，直到有个叫多明哥·德·拉·克鲁斯的人被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所激，决定再去挖一次。当德·拉·克鲁斯秘密地搜寻瓜拉萨的墓地时，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了同样精美的两个还愿王冠，一个属于国王斯维提拉，另一个属于修道院院长特奥多修斯，另外还有一个纯金制成的绚丽夺目的十字架，它是属于大主教特提乌斯的。
1943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关于留在巴黎的瓜拉萨宝藏的长期争吵终于结束了。当时欧洲大部分已处于纳粹第三帝国的蹂躏之下。法国统治者迫于纳粹德国的压力决定把其中最珍贵的东西包扎起来，交给德国的弗兰克将军。
但仅仅过了两年多，在盟军的打击之下，第三帝国便灭亡了。
“瓜拉萨宝藏”到底是谁隐藏下来的，后来这批宝藏又流露到何处了呢？
有的寻宝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所谓“瓜拉萨宝藏”其实就是《尼伯龙根之歌》里面的宝藏。
那么，尼伯龙根宝藏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先从尼伯龙根人说起。
勃艮第人即尼伯龙根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一支，当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他们从沃尔姆斯附近迁居到莱茵河旁。大约在公元前200年，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迁移到奥得河和魏克瑟尔河之间。由于受到攻击，他们有时候绕远路进入罗马城市莫贡提阿库姆，也就是今天美茵茨以南的莱茵地区。公元5世纪初，在“上帝的鞭子”阿提拉的驱赶下，残存的勃艮第人被赶到日内瓦湖畔的萨波迪亚地区，直到5世纪下半叶勃艮第人才开始又重新抬头，形成第二个勃艮第人王国。
人们至今都不知道，勃艮第人是经历了怎样的战争才被匈奴国王阿提拉赶到了莱茵河地区。勃艮第人命运的真实历史，在公元436年开始有诗人行吟，经过700年的流传，大约在1198年～1204年，史诗在沃尔姆斯宫廷里以笔录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了今天的《尼伯龙根之歌》。
《尼伯龙根之歌》用的是德国中古高地德语。后来的学者认为，根据书中内容推测作者是个骑士出身的奥地利人，但至今不知其姓名。
《尼伯龙根之歌》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有32种手抄本，其中10种完整地保存至今。
尼德兰王子齐格弗里德早年在杀死一条巨龙之后，占有了尼伯龙根族的宝藏。后来他向勃艮第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特尔求婚，巩特尔对他说，只有在他帮助自己打败撒克逊人的情况下，才会答应他的求婚。于是尼德兰王子齐格弗里德真的帮助这位勃艮第国王巩特尔打败了撒克逊人，并如愿以偿娶了他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为妻。
勃艮第国王巩特尔在齐格弗里德的帮助下打败撒克逊人之后，娶了冰岛女王布伦希尔特为妻。
10年后，巩特尔和他的妻子布伦希尔特回勃艮第省亲，一次姑嫂发生争执，布伦希尔特从她的小姑子嘴里获悉她的丈夫巩特尔是依靠齐格弗里德的力量才娶了她，布伦希尔特感到受了羞辱，便唆使巩特尔的侍臣哈根杀死齐格弗里德，哈根杀死齐格弗里德后，就把这位尼德兰王子所藏的尼伯龙根宝藏沉入莱茵河。
13年之后，勃艮第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为了复仇，嫁给势力强大的匈奴国王阿提拉。又过了13年，她设计邀请巩特尔等人来匈奴国相聚，暗中埋伏军队对他们大肆杀戮，最后抓住哈根，酷刑之下逼迫他说出尼伯龙根宝物的下落，哈根宁死不屈，于是巩特尔的妹妹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哈根。这种众叛亲离的做法，使她最后也死于自己部下之手，根据勃艮第族的规定，谁占有尼伯龙根之宝，谁就被称为尼伯龙根。因此勃艮第人后来就被称为尼伯龙根人。
这篇史诗源于民族大迁徒后期匈奴人和勃艮第人的斗争史实。据史料记载：437年，勃艮第国王巩达哈里和他的氏族被匈奴人消灭；453年，匈奴国王阿提拉与希尔狄克结婚，于新婚之夜死去，希尔认克是日耳曼少女，史学家认为她是为了复仇而杀死匈奴国王。在这部史诗里，这两件事就被联系在一起。
到了16世纪，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老勃艮第人的命运了。
1755年6月29日，从医的奥伯莱特大夫来到策尔伯爵的霍恩埃姆泽城堡游玩。此地紧靠着博登湖畔，风景十分优美宁静。这位大夫平时惟一的爱好就是喜欢古书，而伯爵最大的爱好也是收藏古书，伯爵有一座占据两层楼的图书馆，里面全部放的都是他收藏的古书和旧手稿。这位大夫来到此地的目的就是参观伯爵这座久负盛名的图书馆。伯爵的图书馆尽管规模很大，但看来已有好多年没有整理了。在一楼的拱门里存放着好多布满灰尘的古书，一看就知道这里尘封多年，从没有人翻动过。在这堆古书里，他发现了两本用羊皮纸装订的古文手抄本的古书，其中一本中等四开本的写得非常清楚，讲的是勃艮第女王克里姆希尔特的故事，题目是《尼伯龙根宝藏》。这本古书详细地讲述了尼伯龙根宝藏的来龙去脉，并认真地指出，《尼伯龙根之歌》中所说的宝藏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事的。
奥伯莱特大夫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一本几百年前的、被虫子咬过的、用很多羊皮装订起来的古书，里面的字是用墨和鹅毛管笔写成的。
