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业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公司生意最兴隆，凯瑟琳·格雷厄姆个人表现最出色的10年。而这些要归功于迪克·西蒙斯的到来。华盛顿邮报公司开始实现保持盈利持续增长，开发新业务和为将来发展奠定基础这三大目标。凯瑟琳开始卸下肩上的重担，也不再惧怕那些讨论计划、决策和收购问题的大小会议。工作重新成为她的乐趣。
迪克一上任就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扭转公司的一些状况，使公司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凯瑟琳看来，她和迪克是一对与众不同的搭档，他们俩的作风和性格都大相径庭，却非常合得来，他们共同承担着公司最高层的两份工作，对于凯瑟琳来说，迪克不仅仅是首席执行官，更是她的伙伴和朋友。
迪克行动迅速且自信十足，而凯瑟琳对迪克的决策非常信任，也很释然。
1981年，他们把《特伦顿时报》卖给奥尔布里顿通讯公司，并且将《体育透视》出售，尽管这两项的出售使公司当年的收入大幅缩水，却让公司得以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产业，所有核心产业的收入都创下历史新高。
1982年，凯瑟琳开始带领公司涉足移动电话产业，向电子时代迈出第一步，并且在几年后建立起美国最早的几个无线通讯系统。尽管在认识到相比那些取得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更具优势后，他们舍弃了在这个领域取得的一切成果，但财务收入仍然相当可观。
1983年，公司收购了一家名为莱基—斯莱特的小型电子信息公司，后来这家数据库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提供联邦立法和监管活动方面联机信息的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还涉足有线电视产业，特别是和体育有关的有线电视，收购了体育频道联合公司50%左右的股份。同年11月份，他们成功发行了《邮报》每周一期的全国版，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梦想，到后来，全国版的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10万份。这份全国版《邮报》上有关政治和政府活动的文章组成的精选版面满足了许多人关注政治报道的愿望，因此能脱颖而出。
1984年年末，她收购了一家从事家教和考试辅导行业的公司，斯坦利·卡普兰公司。尽管起初并不看好它，确实也经历了一些起伏，最终却带来了好的收益，不仅如此，此次收购的用途和潜力大大超出了她的预料。
1985年，他们购买了考尔斯报业公司的20%的普通股，该公司旗下拥有《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业务。他们在这里的股份逐年增加。
虽然在其他几个领域不是特别成功，1982年初期，凯瑟琳试图收购《得梅因纪实报》，她本人对这份报纸和这家公司怀有极大的尊重，并且很想得到，结果却没有成功。在这之后第三年，她再次尝试却也不是出价最高的竞购者。另外一个情况是，他们在发行周报不久后购买了《国家杂志》20%的股份，这是一本关于联邦政府的杂志，但是只经营了三年就卖给了时代明镜报业公司。与此同时，尽管他们一直对《芝加哥太阳报》和《休斯顿邮报》感兴趣，但最终都没有采取行动。
凯瑟琳带领公司，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谋求发展——也许有些过于保守，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公司才没有像其他许多公司一样背负承重的债务，当时许多公司为了还债卖掉了效益良好的业务，这是很得不偿失的。曾经凯瑟琳拒绝收购《丹佛邮报》，它后来被时代明镜报业公司收购，结果损失惨重。
迪克上任的头几年，凯瑟琳感觉自己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挫折，即他们没有被金融业视为热门资产，致使他们的股票一直被低估。不过这点却导致了有利的结果。凯瑟琳按照一贯的做法回购自己的股票，并在后来得益于此。
在为公司的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凯瑟琳觉得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成功是自己和迪克共同完成的收购有线电视的项目。此次收购始于他们向大都会传媒公司买下53套有线电视系统，该收购于1986年1月完成。整个1985年中，沃伦都在帮助他的朋友、大都会传媒首席执行官汤姆·墨菲收购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网。这笔交易成功后，沃伦决定退出《邮报》董事会，而加入大都会传媒公司，尽管他保留了在《邮报》的股份，并且答应凯瑟琳，他们仍然是朋友，不会在彼此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凯瑟琳仍然倍感失落。事实上，后来的结果是不错的，沃伦和凯瑟琳依旧保持密切来往。更重要的是，作为安慰性补偿，墨菲允许《邮报》出价竞买大都会传媒的有线电视网。最终以3.5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这笔收购，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正是这笔收购把《邮报》推向了在财富500强中的最高位置——1986年和1987年的第263位。通过增加新用户和收购其他小规模的有线电视网，《邮报》—《新闻周刊》有线电视拥有的用户从35万人增长到58万人。10年后，大都会传媒—美国广播公司被迪士尼公司收购，沃伦再次回到华盛顿邮报公司。
