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来到日本后，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同文书院是1902年1月东京同文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学校。学制分普通、特殊两科，各修业两年。普通科以学习日语为主，毕业后可升入特殊科学习。邹容当时选择的是普通科。
第一节 东京留学生
邹容来到日本的1902年（农历壬寅年），对于清末的中国留日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留学生人数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以浙籍留日学生人数为例，据留学生刊物《浙江潮》第三期刊载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和《壬寅卒业诸君题名》，浙籍学生1898年抵日的为11人，1899年为7人，1900年为3人，1901年达到12人，1902年则忽增至86人，若以农历壬寅年来计算则为91人。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如黄兴、杨笃生、陶成章、鲁迅、廖仲恺、胡汉民等都于壬寅年东渡日本。壬寅东渡，表明在民族危亡日益急迫的关头，去日本寻找救国救民之方已成为越来越多有志青年的选择。
留学生来到日本后，由于客居异乡，人地生疏，加上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他们并没有融入日本社会。大多数学生仍然生活在由留学生自己组成的社会圈内。由于有着相似的理想追求，他们很容易产生情感和角色上的认同。随着人数的增多，留日学生群体意识开始增强。1902年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东京成立，作为留学生的领导机构，这标志着留日学生日渐形成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也很快呈现出自己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思想上的趋新色彩与强烈的爱国情怀。
像邹容一样，大多数留日学生是抱着救国志愿留学日本的。面对甲午、庚子之败与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现实，留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希望能为祸难频频的祖国寻找到重振生机的救治之道。正如同时期留日的胡汉民所说：“留学生全体多不满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到了日本后，留学生所处的境遇更增加了这种民族情感。寄人篱下的生存状况使留学生时常要面对日本人的嘲弄、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侮辱，从而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国势衰微时人格的卑贱。后来留日的陈天华便感叹说：“以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非凉血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因而在这种环境中，留日学生多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表现出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密切关注。
与爱国主义情怀相连的是留日学生群体的趋新特征。所谓趋新，是指对新知识、新学说与新制度的认可与向往。世纪之初，伴随着甲午战后国民心态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加速，西学已压倒中学，成为先进人士寻求救治国家民族危机的主要思想资源。经过维新运动与近代学堂教育的洗礼，大多数留学生在赴日前已或多或少地接受过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与文化思想，对新学已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思想资源的局限，这些认识是模糊、残缺的。因而来到日本后，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情。日本维新有成、国势蒸蒸日上的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各种新书报充斥于市肆间，使他们能更方便地全面了解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加上留学生多为头脑清新、思想敏锐之人，置身于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其思想便呈现出明显的趋新特征。
