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组建华兴会
就在陈天华埋头著书之时，新的民族危机又悄然而至。1903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单方面宣布停止中俄关于东北三省问题的谈判，再次派兵占领奉天省城，并限令东三省的中国官员于一个月之内离开。刚刚缓和的局势又变得严峻起来。
在日本留学生界，自义勇队解散以后，“罢课学生，又纷纷复课”。后因俄国按兵不动，风潮渐渐平息下来。用陈天华的话说：“又歌舞太平起来，越发说瓜分的话是假的了。”对于这种局面，陈天华十分不满。为此他曾欲“只身担任运动员之责”，回国联络力量开展拒俄。但是由于同学阻止，加上时势不宜，终未成行。但是，他并没有因时局暂时的好转而心满意足。对于国势危亡的局面，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因而值此次俄国再度图谋侵占东三省之际，陈天华便表现得格外敏感。他认为，瓜分现在已是迫在眉睫了。“天华闻讯，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小之新丧考妣，奔走彷徨于故旧间，然相对又无一语。惟握手潸潸然，涕泣交横而已。”焦急之情溢于言表。为了唤醒祖国同胞，抵抗侵略，陈天华“乃傺血作书，备述古今亡国‘惨痛情形’，寄示湘人，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读者无不动容”（《陈天华之血书》，《俄事警闻》，1904年1月6日。）。血书传至湖南，引起强烈反响，“读者无不坠泪”（《陈天华之血书》，《俄事警闻》，1904年1月6日。）。全省士气激昂，连巡抚也“亲临学堂，将陈天华血书宣布，并揭之官报，令各州县开武备训练所”。而原来的武备学堂为了拒俄，功课也“更为严厉”（《陈天华之血书》，《俄事警闻》，1904年1月6日。）。
但是陈天华并不仅仅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宣传上。事实上，他对留日学生只会空谈学说而无实际行动的做法早有不满。在《警世钟》里，他便指出：“我看近来的言论发达到极处，民权革命、平等自由几成了口头禅。又有甚么民族主义、保皇主义、立宪主义，无不各抒伟义，都有理信可执，但总没有人实行过。”陈天华认为“明是会说，必要会行”，如果大家都空口白话，而不投入到爱国的具体行动中，是于事无补的。陈天华认为，迫在眉睫的国势要求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不能再停留于彷徨与观望，要敢为天下先。“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用自己的行动去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于是在完成《警世钟》之后，陈便于1903年11月只身返回祖国，从事于革命救国的实践运动。
1903年6月，黄兴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身份回国。在上海，黄兴遇到了章士钊与胡元倓，并为胡邀请赴他主持的长沙明德学堂任教。当时恰值《苏报》案发，上海风声日紧，章士钊和黄兴便经武昌，于是年秋天来到长沙，在明德学堂任教，暗中策划革命运动。“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同时还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等书籍，进行反清宣传，在两湖地区培植了一定的革命力量。
鉴于革命力量的发展，黄兴于1903年11月4日借自己二十九岁生日的机会秘密邀请章士钊、秦毓鉴、刘揆一、张继等二十多人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并策动武装起事。但是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以“兴办矿业”为名，取名华兴公司，并发行华兴股票。实际是以“矿业”代替“革命”，以“入股”代替“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会上还提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口号，暗指扑灭满清之意。此时，陈天华刚刚回到湖南，并与黄兴等人过往甚密。对于组织华兴会，陈天华抱着很大的热情并积极参加到这一组织的筹备工作之中。1904年2月15日（农历年除夕），黄兴等人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有百余人，包括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张继等人。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黄兴分析了革命的形势，认为目前“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主张先以革命观念较入人心的湖南为首义地点，同时策动各省响应。在会上，会员选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并对会众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由黄兴统筹全局，宋教仁、胡瑛前往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周维桢、张荣楣负责联络四川会党，杨毓麟在上海、南京之间进行策应，陈天华、姚宏业则被委派前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廖名缙。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二个团体华兴会便宣告成立。它的成立对于联合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极大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华兴会主张起义应广泛联络会党、学界与军界力量以谋共举，策动会党被作为主要起事手段。