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美国政府准备投资5000亿美元，专门组建一个类似于债务清理信托公司的实体，用来接收不良信贷资产。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美国就是通过债务清理信托公司来解决储蓄贷款危机中产生的不良信贷资产的。美国人从中尝到了甜头，这一次又准备重新采用这一措施来帮助渡过难关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北欧（如芬兰，瑞典）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而且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然而与此同时，市场产生了过度乐观情绪，随后就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周期下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到最后，实体经济也牵涉其中，因为受到楼市泡沫破灭、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并且产生了许多不良信贷资产。
从这次金融海啸看，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中的相关金融衍生产品市值，先在楼市泡沫的累积过程中被高估，然后又在楼市泡沫破灭后大幅度缩水，严重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使得银行流动性风险大大增加，最终引发支付危机。这一点和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北欧金融危机完全不同。
另外要附带一提的是，北欧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监管制度薄弱等问题，所以问题比较容易暴露出来；而在这次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按照巴塞尔协议对资本金的要求，美国华尔街上可以说一片欣欣向荣，这使得美国当局对此放松了应有警惕。
不过，无论金融危机呈现出怎样的表现方式，处理不良信贷资产都是非常紧迫而且必需的，政府在处理危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什么时候出台拯救计划，时机选择是影响最终效果的关键因素；定价水平则是影响政府财政负担的重要因素。把握好了这两个方面，才能保证取得理想的救市效果。
从历史上几次较大的金融危机看，北欧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处理银行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归于果断、快速地实施救市计划、收购不良信贷资产，并且按照市场公平价格进行评价。
显而易见，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就拿定价来说，怎样为大量的不良资产和证券确定价格，是美国财政部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现在的困难在于，这些不良资产和证券并没有所谓潜在买家，所以根本就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市场价。也就是说，虽然确定由政府来制定收购价格，可是“标准”的价格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如果价格定得过低，纳税人的利益当然有保证了，可是却不利于金融机构弥补损失，也不利于金融机构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
如果价格定得过高，纳税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则会引发国民不满。
而且，即使存在上述困难，这个价格确定过程还不能拖延，因为只有时机利用得好，才能有助于政府发挥干预作用，否则很可能会促使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变。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政府确定定价水平的过程，实际上是公共资产及金融机构资产重新分配的过程，必定会影响到纳税人利益和政府财政负担。
从瑞典成功运作资产处理公司的经验看，一定要坚持公平竞争、市场定价的原则，提高整个操作过程透明度。
这样，非常有助于提高金融救援计划的运作效率、稳定市场信心，尤其是有助于避免缺乏市场信息而对不良资产价值大打折扣。
研究表明，大规模金融救助计划对稳定市场情绪的确很有帮助，但并不能立即阻止经济下滑。从过去的经验看，一般需要经过2年时间，经济才会逐步回暖。由于这次金融海啸的破坏力度大，所以这个时间有可能不止2年。
这次美国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非常接近于瑞典资产处理公司的方式，目的是要购买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并且规模也都相当于本国GDP的5%。很显然，这项计划不属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信贷机构危机中对银行的接管，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芬兰发生金融危机后简单地把金融机构国有化。
组建实体收购不良信贷资产，对美国政府来说可以把坏事变好事，读者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投资项目而不是财政负担。
美国政府的算盘是很精的，它这样做既能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又不一定要掏钱，弄得好还能大赚一笔，又何乐而不为呢？
道理很简单，市场信心恢复以后，金融资产的价格一定会大大上升，到时候把这些资产变卖，马上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了。
从历史上看，瑞典资产管理公司在金融危机结束后5年内把所有资产变卖出去，几乎所有成本都得到了补偿，并没有真正掏钱包；而芬兰政府的保证基金，更是通过这种运作赚到了大钱。
在这里，美国政府救市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总结，它的思路是这样的：当金融危机刚刚出现时，政府尽量不用纳税人的钱救市，以免引发众怒，而是尽量引导它们相互兼并来抱团取暖、摆脱财务困境；随后，美国国会利用“公平竞争银行法案”提供资源、接管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海啸大规模爆发前完成这项工作，太迟就会反受其累了。
“金融海啸给我们的警告”
由政府出面组建实体收购不良信贷资产，主要是起到恢复市场信心的作用。政府在这里并不是傻瓜，初看起来它是动用了纳税人的钱，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更是一个投资项目，未必需要真的掏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