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答钟侃、李祥石
周兴华
《银川晚报》记者曹海英通过采访钟侃、李祥石，连续在其主管的专刊上发表了3篇质疑我关于大麦地岩画维纳斯和黑山峡秦皇长城的文章，言词之不逊，为学术商榷所罕见。为此，我写了《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由来》与《请“考古泰斗”读考古书》送给《银川晚报》，以之作为答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答复文章尚未发表，曹海英又立刻组织撰写批驳我答复的文章，这就是4月1日刊于《银川晚报》的钟侃写的《科学需要严谨——答周兴华》、李祥石写的《也答周兴华先生》。阅读钟侃、李祥石先生的文章后，对这些出自“考古专业人士”“岩画研究员”的“质疑”，我觉得有责任向读者说明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免以讹传讹。
科学研究必须严肃
关于兰州黄河南岸的秦皇长城，钟侃说“无文献可证”。难道真无文献可证吗？请看以下文献记载：
1.《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2.《史记·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汉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3.唐代《括地志》载：“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
4.宋代《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兰州条载：“兰州，《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并天下，为陇西郡……及秦既并天下，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
5.《重修皋兰县志》载：“长城在黄河南岸，秦蒙恬筑。明万历元年补修。”
6.《甘肃新通志》载：“兰州府《皋兰县》长城，在县城黄河南岸，秦时筑。”
以上顺手摘引的几条文献记载，就足以证明经过兰州黄河南岸边的黑山峡长城始筑于秦始皇时代。
关于黑山峡长城是明代“补筑”还是“始筑”的向题，钟侃说“明代曾于兰州循黄河南岸筑有边墙”。这段边墙难道真是明代始筑吗？请看清代《重修皋兰县志》记载：“长城在黄河南岸，秦蒙恬筑。明万历元年补修。”《甘肃新通志》记载：“兰州府《皋兰县》长城，在县城黄河南岸，秦时筑……明万历元年，自县境西七十里新城起，沿河而东，至靖远县大浪沟界止，约二百余里。复为补筑，厚二丈，高倍之，土色坚韧。”以上汉唐以来众多文献记载都证明兰州至宁夏黑山峡黄河南岸边长城实为秦始皇派蒙恬始筑的万里长城的一部分，明万历元年对一些已经倒塌的秦皇长城段落“复为补筑”“补修”。既然是明代“复为”“补修”“补筑”，这当然不是明代始筑。钟侃所谓“可能也是明长城”的说法完全可以否定。信史昭昭，请“考古专业人士”读点考古书为好。
关于黑山峡长城的始筑年代，钟侃说“与秦长城无关”，“可能也是明长城”。钟侃的这种说法摘抄自史念海先生20世纪80年代写的《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遗憾的是他摘抄时有意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拼凑起来的结论与史念海先生的原意截然相反。史念海在该文中用一小段紧密连接的三层递进语句对黑山峡长城的始筑年代作了3个推测，其中的最后两个推测是黑山峡长城有可能始筑于秦始皇时代。原文如下：
第一个推测：“就是在靖远县以下黑山峡的黄河南岸边，有一段长达数十公里的长城遗迹，还相当完整，可能也是明长城”。史念海推测为“可能”也是明长城，但并未肯定其为明长城。
第二个推测：“这虽与秦长城无关，不过借以证明（秦始皇）在黄河岸边筑（长）城不是没有可能的。”史念海从推测明代“可能”在黄河南岸边修筑过黑山峡长城为例，借以证明秦始皇沿着黄河南岸边筑造长城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个推测：“如果这里有秦长城遗迹，也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城河上为塞’的话相符合。何况当时还在险要之地堑山堙谷以作为长城的一部分。”史念海所说如果黑山峡有明代以前的长城遗迹，这些长城遗迹应该是秦始皇始筑的长城遗迹。因为这些长城遗迹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城河上为塞”的记载相符合。这说明文献记载与长城遗迹的存在能互相验证。史念海还说，即使黑山峡没有明代以前垒砌、夯筑的长城遗迹，但只要有明代以前遗留下来的“堑山堙谷”痕迹，即劈削山崖、填塞沿河沟谷的痕迹，这也能证明秦始皇曾在黑山峡筑造过长城，因为《史记·匈奴列传》中还有蒙恬沿着黄河岸边等地“堑山堙谷”的记载。
