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离开上海到北平的时间是1932年8月。当时离开上海的原因一是想投考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二是想接触一下北方前线的战斗气氛。聂耳从上海到北平，这是他生活中的又一次转折。
到达北平后，他一直住在宣武门外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的第一号房间。云南会馆是专为接待云南学生到北平考学校暂时住宿的一个招待所。在会馆里聂耳见到了久别的学生时代的好友张鹤、许强、陈钟沪等，他乡遇故知自然分外高兴，在朋友的陪伴下，聂耳畅游了故宫、中山公园、太庙、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西山等名胜古迹，壮丽的北国风光，使从小生活在西南的聂耳心旷神怡，一扫胸中的幽怨之气。但是在云南会馆还住着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侦缉队长马匡国，他曾经参加确定1930年5月在昆明逮捕聂耳等人的黑名单，所以聂耳在会馆的言行都要谨慎，以免遭到敌人的暗算。
聂耳刚到北平的第三天，就找了几块破木板制作了乐谱架，计划每天拉他心爱的小提琴，但最初的一个月他基本上没有练多少琴。他每天都被约出来游玩，即使在会馆里，他也是会馆“草包”（云南土语：“傻瓜”）大会的主角，在这种嬉笑打闹的活动中，聂耳被众人推到场内，表演一个个逗人笑破肚皮的节目。这样的生活，对于聂耳来说一方面是被迫的，为了要和同乡们搞好关系，同时也是对付特务马匡国，制造假象，让他们发生错觉，只把自己当做一个“照样喜欢吃喝玩乐，吊儿郎当的艺术家”。而他内心的深处则不满意这种“安闲、软化”的鬼混生活，他多次说“有许多紧要的工作要做”，有空隙就去卖报，了解政治形势的发展，抓紧时间进行小提琴的基本功练习。而且还想尽办法，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去找著名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进修深造。托诺夫每月的学费20元，这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报酬，聂耳为了学琴，把大衣暂时送到当铺交学费，每周两次去学习小提琴，他跟托诺夫学了几次琴后，感到托诺夫的教学方法很好，自己也按照老师所留下的课业去刻苦练习。托诺夫也非常欣赏聂耳的才华和成绩。聂耳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能够获得“老洋人”的喜爱和同情，以后会让他“免费学琴”。但很快聂耳发现自己太天真了。虽然托诺夫是社会上普遍尊敬的名流，音乐界威望很高的乐师，但他教授学生收学费一分钱也不能少。当聂耳因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时，托诺夫带着忧郁的表情说：“啊！这是一个顶大的障碍……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琴会拉得不错的，但很遗憾……”托诺夫耸了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对于当时一心盼望着好好学习，提高一步，然后到日本和欧洲去考察音乐的聂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金钱关系的虚伪和庸俗。生活中的困难和社会的险阻并没有使聂耳产生丝毫的悲观、气馁。他凭着一贯的那种勇猛向上的精神和刚强毅力，继续寻找工作，冲开生路。恰在这时（9月下旬），上海的赵铭同志将聂耳的正式组织介绍信寄来，他与北平的左翼剧联取得联系，参加到左翼群众文化斗争的高潮中，受到了北方学生炽热战斗激情的鼓舞，他的生活开始“汇入热情洋溢的正流”。
聂耳应北平剧联的刊物《戏剧新闻》的约请，撰写了《上海的电影界》等文章，并积极参加剧联的演出活动，排演了高尔基的《夜店》以及《起来》、《血衣》等。当时，北平左翼剧联的演出活动，每次都好似战斗一样，10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北学生自治会邀请了剧联的“芭莉芭剧社”在清华大学礼堂演出，（“芭莉芭”是俄语“斗争”的音译），当演到《国际歌》这个节目时，台下的右派学生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演员一看这样，吓得跑回了后台，但聂耳却坚持用小提琴把《国际歌》奏响，只见他毫无惧怕地拿起琴弓，在灯光的普照下，他像一尊威武的雕像，在《国际歌》的悲壮声中，他运弓的动作刚劲有力，神态自若，《国际歌》的旋律在礼堂的空间回荡，压住了嘈杂声，压倒了一切，震撼了全场进步学生的心……演出结束后，学生反映十分强烈，第二天上午，在清华校园门口等车回城时，聂耳又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大家都兴奋地跟着唱，雄壮嘹亮的歌声震动着清华园，很多围着看的同学都热烈鼓掌欢迎。聂耳很激动，唱了一个又一个，《国际歌》唱了好几遍，在汽车上一直唱到西直门。