学生群体的趋新特征集中表现在他们对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与政治历史知识的浓厚兴趣上。在此时期，留学生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政学书籍，并对新知学理的宣扬表现出强烈的兴趣。1900年下半年，两种由留学生创办的刊物《译书丛编》与《开智录》开始出现。《译书汇编》出现在1900年底，它是留学生创办的第一种刊物。在这份刊物中，留学生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的著作以及维新人物的事迹、日本宪法书籍、名人讲义等等，还大量译载西方的政治学术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在留学生中风行一时。《开智录》创办于1900年冬，其宗旨便是“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其后继起的《国民报》也同样表现出对新学的热情。《国民报》创办于1901年5月，终刊于是年8月，由自立军的参加者秦力山任主编。该刊除了积极介绍西方历史政治知识与近代政治观念，鼓舞人们抛弃奴隶思想、反抗专制政体，以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外，还在反满问题上表现出激进的立场。同时，留学生翻译出来的西方名著以及日本人编写的政治书籍也日渐增多。《译书汇编》杂志社还将《民约论》《万法精理》印成单行本。《国民报》社也印刊了《美国独立檄文》与《法国人权宣言》的合订本。同时停刊后的《国民报》与《清议报》也均出版了“汇编”，以供学生阅览。当时风头正劲的新学巨子梁启超后来回忆此时的情形时便说，在1902至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梁启超对留学生对新学的饥渴作了形象的描述：“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留学生对新学的渴望营造了一个趋新的文化氛围，并深刻而又迅速地改变着留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与价值取向，使他们日渐摆脱旧式儒生士子的特征。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下，呈现出新型知识分子的色彩。
第二节 新知识的影响
留学生的群体特征也深深地影响着刚刚踏上日本国土的邹容。由于邹容已有一定的日文基础，在语言学习上比较轻松，可以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吸收新知识和参与学生群体的社会活动。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那时的情形：“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邹容也不例外。在邹容的一生中，日本的生活虽然不到一年，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正是在这里，通过对新学广泛的吸收，邹容得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潮流与现实局势，也开始日渐理清自己思想中的模糊与混乱。对于邹容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方面，邹容积极投入到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中。当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留日学生的爱国主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爱国。在民族主义、自由、平等、国民权利等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国主义已经由传统的忠君爱国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作为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便是在政治忠诚上，由对王朝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上来。这种近代民族主义既要求国家摆脱外族压迫实现民族的独立，也要求国民摆脱专制的束缚实现自己的权利。因而当满清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无法维护民族的利益，并且在国内推行专制统治以维护自身的特权时，留日学生的爱国主义便开始指向清政府。
首先是汉口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生还者秦力山、沈翔云等人于1901年创立了“国民会”，“其宗旨在宣传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体，共图进行。即以《国民报》为主动机关”。虽然该会在留学生中影响不大，但是它却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又在东京公开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太炎还为此会专门撰写了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公然在留学生中进行反满鼓吹。纪念会原定于27日上午10时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精养轩举行，却由于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和日本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如期举行。宣言书上的签名者也仅有十余人，在当时的留日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它的公开发起却表明了反满情绪在留学生中的蔓延与扩展。