以上3个推测是史念海先生考证黑山峡长城始筑年代的一小段完整语句。钟侃关于黑山峡长城始筑年代的说法，抄引了史念海的第一个推测中的最后一句话，即黑山峡长城“可能也是明长城”，又从史念海的第2个推测中摘引了其中的前一句“这虽与秦长城无关”，摘引时他还有意删掉了此转折句中极为重要的“这虽”二字，随即将删节后残留的“与秦长城无关”这半句话强行剪贴在“可能也是明长城”之前。这就是钟侃所说黑山峡长城“与秦长城无关，可能也是明长城”的错误来历。
面对黑山峡秦皇长城的众多文献记载，钟侃竟自食其“无文献可证”之言，又说黑山峡长城始筑于秦始皇时代的结论“还停留在文献材料上”，是“未经实地调查证实的一些推论”。请注意，“未经实地调查”是50多年前的事。50多年以来，钟侃自己未到黑山峡进行过长城遗迹的实地调查，不等于别人也未到黑山峡及其延伸线上作过长城遗迹的实地调查。据我多年多次深入黑山峡实地调查，在明代“补修”“补筑”黑山峡长城之前，黑山峡的小观音、南长滩、虎峡、苇子坑、黄石漩、大柳树、黑沟梁、下河沿等黄河南岸边确实遗存有众多保存完好或较为完好的古代长城遗迹，其墙体多为石头垒砌，堑山堙谷，黄土、石块与杂草混筑，这些墙体互相连接，巍峨壮观。《银川晚报》为钟侃《科学需要严谨》所配“中卫南长滩的古代防御工程”照片也证实了上述长城遗迹的真实存在。从宁夏黑山峡等黄河南岸向西、向东延伸的秦皇长城遗迹，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经甘肃、内蒙、河北等省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印证了《史记》所载秦始皇派蒙恬修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的文献记载。对上述众多的秦皇长城实地调查报告，钟侃视而不见、闭口不提，却搬出1949年前罗哲文先生说的“还停留在文献材料上”这句话，把早已实地调查清楚的秦皇长城遗迹至今还说是“未经实地调查证实的一些推论”。陈正祥、黄麟书等先生限于1949年前的客观环境和研究条件，未到黑山峡实地调查“秦皇长城”遗迹，这情有可原。但他们能从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推断或推测出“秦皇长城”在甘肃、宁夏准确或“可能”存在的位置走向，这已属难能可贵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当时弄不清楚的，就建议后学“有待以后的继续探索”。这种治学态度，方不愧为考古专业人士严谨的学者风范。钟侃是宁夏的考古专业人士，在宁夏考古一辈子，他声称“关切宁夏这一学科发展态势和长期从事此项工作”。但是，从钟侃《科学需要严谨》一文中明显反映出他未查阅过有关长城的众多文献记载和科研成果，未到黑山峡实地调查过长城遗迹，未对宁夏长城进行过研究，这就导致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先说“无文献可证”，后说“还停留在文献材料上”；对现今关于西北秦皇长城的实地调查研究意见，他竟套用罗哲文先生1949年说的“未经实地调查”的语句为证予以否定！1949年至今已经50多年了，关于西北秦皇长城的实地调查报告不断见诸记载。50多年前罗先生说“未经实地调查”，难道近60年来真的还是无人作过实地调查？钟侃自己未作过实地调查，不等于别人也未作过实地调查！观点可以不同，事实还须尊重。否则，借用钟侃批评别人的话说，那就是“表现为治学态度浮躁”，“与考古学的实证原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钟侃的如此“研究”，是科学需要的“严谨”吗？
面对黑山峡秦皇长城沿线实地调查发现的遗址、遗物，钟侃又扯出“新石器”“旧石器”遗址、遗物与长城筑造的关系进行胡搅蛮缠。我在拙作《宁夏古迹新探》中列出了宁夏黄河南岸发现的秦代窑场、绳纹板瓦、筒瓦、春秋战国墓葬等遗物，说明秦代势力已及今甘肃、宁夏黄河南岸，以此证明秦始皇沿黄河南岸修筑长城的必要性。钟侃为否定黑山峡秦皇长城的存在，竟然扯出“固原秦长城沿线”和“灵武水洞沟明长城沿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及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说什么“难道能据此说这些地方的秦代长城和明代长城是新石器时代抑或是旧石器时代所筑吗？”钟侃作为一位“考古专业人士”，难道真不懂得文献记载与文物遗迹相验证的道理？如果钟侃能拿出新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宁夏黄河南岸边筑有长城的古代文献记载与证据，那么，宁夏黄河南岸遗存的新旧石器遗址、遗物，完全可以说明新旧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居住生活，需要建筑长城予以保护。