11月5日，聂耳随同剧团又来到东单外交部平大俄文商学院演出。这是一个大院子，他们在屋里化装，到台上演出，观众在寒冷的晚上坐在长条凳上看演戏，情绪却一直很高涨。这天晚上，聂耳扮演了《血衣》里的老工人，演得很感人，他自己也掉下了眼泪，聂耳还演奏了他新创作的乐曲，颇为感人，场内的观众都在静静地听。这晚的演出很成功，反映也很热烈，但场外却是紧张的，学院挑了一些身材魁梧的同学扛着大木棍在四周防卫，以防备反动军警的捣乱。
聂耳在北平的左翼文艺活动中，还参与了“北平乐联”的筹建工作。
“北平乐联”的筹建，原来是由王丹东、李元庆两人负责的，他们俩热情虽高，但组织经验却不足，聂耳参加筹建后，才找到了更多的音乐界的同志并与他们共同战斗。从最初开筹备会、草拟组织大纲及准备开成立大会等，都是聂耳主持的。10月下旬，“北平乐联”正式成立，共有20多人。会议地点选在西四北面一个教会女子中学二楼的教室里，从门口到楼口都布置了女学生警戒，比较严密。这所学校，平时男人都不能进，这天是礼拜天，女学生都回家了，所以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受到干扰。本来是要推选聂耳做负责人，但他很谦虚，一定要推选王丹东、李元庆负责，他一再强调自己要回上海，但大家仍推选他做执委，“在未离北平前要多多负责”。实际上，“北平乐联”的成立，聂耳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组织活动能力强，业务修养较高，在音乐界有一定威信，所以他一参加，乐联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聂耳在北平很注意搜集北方的民族民间音乐，曾经多次去北平的贫民区天桥，在熙熙攘攘的天桥，卖艺的、说书的、单弦等各种民间艺术，这里应有尽有，聂耳在这里记录着劳人动民发自内心的呼声，体验着劳动人民的情感。北平剧联有些人当时刚从绥远（现在内蒙的呼和浩特一带）演出了十几天归来，聂耳也不放过这次机会，跑到剧联了解、收集有关绥远内蒙的民歌。聂耳后来改编、整理的民族器乐合奏曲《山国情侣》中，有一首是采用绥远民歌《大红公鸡》，大概就是这次收集到的成果。
聂耳在北平住了三个月，想考国立北平艺术学院，因为他的答题不对学校的口味，所以没有被录取，找了几份工作，都没有成功，生活没有保障，更没有钱交纳跟托诺夫学小提琴的学费。聂耳只好编了一个理由退学了。北平的1月，正是初冬时节，冷风刺骨，寒气袭人，但是聂耳的冬衣远在上海的当铺里，在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冰雪的威逼下，聂耳考虑再三，反复权衡了利弊，终于决定回上海找工作。三个月来他的头脑里，深深地留下各种情景：东交民巷操场上，日本士兵操练劈刺刀时，凶恶的喊杀声；日军逼进山海关前的炮火轰炸，成群结队的飞机不时地在头顶上嘶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敌人卑躬屈膝，一再退让；对内却残酷镇压，屠杀青年，压榨工农，而本身则又腐朽堕落；天桥一带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衰老贫苦艺人的拼命表演……这些都给聂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革命青年和左翼文艺工作者中，看到他们不避一切艰险，不怕杀头坐牢，满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充满无产阶级战士的胜利信念和团结斗争的热情，更进一步鼓舞着他要英勇斗争，阔步前进，此时的聂耳已经提出了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有关手续，北平剧联专门写了一个聂耳在北平的工作表现的介绍，由聂耳带给上海左翼剧联，希望左翼剧联能够尽快地把聂耳这个革命青年，吸引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中来。
1932年11月6日下午，聂耳离开北平，重返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