应该说，1902年初由于政治上的高压，留日学界在政治上的热情处于相对的沉寂状态。而在此年夏季，这种状态逐渐有所改观。其突破口是1902年7、8月间发生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为将来能从事军事工作想学习军事技能。江苏省自费生钮缓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知识。由于牵涉到军事这一敏感的话题，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保送，进而引起留日学生的公愤。留日学生吴稚晖等人率学生到使馆静坐请愿，但是蔡钧却勾通日警，拘留了吴稚晖与孙揆均。后日本警厅又以妨害治安罪为名将二人遣送回国。吴稚晖激愤于此，决定“以尸为谏”，投水自沉，幸得相救。但是这一事件却使得日本留学生界大受刺激。“自吴、孙两君之见故，国耻观念益涌起于学生人人之胸中。”
十余名江苏学生不服，上书蔡钧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拘捕。于是留学生一致要求撤换蔡钧，并以全体退学向日本政府抗议。这是留日学生第一次公然声讨清朝官吏，在国内震动很大。最后，清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一事件表明，留日学生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正日渐疏离，并预示着学生政治热情的高涨。
1902年冬天，留日学生中第一个激进的团体——青年会出现了。青年会是由励志会中一批激进分子另组而成。励志会创立于1900年春天，“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励志会将“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辩办之基础”作为纲领，主要是为了在留学生中联络感情，策励志节。其中许多成员立场比较激烈。后来，励志会的激进分子不满会内鱼龙混杂的腐败局面，于是秦毓鉴、张继等人决定模仿少年意大利运动，另组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主张呈现出明显的激进色彩。青年会的成立，反映了留日学生内部思想的分化。但是由于青年会的口号过于激烈，在当时应之者甚少，在留学生中影响也不大。邹容在日本时，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影响。
到1903年，革命排满风潮开始蔓延。1903年旧历癸丑年正月初二日（即旧历新年，1903年1月30日），留日学生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举行新正团拜会，有六百多名留学生到场，清朝宗室载振、驻日公使汪大爕等官员也被邀请赴会。但是在这次集会上，广西籍学生马君武却“首先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从而掀起了1903年留日学界反满情绪滋长的序幕。马君武从自由、平等、权利诸学说出发，从满汉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的角度，力陈当下革命排满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他说：“若满之为满，为今天下所当共排。其意盖谓满人之饮食宫室何所取资，曰惟汉人是赖。满人之衣服男女何所取资，亦曰惟汉人是赖。汉人日竭其出作入息、胼手胝足之勤劳，以供给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之辈，于心已不能平，况又削膏腴以保彼宴游之地，割汉行省以赎彼根本之区，今又以三十九年之摊还四百兆之赔款，斫骨削肉，饮血啜脂，福则惟满独优，祸则惟汉独受，天下事之至不平者无过于此，盖欲不排乌得而不排！”从人权平等的角度来论证革命排满的必要性，这是邹容在《革命军》中着重强调的内容。从马君武演说的内容可以看出，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在当时也为许多留日学生所接受。
在这次新正团拜会上，邹容本人没有登台演说。以前的研究多认为邹容当时也登台演说，但是事实上邹容并没有这样做。马君武的演讲也并没有得到留日学生的一致认同，此后相继登台的樊锥与汪大爕对马君武的激进立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驳。这表明，革命排满在此时仍然只是局限于一批激进学生的头脑中。但是比之此前的“亡国纪念会”，新正排满演说的政治影响显得更为巨大。一方面，因为涉及这次集会的人数众多，这种对排满的公开倡导在留日学生内部引发了关于革命排满的争论和对当下政治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新正排满演说与亡国纪念会不同，亡国纪念会有着鲜明的传统种族主义的色彩，而马君武的演说内容是用一种近代的政治观念来对现实政治局面进行解释。因而，在当时民权、自由观念流行的留日学生界，这种主张更具有说服力，对青年学生也更具有吸引力。1903年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史上“风潮突进”的一年，（见章开沅：《“排满”平议》，载《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6号（1995）。）新正排满演说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也预示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第三节 剪辫风波
没有资料表明邹容在思想上何时转向革命，但是1903年蔓延的革命排满思潮肯定影响了邹容，使他日渐由一个爱国者向革命者转变。