但历史事实是新旧石器时代没有筑造长城的任何文献记载与证据，所以钟侃扯出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与当时根本没有的“长城修筑”就毫无关联了。秦汉以来的众多文献记载证实，秦始皇在今甘肃、宁夏境内沿黄河筑有长城。因此，长城沿线发现的秦代遗址、遗物，完全可以证明秦朝的势力所及与边防范围，说明秦始皇在此范围内修筑长城亦在情理之中。如此论证方法，并非是我的创造发明。甘肃、内蒙古、河北等科研院所及各地考古、长城专家也是以长城沿线发现的与长城修筑有关遗址、遗物的时代特征作为长城修筑年代的历史佐证。钟侃如果对长城真有研究，真读懂过上述调查研究文章，我想他绝不会说出上述令人啼笑皆非、扼腕而叹的话来。
关于宁夏境内的汉代长城，这既有文献记载可证，又有现存遗迹可验。钟侃倘若不知道，请翻阅一下自己所抄引的史念海先生的原文：“西汉的边塞自敦煌以至辽东（《汉书》六十九《赵充国传》），较秦时的规模更为宏大，贺兰山和阴山山脉间也必然会筑有边塞。现在西汉的边塞和秦长城一样，皆不可复睹，然不能因此而谓这里就没有西汉边塞的遗迹。”经我实地调查，卫宁北山、贺兰山一线的西汉长城，不但皆可“复睹”，而且还有长城沿线的汉代石刻文献为证。现中卫县城北边高墩湖长城及其延线上，还有外侧的烽火台所在地区，地上地下的汉代遗址、遗物遍布。在长城外侧通湖山西万图峰顶上，耸立着一座汉代烽火台。“西万图”，蒙语为“战壕，打仗的地方”。烽火台底座10米见方，顶宽5米见方，残高约7米。其东侧为烽火台及守军住所，基址6米见方。烽火台及守军住所均为石块垒砌工程，规模巨大，周围遍布汉代陶片，俯拾皆是。尤为重要的是，在烽火台下的山崖石壁上，遗存有一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石刻隶书记事文献。这是宁夏中卫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及其毗邻地区唯一现存的汉代山体岩面石刻文献。石刻文献凿刻在红砂岩山体岩面上，岩面约1.7米见方，字幅高104厘米，宽70厘米，竖刻16行，其中正文15行，每行23字左右，部分字迹脱落，现存120余字。从现存石刻文字释读，其内容大致记述了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郡县、障塞的情况，后经王莽之乱，从北地郡、武威、张掖至敦煌的长城障塞、烽火台遭到毁坏。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为了使民无警，边郡太守加强了长城障塞的恢复与防御，北虏（即北匈奴）就很少骚扰掳掠了，大家都很欢喜。这块石刻文献，就是宁夏黄河北岸、西岸的卫宁北山、贺兰山长城始筑于汉武帝时代的铁证，也是秦汉文献中的“北地郡”见于山体石刻的最早记载。这块石刻文献，为汉代北地郡辖境已跨越黄河北岸提供了实物例证。在西万图烽火台的两侧延伸线上，还分布有用石块、黄土垒砌或混筑的汉代长城、烽燧，如卫宁北山、贺兰山涝坝沟、老关疙瘩等长城、烽燧。
综上所述，钟侃对宁夏境内黑山峡秦皇长城、卫宁北山、贺兰山汉代长城的基本资料茫然不知，其“质疑”既无历代文献依据，又无实地调查证据。钟侃立论时仅断章取义地抄录了史念海一篇文章的一小段语句中的两句话，偏巧这两句话原文各属史念海文章中的两个推测。钟侃拼凑时又将这两句原意相反的语句拼凑错了，致使拼凑起来的观点与史念海先生的原意恰恰相反。更让人不能不指出的是，他向读者隐瞒了他摘引的这一小段语句中史念海先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推测：即黑山峡长城可能始筑于秦始皇时代。钟侃的这种做法，不但“与考古学的实证原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犯了史家引用原文时有意断章取义的大忌。这就不是治学“严谨”不“严谨”的问题了。
学术商讨不是儿戏
大麦地岩雕女性裸像，我始见于1986年。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这幅图像是史前岩画维纳斯。我的这一学术观点，先后见之于1996年《新闻大世界》第3期、2001年《宁夏考古记事》、2002年《岩画探秘》、2003年《吴忠文史资料》、2004年《宁夏画报》、2004年10月《新华每日电讯》。
2002年，我在拙作《岩画探秘》中重申了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观点，同时还收录了1998年7月31日我在《宁夏日报》刊载的《石破天惊——灵武岩画首次面世》一文，再次公布了灵武二道沟岩画的发现始末。2003年，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出版了《贺兰山岩画与世界遗产》，该书在李祥石执笔的部分中，仅原文抄袭《岩画探秘》内容多达6处37行，这说明他对《岩画探秘》所载我关于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的观点和灵武岩画的发现始末是清楚的。2005年1月，李祥石出版了他的《发现岩画》一书，曹海英是该书的“特邀编辑”。李祥石在该书中只将“灵武二道沟”改成“横山二道沟”，将“灵武岩画”改成“东山岩画”，就将他所谓于“1998年9月”“发现”的灵武岩画装入了他的“发现岩画”史。