《新闻周刊》经过数年的煎熬后，终于开始扭转局面。但是凯瑟琳却仍然为这份杂志的经营和编辑工作感到担忧，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份杂志的经营和编辑一直出于混乱状态。凯瑟琳认识到自己对这些问题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她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纠正问题。她认为《新闻周刊》的大批员工有怨恨情绪，甚至怀有二心。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管理层过于频繁的人事变动，另一部分原因是身处华盛顿和纽约工作的两地员工之间存在自发竞争。后来，凯瑟琳将权力交给里克·斯密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相信他是这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事实证明凯瑟琳的选择是英明的，在斯密斯先作为主编、后作为总裁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员工的情绪有很大好转。尽管也遇到了新闻类杂志在新环境中经历的问题，《新闻周刊》还是取得了很多出色的成就和巨大、实在的进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闻周刊》被公认为是最佳新闻类杂志，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撰稿人。凯瑟琳对此也感到很满意。
《邮报》—《新闻周刊》电台也越来越有起色。电视台涉及三大电视网，在迪克的带领下，这些电视台经营得有声有色，它的利润堪称全行业最佳。他们的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和《邮报》、《新闻周刊》的新闻一样，品质出众，都在新闻领域充当领军者的角色。随着《星报》的停刊，《邮报》在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里占领了《星报》原有日报市场50%的份额和周日版70%的份额，位列美国所有大型都市日报之首。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最令凯瑟琳感到自豪的是公司管理取得了进步，状况得到了改善。这个成就离不开凯瑟琳的努力，迪克也显得尤为重要。最终，他们确定正逐渐成为真正运营良好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有所改善的管理开始显露成效。他们的核心业务的盈利状况大有起色。几年后，公司开始腾飞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然而对于凯瑟琳来说，或许更重要的不是公众对他们财富的认同，而是考虑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在此期间，沃伦曾经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并就此做了一份备忘录，他在调查中把对公司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绘制成了图表，并对各个列举出的出版公司逐一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证明，以同样的资金买得的股票，换做任何一家公司都远远低于华盛顿邮报公司带来的收益，并且事实证明这份收益后来更高。
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开始一帆风顺，虽然身为公司编辑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的凯瑟琳从未停止过担心，但是公司的生意进展相当令人满意，她也非常信得过迪克。于是她开始稍稍放松身心，重新享受自在的生活。并且她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关注那些对公司和股票产生影响的重大国际问题，但一直觉得没有精力和时间。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凯瑟琳和几位编辑记者一起进行了几趟旅行，造访了许多个国家，亲眼目睹了他们一直以来从自己出版的报刊上读到的内容。这样的旅行在80年代初期有所增多。