他好奇地问道：那么这本古书是怎么到了伯爵的图书馆里，书里面讲的那笔巨大的宝藏又埋藏在何处呢？
怕爵告诉他说，那本书是他的祖先所收藏，至于书里所说的宝藏到底是真是假，他也没有考证过。
这本古书的出现，使人想到《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宝藏并未湮没，它可能还埋藏在莱茵河畔的某个山洞里或东欧的某个地方。从此，每当这些地方有古代的珍宝被发现时，人们就联想到那可能是《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宝藏。
1837年4月初，两名罗马尼亚采石工亚扬·莱姆纳鲁和他的岳父从乌尔高亚的山坡走到大概4O公里远的布泽乌开采石头。在两块大石头之间地层下面，他们发现了一堆金子。当时被一个很大的纯金制作的圆盘覆盖着，还有许多杯子、壶、颈圈和扣环，扣环上刻着一种他们不认识的文字。所有的东西都有很好的装饰，上面镶嵌着厚重的宝石——这是至今为止所找到的中古欧洲史上持续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徒中所埋藏的最大一批宝藏。
这两个民工不能肯定这堆东西到底是黄钢还是真金。他们本来想重新埋起来，但好奇心驱使两个人最后还是把这些挖掘出来的东西拉到了亚杨·莱姆纳鲁家的一间破房子里。
不过，那所年久失修的破房子坍塌了，他们又把这堆东西扔到了房顶上。后来，因村子里有个叫维鲁斯的石匠经常去布加勒斯特，他们给了他其中的一小块，让他到首府去问问别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石匠维鲁斯从布加勒斯特回来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把4000个皮阿斯特（大概合500马克）和一些男式上衣以及女人的头巾给了这两个采石工，条件是换取他们挖掘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采石工很高兴地答应了石匠维鲁斯的条件。
尽管这个石匠很有力气，但这堆“东西”毕竟有75公斤重，为了携带方便，维鲁斯当即用斧子把大件物品都弄成便于携带的小块，后来还是觉得不好拿，就干脆把小块的用靴子踩平。这样一来，东西是好拿了，但上面大部分宝石也都从它们原来的托座中掉了下来，石匠深怕采石工懊悔，没顾的拉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项链和宝石，就背起包来急忙走了。
采石工并不稀罕那些被石匠弄下来掉在地上的宝石和项链，就顺手把地上的东西扫了扫，扔到了房子后面的粪堆上。
没想到采石工自己家里的孩子又去粪堆上把这些好看的“石头”捡回来玩，被另一个村民看见，那是个见多识广的家伙，立刻去找采石工和石匠索要那些东西，后来嫌给的太少，就向布泽乌的主教告发了他们。
布加勒斯特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得知这一天大的发现，立即来到这里，找到了石匠维鲁斯，维鲁斯对着上帝、老天和所有的神发誓说，他早就都卖给了过路的小贩。国王的弟弟后来也亲自来到这里，石匠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大人物”，被逼无奈，只好把专门委员会带到了邻近的一条小河旁，承认他自己把宝藏埋藏在那里，但专门委员会只在那里找到一小部分。对于大部分丢失的宝藏，石匠说，由于河水涨潮把第二处的宝藏给冲掉了。
专门委员会一共抢救出12件文物，可惜的是，有的已经严重损坏了。
事后，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被投进了监狱，宝藏被运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经过艰苦的修补后，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这批无价之宝轰动了世界。有人惊呼：“《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宝藏现身了！”这批珍宝离奇古怪的曲折过程，也成了当时报纸上的头号新闻。后来这批珍宝又在伦敦和维也纳展出，最后回到了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被安置在那时的布加勒斯特大学侧楼的底层。
谁想到这些珍宝在此竟又连遭厄运。博物馆的职员并不把这些珍宝当回事。1875年11月的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个学生偷偷溜进大学的图书馆大厅，从地板上钻了一个洞，进入下面的展览厅，把东西从陈列柜里拿了出来，打碎了后装满旅行包逃走了。其中有一块展品很重，不方便携带，他就把它丢在了学校院子里的雪地中。布加勒斯特所有的警察都惊动了，很快，他们发现一个正准备把一部分宝藏放到坩埚上熔化的珠宝商，剩下的宝藏后来陆续被找到。得救的碎片被安置在博物馆里一个特别安全的柜子里。
祸不单行，1894年4月5日夜里这里发生大火，陈列的宝藏在最后的紧急关头被救了出来，大火把博物馆的墙基都烧毁了。一队金匠专家整整在柏林艺术博物馆待了一年，但是他们无法再使这些东西恢复原初的美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宝藏被迅速运往摩尔多瓦原来的首都雅西，为的是不要让它们落在长驱直入的德国人手里。然而到了1916年，它们却被俄国人夺走了。40年后，直到1956年，这些宝藏才返回布加勒斯特。
这些珍宝是真正的“尼伯龙根宝藏”吗？如果不是，那神秘的“尼伯龙根宝藏”又隐藏在何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