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李商隐是笔者最钟爱的文学家之一，他在唐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都极为熟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他的二十二首诗作，仅次于杜甫，王维，李白，位居第四。他蕴藉含蓄、典雅瑰丽的诗风为无数后人喜爱、模仿。晚唐诗人在前辈光芒的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他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的不少名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毋庸置疑，李商隐是一位成功的诗人，但他的人生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在李商隐十岁前后，他做幕僚的父亲在浙江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不得不回到了河南故乡。没有收入来源的一家人很快就陷入了生活的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才能勉强度日，身为家中长子的李商隐早早地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帮别人抄书、贩卖粮米，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刻苦读书，力求上进，渴望早日做官，光宗耀祖，改变贫困衰微的家境，另一方面，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了犹豫、敏感、清高，独立的性格，从而导致了他日后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大约在十六岁时，李商隐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一为《才论》，一为《圣论》，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其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令狐绹等人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了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才能成功踏上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意和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主要的途径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了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即骈体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由此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中和“藩镇割据”同等严重的一个社会痼疾。
李商隐的老师令狐楚倾向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了政坛，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倾向于“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李商隐，这位才华横溢，纯洁高贵，追求独立人格的诗人，就此成为“牛李党争”无辜的牺牲品。
与王茂元女儿的婚姻使李商隐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心中想的却是置身“牛李党争”之外，凭借自己的能力才华，而不是党同伐异，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反映出来。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独立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受到了来自牛党和李党的双重冷遇，甚至攻击，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卖身投靠李党，忘恩负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经两入秘书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但经历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返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牛党得势，就向牛党投怀送抱，李党掌权，便对李党暗送秋波，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不是处“江湖”之远，然而，锦心绣口、满腹华章的大诗人李商隐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们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却布满了荆棘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两百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因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被一贬再贬。
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仰慕，如果诗人在天有知，定会露出会心的、满足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