在最初的旅行里，他们采访了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齐奥赛斯库。1978年进行了一趟西非之行，其高潮是参加一个小村庄学校的落成典礼，当地人称凯瑟琳这位世界上第七号人物的莅临让他们深感荣幸，这个描述是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之前刊登的一项民意调查引用来的。1980年进行了一次中东之行，尽管起初不确定沙特阿拉伯人是否愿意接待女性，并在旅行前尽量详尽了解关于如何着装、怎样举止的信息，总之充满紧张，但是最终证明旅行还是愉快的。其中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采访了萨达特总统，并且见到了受埃及政治庇护的伊朗国王。到了以色列以后的一场晚宴最后演变成了对整个《邮报》，尤其是编辑方面的肆意抨击。凯瑟琳的同行者梅格一度大声反驳这些抨击，她说以色列人应该明白，任何人都禁不住对犹太人过去在欧洲所遭受的一切和现在所面临的危险怀有恻隐之心——而且她知道没有人不这样认为——但是“我们所写的文章反映了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即怎么样做才能避免悲惨宿命”。此话引来了很多质疑，而且质疑声越来越带有敌意。因为以色列人认为梅格身为犹太人应该不加批判地支持他们的观点。
在这些旅行中，对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采访是最奇特的采访之一。1988年，吉姆·霍格兰、《新闻周刊》的克里斯·迪基和凯瑟琳一同前往北非，他们提出了采访卡扎菲的请求，并且得到同意。当时卡扎菲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领导人在一起，于是凯瑟琳他们便前往几位领导人所在地。当凯瑟琳被告知，卡扎菲希望先和自己一个人见面时，感到惊讶万分，但是她还是答应了，并且在预约好的地点见面。卡扎菲在一个小房间里接见了凯瑟琳，他们相互寒暄一阵，之后很快把话题引到鲍勃·伍德沃德撰写的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书上，这本书题为《帷幕》的书刚刚出版，据说收集到了有关卡扎菲的某些怪癖。和常人一样，卡扎菲也在乎别人怎么写自己。凯瑟琳注意到卡扎菲的眼睛，一双一刻不停转动的眼睛，四处张望，但就是不直视交谈者。他也用了一名翻译，但似乎比翻译人员更懂得英语，因为他不时纠正翻译弱化他语言的企图。凯瑟琳和卡扎菲的会面持续了很久，直到吉姆决定必须打断交谈。采访结束的时候，凯瑟琳建议彼此留一张合影，卡扎菲同意了。于是凯瑟琳拍到一张很棒的照片，《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用了它，并给凯瑟琳冠以自由职业者的美名，还有一张87.5美元的支票——后来被凯瑟琳框起来做纪念。
在所有的旅行中，她们进行的最费劲的采访恐怕要数同年晚点时候对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采访。近5年来，他们一直在为采访苏联主席做准备，但都没有能够实现，直到在即将与里根总统举行的峰会之际，戈尔巴乔夫答应在莫斯科接受他们的采访，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准备了这次采访。但是采访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戈尔巴乔夫虽然以领袖的气质出场，不久举止就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反感，变得紧张起来，在被问道有关政治局内部的相关问题时，他几乎跳了起来。直到后来记者提出了有关人权的问题时，他突然终止了采访。后来在采用采访记录的问题上，苏联要求把裁缝中的利加乔夫的名字删除。但是凯瑟琳坚持报道的公开公正，她说很抱歉，既然问题一旦提出就不可能回过头去更改，他们甚至不可能为自己的总统这样做，更别说其他国家的总统了。凯瑟琳就这样拒绝了苏联的要求。
对戈尔巴乔夫的采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凯瑟琳和梅格、吉姆及其他人进行的所有旅行的顶峰，这些旅行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累计飞行了成千上万英里，足迹踏遍南非、中国、菲律宾、韩国、日本、印度及中东和南美各国。
尽管唐现在是《邮报》的发行人，对报纸的编辑工作负责，凯瑟琳还是在他的鼓励下以绝不妨碍他权威的方式继续参与其中，而这些旅行恰好就是参与其中的方式。与此同时，接待某些外国来访者也是她参与其中的一种方式。通常，凯瑟琳在国外会见过的人士来到华盛顿，她都会邀请他们参与《邮报》的编辑午餐会。凯瑟琳还经常在家举办晚宴招待客人，她很乐意效劳，尽管新闻界称她为“著名的华盛顿女主人”，这点让她有些沮丧。在她看来，这又是某些人在用性别歧视的眼光看待自己所做的事，在凯瑟琳看来，做这些事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凯瑟琳还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与执政党和在野党人都保持友好相处。她整天的工作就是奔波于去逐渐了解政府里的人，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新闻工作者。凯瑟琳始终和两个政党的领袖保持着友谊。但是因为是大报和杂志的象征，不免成为总统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即便是朋友多年，关系也会变得日趋紧张。但是对于凯瑟琳来说，这种情况发生在她与约翰逊，尼克松、布什之间。几乎没有发生在她与里根总统之间。似乎对于新闻界人士与政府人士之间的交往抱着歪曲的见解，但是凯瑟琳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即对于正在报道政府人士相关新闻的人来说，不打交道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发行人来说，凯瑟琳确信开放才是最好的选择。凯瑟琳认为一家报纸的领头人应该代表两个政党，应该起到连接记者和政府的作用。一种轻松的关系对双方都是积极有益的。
