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法官叫维桑特·贾里盖茨，是个小老头，性格非常粗暴，逮捕证就是由他签发的。他处理案件长达四十年了，对被告从不宽恕。他办过数以万计的案件，判过无数犯人的罪，所以他认为不管被告是什么人，不可能是无辜的。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不会昧着良心去判案。事实上，这位贾里盖茨一点儿也不是个坏人。他神经质、好动、精明、敏锐，身材瘦小却顶着个大脑袋，两眼露出锐利异常的目光，像螺丝刀那样能把人穿透。至今他还是个单身汉，他酷爱喝威士忌，精通下棋，尤其是对拼七巧板、猜谜语、拆字、猜字谜、变字样、猜双关语等各种文字游戏非常在行，常常以此作为主要的消遣活动。
所有的事实表明，这是个难以捉摸的人。何阿姆·达高斯塔就要在这个不随和的法官手里打官司了。
8月25日那天，大约上午11点钟，何阿姆·达高斯塔被带进了审讯室。
贾里盖茨法官面无表情地坐在桌前那张高靠背椅子上，背对窗户，这样就使他的脸显得模糊起来，而被告的脸则清晰可见。审判庭书记坐在桌子的一头，把笔夹在耳朵上，带着一种法庭工作人员所特有的冷漠态度，准备着记录审讯内容。
“您叫什么名字？”贾里盖茨法官问。
“何阿姆·达高斯塔。”
“多大岁数？”
“四十八岁。”
“住所在哪？”
“秘鲁，伊基托斯村。”
“现在姓什么？”
“加拉尔，那是我母亲的姓。”
“为什么不随父姓？”
“因为二十三年前，我想躲过巴西法院的追捕。”
“为什么巴西法院要追捕你？”
“因为我曾被处以死刑。”
何阿姆·达高斯塔回答得沉着冷静，而又准确，好像要承担案件中所有的罪过。贾里盖茨法官不太习惯于这样的方式，开始用手指在桌上轻轻弹敲。
“何阿姆·达高斯塔，您在伊基托斯干什么？”
“我是庄园主，管理一个可观的农场。”
“你离开庄园的动机是什么？”
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法官想：我们马上就要听到一系列的花言巧语了！
“真正的动机，”何阿姆·达高斯塔用不容否定的声音回答道，“是我决定回到自己的国家向法院投案自首。”
“自首？”法官惊呼道，从椅子上挺起身来，“主动自首？”
“｀对，主动自首。”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厌恶这种隐居式的生活了。我想把我的真姓氏还给我妻子，给我的孩子们。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是清白的。”
“我早就在等待这句答话了。”贾里盖茨法官心里这么想，他点头示意何阿姆·达高斯塔继续讲下去。
于是何阿姆·达高斯塔把整个事件的始末都讲了出来。他谨慎地说着，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他只着重强调了一点——就是他到马瑙斯是为了希望他的案子得到复审，冤案得以昭雪，对于这些事，他并没有必要非这样做不可。
很显然，贾里盖茨法官对所有的被告都是抱有偏见的，但他没有打断何阿姆的讲话。他只是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又睁开，好像是在品味这个故事哪部分是真实的。
“还有别的吗？”他说。
“没有了，先生。”
“那么您坚持说离开伊基托斯只是为了要求重新审理您的案子吗？”
“确实没有其他动机。”
“那谁能提供证据呢？谁能证明如果没有人告发而把您逮捕，您会来自首？”
“先生，至少有一份文件，它的可靠性是千真万确的，可惜不在我手里了。”
“什么文件？”
“我写给前任法官里贝罗先生的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他我要来这儿。”
“真的？您会给里贝罗写信？……”贾里盖茨法官以猜疑的口气说。
这时候，一个卫士走进审讯室，承上一封信。法官撕开封口，展开信纸看了起来。他皱着眉头说道：
“何阿姆·达高斯塔，我没有任何理由向您保密，这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写给里贝罗法官的那封信。这就没有理由再质疑您对这个问题所说的真实性了。”
“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何阿姆·达高斯塔回答说，“关于我刚才告诉您的关于我一生中所有的情况也是毫无疑问的！”