但因会员多学界分子，联络会党颇有隔阂。为此，华兴会又专门另组了两个小团体，一为同仇会，为专门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起义的机构。仿日本将、佐、尉及革命军制，编组其为革命军旅。另一个为黄汉会，为专门运动军队之机构。当时，陈天华就在黄汉会中任事，并被任命与姚宏业一同前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廖名缙。廖名缙当时在吉安，因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形势驱使，在自己的队伍中办了一个随营学堂。廖名缙数闻陈天华才华出众，因而便邀请陈前来帮助自己办学。陈天华认为，可以借此机会在学堂中发展革命力量，于是便同姚宏业等人一同前往，试图劝说廖名缙支持华兴会即将发动的起事，参与到反满革命的行列中。然而，廖名缙显然不知道陈天华就是力倡反满革命的《猛回头》与《警世钟》两书的作者。在当时革命形势并不明朗之时，廖名缙虽然有一定的新思想，但是却很难彻底转变观念，投身于革命排满中来。陈天华在这个行动中并未能取得明显的收效。
与此同时，陈天华将大量精力用于革命宣传工作上。陈天华一直认为，革命若想成功，只有中等社会之人将革命学识灌输于下等社会之中，形成一种共同的意识方可。在后来表明心迹的《绝命辞》中，陈天华便明确地说：“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因而以国家“主人”自命的陈天华认为，开通下等社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天华尝谓祖国人民，天性笃厚，又明慧可喜，惜乎教育未能普及为憾。为开通民智计，非从事演讲，高声疾呼，或将学理著成浅说，以资灌输不可。”因而在湖南、江西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期间，陈天华除了在民众中散发《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之外，他还为当时湖南的《俚语报》撰写文稿，阐发民族危机的急迫与排满革命的重要性，并“日与下等社会谈论中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卯甬少年，募资印刷，其感化力之深类是”。
革命思想的传播与华兴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引起了湖南官绅的关注。他们不久便查封了《俚语报》，并四处搜捕华兴会会员。陈天华为躲避清廷的迫害，不得不于1904年3月再次东渡日本。
陈天华到日本后，改入法政大学学习。对于此期间他的活动，文字鲜有记载。仅有徐佛苏徐佛苏于1905年追忆陈天华此时的情形：“客岁益苦攻各国大实学家大哲理家之论著，晓然各国国体之构造、世界政策心理之潮流、中国现在未来之究竟。”可以揣测陈天华在投身留日学生爱国运动之余，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对西方政治、社会学说的学习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拒俄运动前后，陈天华都未能有条件认真研读西方近代学说。此时陈天华对各国论著的苦攻研读，为其思想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可能。在1905年陈天华发表的一系列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猛回头》、《警世钟》平白的论说不同，陈那时的文字则比较注重学理的深究，这应该与此时期对西学的吸纳有关。而且，这种吸纳也蕴含了思想变化的种子，在陈天华以后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微妙的变化。
第二节 长沙起义
对于被迫东渡的陈天华来说，显然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面对国内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他于1904年夏天再次渡海归国。
陈天华此次先入江西，沿五岭西行，周游江西、广东与湖南各地，“结纳湘粤间豪侠之士”。不久，陈天华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江西吉安。恰逢几日前革命志士曹亚伯在吉安散发《猛回头》、《革命军》等反满书籍并演说革命，为江西巡抚指明捕拿，曹亚伯不得不在随营学堂教授江彤候等人掩护下于一日前离开。但这一事件使吉安等地风声日紧，陈天华也因而无法利用随营学堂开展工作，不得不由“袁州而萍乡而长沙，受尽内地运动之苦”。
此时，华兴会的起义工作正在秘密地筹备着。虽然黄汉会联络新军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的进展，但是同仇会在联络会党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取得了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马福益的支持。早在1904年春初，为联络会党力量，黄兴与刘揆一便约会党头目马福益于湘潭。“为避清吏耳目，各自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会于茶园铺矿山上一岩洞中，“柴火熊熊，三人席地而坐，各倾肝胆，共谋光复。计于十月十日清西太后六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双方议定此次起义力量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各地新军与巡防营以为策应，哥老会分五路进军长沙以为响应，并推举黄兴、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此后，革命党人又在各省积极筹备策应，7月初，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在武昌发起组织了科学补习所，以研究科学为名，暗自贯彻排满革命的宗旨，并且与华兴会联系密切。7、8月间，黄兴又转赴上海，邀约章士钊、陶成章等人策动响应，共举大事。9月24日，是浏阳普集市传统的牛马交易市场，因参加这一集市的大部分农民都是哥老会会众，所以哥老会也规定这天为入会宣誓的日期。为进一步推动革命，黄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他委派刘揆一、徐佛苏等人前往与马福益会晤，并命陈天华赶往。当时陈天华化名郑浩然，已由吉安来到醴陵，住在关家巷何祠。他听到普集会议即将召开，便函告黄兴，对华兴会与哥老会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意见书。同时他又劝说本地同志参加即将举行的普集会议。在得到黄兴要他赴会的通知后，陈天华便立即赶往。