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固有的疏远关系总是每次在总统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更为敌对的特性。1988年的大选尤为明显。尽管凯瑟琳尽心竭力调节这其中的关系，但是收效甚微。最后，凯瑟琳把选票投给了布什，因为她觉得杜卡基斯缺乏经验，无法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这是凯瑟琳唯一一次将选票投给共和党人。凯瑟琳一直坚信，要是政治人物和新闻记者能保持一种礼貌性的职业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菲尔去世的前几年，凯瑟琳很难将工作和生活分开，两者严重地掺和在一起。从某时刻起，或许是借助妇女解放运动中得到的教训，她开始享受更为快乐的个人生活。
对于凯瑟琳来说，家人和朋友永远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慢慢的，凯瑟琳开始享受与其他人共处的时光，更多的接触外部世界，甚至更多地赞赏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一直有男性的身影——浪漫的情人和亲密的友人。凯瑟琳坚信如果菲尔还在世，那么爱他的自己根本不会考虑发展另一段关系。事实上，“女人应该对一个男人从一而终”的想法曾经伴随了她许多年。
和谐的婚姻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而且这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她喜欢接触那些彼此真心相爱、始终相敬如宾、相互关心的夫妻，在他们之间确实能体会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支持关系。失去菲尔之后的凯瑟琳也觉得生活沉闷，但是自从接受公司的那一刻起，凯瑟琳便认定自己不会再有合适的婚姻出现。经历过生活磨砺的她领悟到：改变自己去和另外一个人一起生活、适应，甚至迁就他的愿望及生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于凯瑟琳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她嫁给了工作，而且自己爱它。但是独身也会带来一些麻烦，尤其当一个人在乡下过周末、度假和消夏时。她知道自己必须想个办法来独自或者与家人一起度过这些时光。于是在1972年，凯瑟琳买下了玛莎葡萄园的一座房子，并进行了装修，以后的每年夏天就在那里与孩子或孙辈们一起度过。一年中的其他时光则是和朋友们一起度过。
随着时光的流逝，凯瑟琳不可阻挡地迈向第七个十年的末尾。幸福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与日俱增。其实凯瑟琳从未介意变老，也对此事没有多想。但是这一年的生日却让凯瑟琳铭记在心。凯瑟琳原本打算进行一次自驾游，只是拉利和三个儿子执意要为她办一场小型生日聚会。凯瑟琳对聚会不感兴趣，但是她勉强同意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令凯瑟琳惊恐的是，本来说的是只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参加的小型聚会，结果却来了600多位。聚会是拉利们精心策划的，把凯瑟琳生命每个阶段都陈列了照片。许多《邮报》的新老朋友都来参加聚会。里根总统就友谊的话题发了言。
尽管对于凯瑟琳来说，生日聚会真实反映了周围充满了朋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永远失去一些朋友，有乔·艾尔索普、卢伟·皮尔森等。这是个失去朋友的阶段，为了逃避孤单，凯瑟琳开始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也是因为她喜欢和各个年龄段的人相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华盛顿邮报公司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迪克经营有方的那些年里，股票一路飙升，超出人们最疯狂的想象，达到每股300美元，这让凯瑟琳也大为惊叹。公司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品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正如沃伦曾经所言，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除了迪克为公司的成功所做的努力之外，凯瑟琳认为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与家族企业有关。家族企业容易助长品质的提高，因为拥有广阔的视角，并且家族成员可以提供稳定性和持续性，家族所有制还可以防止兼并的发生，这点对于企业的平稳经营至关重要。
另一个把公司推向成功之路的因素是他们从不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所有的分支机构在经营时都直接与竞争对手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竞争。他们从来没有不奋力让一英寸或一美元的广告溜走。