排满思想的扩散，也激起了留学生的政治热情，使他们与清廷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新正排满演说后，在日本的满族留学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两日不食，作书三百余通，飞告各省满洲大员之自爱其种”。在汉族学生排满言论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以良弼为首的留学生极端分子还因此鼓吹对汉人实行仇杀政策。在他的鼓动下，“东京满洲留学生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绝不认为满人”。一时舆论为之哗然。从中也可以看到1903年初革命排满言论影响的扩展。在这种背景下，排满的言论也开始向公开的行动转变。这次，少年邹容被推到了事件的中心。
自成城学校退学事件后，清廷为了缓和留日学生与驻日公使之间的矛盾，便增派总监督一名，由总监督统一管理留学生事务。但是，总监督并不是直接管理留学生，而是通过各省、各部门所派分管本籍本部留学生的监督进行间接控制。因而在1903年留学生与清政府矛盾急剧尖锐之时，监督便成了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而一些思想顽固、品行不端的监督更是极易成为冲突激化的焦点。当时的南洋武备学生监督姚文甫便是其中的典型。
姚文甫，名显，字文敷，浙江人。本为留日学生，因与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爕过往甚密，而得到南洋学生监督一职。此人工于心计，欺上瞒下，经常在留学生中挑拨是非，压制进步学生，早为留学生所不满，已是“众怒所归”。恰巧此时，姚文甫与另一留学生监督钱念劬的小妾有私奸事，在留日学生中张扬开来，一时“大动公怒”。留学生“致书于公馆参议部者列数十起。又致书于浙江同乡会之干事，拟于大会时提出付议，且欲浙江先开一同乡会，办理此事”。3月31日，浙江同乡会开会讨论如何处置此事，其中有几名学生为消解此事，希望姚文甫能于开会之前回国，故通知了他。姚见事已至此，也决定于二日内乘船离开东京。但是部分激进学生并不愿让姚文甫如此从容脱身。于是邹容邀约张继、陈由己、翁巩等人于1903年3月31日夜潜入姚的寓所。当时的报纸留下了这么一段生动的记载：
阳历三月三十一夜半，适当中国三月三之上巳佳节，姚某将就寝，忽有六七人从容扣关入，列坐通姓名，道寒暄毕，即有一人发言曰：“吾等此来别无他意，足下素称能事，何不载彼美而逃，居将何待？”因历数其罪状。姚某猝为所中，自知无可置辞，因唯唯伏罪，言语支吾。旁有一人止之曰：“汝言我固闻之，然今日我辈之来，他亦无所要求，但愿假君一物，务乞勿吝。”姚某说：“但有所求，无不如命。身非木石，敢不知恩。”其人探怀出剃刀一柄，笑曰：“请得君之辫而甘心焉。”姚某仓皇失措，哀告曰：“诸君手下留人。春季大会在即，诸君临会唾骂，万不敢辞，今日哀求宽假。”其人谦谢而起曰：“今日即是大会，此处即是会场。吾人例不空回，君固无烦逊谢。”语讫，乃真扭其发。姚某疑将刃其喉，因以两手抱头缩项龟息。而持剃刀者因徐徐为之理发，讫齐根割之，笑曰：“已讫事，去休去休。”姚某又哀请曰：“割下之辫，可以还我。”诸人笑曰：“此奇货也，岂可再入汝手。”因致声孟浪，拂衣迳出。
第二天，邹容等人将姚文甫的辫子悬挂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之事务室，并大书“姚文甫之辫”，公开示众。来往的学生见此情景，无不拍手称快。这就是在留学生界轰动一时的姚文甫剪辫事。留辫与否一直是满清政府判定政治忠诚的一个重要标准，也一直被认为是满族压迫汉族的一种身体象征。在清初，便因为剃发留辫之事屡兴大狱。直至1903年，清廷还专门下旨不准留学生剪发。剪辫事件表明此时邹容不仅仅在思想上受排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日渐与清政府疏远，而且在行动上，也开始脱离清廷的羁绊，并投入到反抗满族压迫的行动之中。对“恶奴”的羞辱，实际上是留学生对清政府的一种抗争。这种反叛推动了留日学界反政府情绪的进一步高涨。
正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邹容开始了《革命军》一书的创作。新思潮的浸润使邹容开始用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现实。民主、自由、国民、权利诸观念是那么能激荡起一颗年轻的心。他将这些“达人名家言”记于脑中，用他们去理解现实的腐朽与木然。在日渐蔓延的反满思潮的推动下，邹容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现实的沉沦。几年来对救国救民之路的探索变得日渐清晰了。邹容决定把它写出来。应该说，在革命风气尚未大昌的此时，邹容明白自己的著述必然将引起分歧显著的议论。但是，他认为自己阐发的道理是对西方大哲观点的发扬，也是对反满前辈精神的继承，为了将这些散布到中国普通民众中，以掀起革命救亡的风潮，他说：“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
但是由于姚文甫事件的影响，邹容在日本呆不下去了。事件发生后，姚文甫自知没趣，便灰溜溜地逃至横滨，后来又回到国内。当时朝廷驻日官员蔡钧、汪大爕也因姚文甫品性不端争相弹劾姚。但是由于日本警方介入调查此事，社会上便有很多的传闻。在这种情况下，呆在日本可能会召来不必要的麻烦。当时，大阪正在举行的第五届日本国内劝业博览会发生了人类馆与台湾馆事件。留日学生认为此事有辱中国国体而群起加以反抗，许多人都来到大阪。邹容于是借此机会也来到关西。朋友们仍认为邹容继续留在日本是不安全的，在他们的劝说下，邹容与张继等人辗转回到了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