“唉，何阿姆·达高斯塔，”贾里盖茨法官不无同情地说，“您说您无罪，但是所有的被告都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您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您现在有物证吗？”
“先生，或许有。”何阿姆·达高斯塔答道。
贾里盖茨听了这话，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两三圈才冷静下来。他重新坐下，靠在这椅子上，仰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用最冷冰冰的语调说：
“说吧！”
何阿姆·达高斯塔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有些犹豫，然后说道：
“先生，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乘大木筏在到马瑙斯的第二天被捕，完全是由于有人向警察局局长告密。”
“的确如您所料，何阿姆·达高斯塔。但我应该告诉您，这是个匿名告发。”
“那已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是一个叫多雷斯的无赖干的。”何阿姆·达高斯塔有些气愤地说，”我曾热情地接待过这个人。他上我家来，就是要和我做一笔卑鄙的交易，要我买通他不说真相，而我果断地拒绝了。”
“老掉牙的一套，指责别人来为自己开脱！”贾里盖茨法官想。
但他还是专心致志地听何阿姆·达高斯塔叙述他跟那个冒险家之间的纠缠，直到听到多雷斯告诉何阿姆·达高斯塔，他知道而且能够说出蒂茹卡谋杀案的真正凶手的名字时，法官再也无法冷漠视之了，问道：
“凶手叫什么名字？”
“多雷斯没有告诉我。”
“这个罪犯还活着吗？”
“死了。”
贾里盖茨法官的手指轻快地敲打着桌子，情不自禁说：
“为什么证人总是死的呢。”
“先生，假如说真正的凶手死了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多雷斯还活着。他对我说过，他手里有一份凶手亲笔写的证明。他曾主动提出要卖给我。”
“啊！何阿姆·达高斯塔，您总不会是个守财奴吧！”
“如果多雷斯仅要我的财产，我就给他了。但这个无赖贪婪至极，竟向我勒索比财产还要珍贵的东西！他要娶我的女儿，遭到拒绝后，他就告发了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要受到您审讯的缘由。”
“假如没人告发您，”贾里盖茨法官问道，“如果多雷斯没有在途中碰见您，您到这里又见不到里贝罗法官了，您将打算怎么办？您会不会来自首？”
“先生，我会毫不迟疑地来自首。”何阿姆·达高斯塔肯定地回答说，“我再跟您说一遍，我离开伊基托斯到马瑙斯来并没有其他动机。”
这番话说得如此诚挚，贾里盖茨法官感到有那么一种情绪沁满了他那满怀猜疑的心房，但他并没有就此被对方打动。
“如此说来，您现在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多雷斯跟您谈到过的那个文件上了？”
“是的，先生，如果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不能为我辩护的话。”
“那么，您希望他出来说话，希望他突然良心发现，把那份文件交给您？”
“是的，假如这个希望也破灭的话，”何阿姆·达高斯塔以感人肺腑的声音答道，“我只有寄希望于人们伸张正义，期待着上帝来主持公道了！”
听完这些话，贾里盖茨法官站了起来，这次说话的口气就很友好了，他说：
“何阿姆·达高斯塔，审讯到这里，让您倾诉您一生的怨怒，让您为自己的罪责辩解，这已远远超过了我作为法官的职责范围。
这一案件早已判决，判决书是一致通过的，不允许减刑。二十三年后，不管您来不来自首，您并不能因此而不受惩罚。请您在口供上签字吧。”
何阿姆·达高斯塔稳稳当当地在口供的下面签了字。
“报告将送到里约热内卢的司法部去，”法官说，“执行死刑的命令过几天被送来。如果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多雷斯呈上证实你无罪的证据，我会进行重新审判的。否则，命令一到，法院就会执行死刑命令了，一点时间也不能拖延。”
法官按了一下铃，两个看守进审讯室把何阿姆带走了。
贾里盖茨法官摇着头看着他离去，自言自语地说：
“唉！唉！这可比我事先想的要古怪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