凯瑟琳认为对优质广告的专注是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也是一种必要的编辑策略。她认为他们最终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一直奉行了一种经营哲学——从接手公司的那天起她在不断地拥护并且践行它，并且她看到父亲和菲尔都是这么做的，如今唐也是这么做的——优质新闻与盈利密不可分。在凯瑟琳的眼中，这个双重概念不是利润和商业目标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管理问题。她认为假如把一件事做好了——把注意力放在提供高水准的产品上——就会产生双赢的结果。
事实证明他们的成绩十分优秀，并且发展趋势良好，于是最终得到业内的认可。
1987年，通信中心在纽约举办了一场特别颁奖午宴，凯瑟琳担任主宾。
1988年12月，《商业月报》刊登了一篇有关“五大最佳管理公司”的封面专题报道，把华盛顿邮报公司和苹果公司、默克公司，乐柏美公司和沃尔玛公司一并列入决选名单。几年后，凯瑟琳获得了《财富》杂志颁发的商业名人堂奖，这是个至高无上的令凯引以为傲的荣誉。
华盛顿邮报公司被认可的绝大部分成绩都直接归功于迪克。在他任职期间，每股收益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5%，股本回报率平均达到26%。除了一切可以被显示或被衡量的实质性成就外，迪克还给公司定下了专业性管理的高标准。正是因为如此，他将要离开的暗示使凯瑟琳感到一丝困惑。事实是在迪克加入公司的第九个年头临近尾声时，他开始提及退休的事。随着1991年的来临，凯瑟琳也开始清楚迪克日益临近的离开意味着自己也该退下来了。因此最终，凯瑟琳很高兴迪克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促使自己也下定决心离开。
凯瑟琳确定这是组建新的领导团队的时候了。即由唐·格雷厄姆担任总裁，由时任《新闻周刊》总裁的艾伦·斯布恩接替迪克担任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凯瑟琳和迪克同时让出了各自的职位。
没有了头衔所附带的各种重大责任，凯瑟琳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让生活呈现出某种新面貌，不仅要能充实自己的时间，还要能赋予被朋友们叫做“最后一圈”的这个阶段某些现实意义。交出权力的人很难放弃那些让人愉悦的东西——掌握内情的资格、特许保密的谈话、最高责任和很多其他的特权，这都是凯瑟琳长久工作中附带的东西。很多情况下，她也承认自己被宠坏了，但是她同样认为，不得不重新回到较为正常的生活是有益于身心的。
在建立新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凯瑟琳努力弄清楚了自己需要从原有的生活中保留些什么。凯瑟琳认识到保持身心活跃很重要。她打起了钟爱的桥牌，还想打高尔夫球，可能的话甚至想继续打网球。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继续工作。对凯瑟琳来说，工作是维持生命的养料，就像食物和水，几乎是不可缺少的。
重新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意味着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最初凯瑟琳把心思集中在继续为公司做点事情，后来她越来越涉足教育界，并且撰写论文。凯瑟琳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曾占据凯的母亲同样多的晚年时光。除此以外，凯瑟琳想审视自己的人生，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既出乎意料又不可思议。凯瑟琳萌生了写书的想法，动机是多方面的。她一直在怀念父亲和母亲的干劲、自律和怪癖及财富，这些甚至也许能吸引家族以外的人的兴趣。此外，菲尔的智慧、才干和魅力在朋友圈内大名鼎鼎却没有谁能详尽地写过他和他的才华，以及被病魔压垮的悲剧故事。
完成工作任务、写作、与朋友保持联系、结交朋友——这些就是凯瑟琳给自己生活的重新定位。此外还有与孩子们的和谐友爱好相处。孩子们能够在各自喜欢的领域施展才华，凯瑟琳很满意孩子们各自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唐接管《邮报》外，女儿拉利成为一名报刊记者，为《洛杉矶时报》、《纽约》杂志和《巡游》杂志写了很多稿件。《邮报》从1991年起开始固定刊登她的专栏。儿子比尔做了一名律师，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过法律，后来创办了一家合伙投资公司。斯蒂夫成年后长期居住在纽约，他对文学和戏剧感兴趣并取得了成就，成为一名戏剧制片人。斯蒂夫还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专业的博士候选人，现在是伊可出版社的发行人。
凯瑟琳很满足自己的生活，是家人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帮助她面对年老问题和朋友的离世。但是凯瑟琳认为年老也有积极的一面，烦恼即便没有彻底消失，也不会在深夜纠缠了。她可以花时间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情。此外，凯瑟琳很感激自己能够继续工作，这使得她不会对过去的日子念念不忘，而是生活在现在，不断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