牛马交易大会吸引了远近的数万乡民。刘揆一、陈天华等人在此见到了马福益，双方互相介绍之后，举行了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少将的授衔仪式。刘揆一代表黄兴主持仪式，并亲自发给马福益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和马四十匹。同时他们还对起义计划重新作出了安排，决定只要上海的大批军火运抵湖南，就可以提前发动起义，而在长沙玉皇殿预埋炸药一事则搁置取消。在赶会的乡民中，有很多是哥老会成员，这次公开的授衔仪式因而吸引了众多的观看者。“仪式庄严，观者如堵”，在哥老会会众中造成很大影响。“自是哥老会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大大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但是华兴会、同仇会的发展与频繁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湖南当局的注意。尤其是普集集会这种公开的活动更容易招人耳目。革命党人缺乏经验，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武装起义，并幻想能由此掀起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显然对现实革命的复杂与艰辛缺乏清醒的认识。而组织上的松散也使不良分子混入会中，加上哥老会人员混杂，组织松散，起义计划于10月底被泄露。清政府得知华兴会密谋起义后，在全省内大肆搜捕华兴会会员与会党中的头目。顿时，长沙城内人心惶惶、风声鹤唳。马福益逃往江西。黄兴在开明绅士龙绂瑞掩护下，乔装为海关办事人员，乘轿逃出省城。陈天华、刘揆一也于事前得知消息，匆匆离开湖南。长沙起义就这样流产了。陈天华不得不间道江西，辗转而至上海。
长期精心筹备的起义就这样归于破产，使陈天华感到深深的郁闷与悲愤。1904年11月7日，陈天华与黄兴、张继等华兴会会员重聚于上海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在黄兴的统领下，商讨再举之策，准备“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于鄂、宁等处起义”，并于租界内开设启明译书局，作为组织起义的密谋机关。希望，又振作起他们热情的斗志，“不旬日，会势大振”。
但不巧的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又将革命党人正在升腾的革命热情浇灭了。此年7月，广西会党发动起义，攻占柳州，并分兵三路向广东、贵州、湖南进军。广西巡防王之春慑于起义军声势，意欲以全省矿业资源为条件，获得法国帮助镇压起义。事情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王之春也因此被革职。1904年11月，王之春途经上海，一个名叫万福华的青年志士欲行刺他以泄民愤。但是万福华却因疏于枪械操作未能成功，巡捕闻声而至，将万福华捕去。这就是著名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万福华被捕后，华兴会会员章士钊曾前往探视，因而被巡捕跟踪，结果秘密机关启明译书局遭到破获，黄兴等十余人因此先后被抓获，其他人也纷纷逃离，从而使刚刚酝酿的起义计划再次流产。
然而，陈天华在得知消息后并没有走，相反他正襟危坐地等待巡捕来抓。他说：“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生为？”革命活动的屡屡失败使陈天华的郁闷变得更为强烈，而在现实面前无力回天的无奈也让他对未来感到失望迷茫。在这种郁愤而又悲观的情绪笼罩下，陈天华的待死可以看成是对现实无力而又软弱的抗诉。此时的他，肯定会忆起湘人豪杰谭嗣同的悲壮。而对英雄豪杰的模仿，也增加了陈天华自身行为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陈天华并没有被捕。在友人的劝说下，陈天华打消了死的念头，决定留身以待。但是形势显然已经不允许陈天华继续留在国内。这时，《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在华兴会的宣传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很多人受其影响，革命排满风潮日长。对此清政府十分恐慌，纷纷发布查禁逆书的命令。如张之洞在1904年底发布的《札湖北臬司通饬各属查禁逆书》中，便指明《警世钟》为“其倡言排外，将以继穷凶极恶之拳匪而激成瓜分。其妄谈革命，将耸茫昧无知之愚民而自戕同类……丧心病狂，大逆不道，言之实堪发指”。又说《猛回头》“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因此，“此等逆书，亟应严拿查禁”。上海租界中的外国侵略者也恼怒于两书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激烈立场，因而伙同清政府明察暗访寻找两书的著者“神州痛哭人”和“群学会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天华继续留在国内是十分危险的。1904年底，他于是“从容束装航海东行，岁暮至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