2005年11月，《新民周刊》在《争议宁夏大麦地岩画——震撼目击“大麦地”》一文中发表了陆幸生记者对李祥石的以下采访：
“东方史前维纳斯”
在大麦地无尽的沟壑里，跟着李祥石不停地爬坡，不停地走路。李祥石再次停下，问我：你看看，左边是什么？
一块耸起岩石平平的斜面上，刻着一个胖胖的、非常写实的人形，脸庞上是似笑不笑的表情。2004年10月18日，“宁夏首次”公布“发现岩画版史前‘维纳斯’”的消息，并配发了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在当年的12月16日，新华社宁夏分社再度作深度报道：
文物考古学者在大麦地岩画分布区发现凿刻在岩石上的岩画版史前“维纳斯”。这幅珍贵的岩画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孕妇特征，体态丰腴，两只乳房硕大饱满，腹部隆起，臀部肥大，五官省略，手臂纤细，双腿并立。
这一形象是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雕女性裸像的翻版。在古罗马神话中，“维纳斯”是爱和美的女神，也称为生育女神。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把史前石雕女性裸像称之为“维纳斯”。它是探讨原始社会发展进程，研究造型艺术及意识形态的珍贵资料，历来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石雕女性裸像最早发现于欧洲，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奥地利维伦多府曾有过实物出土。
李祥石说话了：“上次新华社也是我领着来的，见到的人，都说是维纳斯，是个女的，这下可不得了了。她胸脯大大的，肚子也很大，还有一个刻画得很明显的肚脐眼，这是在表达古代先民的女性生殖崇拜。可我说不是，你摸摸，‘她’的嘴唇上有什么？毛糙糙的，是胡子嘛。女人怎么会有胡子的呢？要我说，是个胖老头。”
听随李祥石的“指向”，我非常小心，也非常轻微地触摸了人像的这个“部位”。我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这不是胡子，她是在笑，这个刻出来的痕迹，是笑的时候张开的上嘴唇，下边是下嘴唇。李祥石也笑了：“都说是女的，你也说是个女的，哎，女的有吸引力嘛。”
我说：“再讲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说她是维纳斯，肯定要比胖老头叫得响；到大麦地来看维纳斯的人，肯定会比来看胖老头的人多。女士优先，一万年以前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
回到上海后，在网站上查询“宁夏大麦地岩画史前维纳斯”的信息，共162条，其中仅有一条对此表示质疑，但却始终无法显示。
看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以上报道，我不知道李祥石是什么时候领着新华社记者找到大麦地“维纳斯”的。2004年新华社记者公布了我说的大麦地“维纳斯”后，李祥石也开始寻找岩画“维纳斯”。我从他2005年1月出版的《发现岩画》中看到：
2005年，李祥石在灵武岩画中寻找他能称之为史前维纳斯的图像。找来找去，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女阴”符号，并经他再三审视，终将这个“女阴”符号比附为欧洲“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即《岩画探秘》中的“维伦多府的维纳斯”），“劳塞尔维纳斯”（即洛塞尔的维纳斯），并将这一“女阴”符号说成是“母系世族社会的代名词”，还说“这一个发现使我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态度”。李祥石的所谓“女阴”符号，无非就是一个圈圈而已。李祥石竟然将这样一个“圈圈”式“女阴”符号比附于欧洲最著名的两个史前维纳斯。众所周知，在石器时代或近现代的原始部落及传统信仰中，人们只是将形象的“女阴”符号视为“生殖崇拜”对象，但至今未闻谁将“女阴”符号说成是史前维纳斯的。
将一个“圈圈”式“女阴”符号都能比附于欧洲两个最著名的史前维纳斯的李祥石先生，对于大麦地岩画区的一幅实实在在的岩画人形女性裸像竟然前言不搭后语。1993年，李祥石说它是“类人面”（见《贺兰山与北山岩画》）。2004年10月，新华社报道了我关于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的研究观点后，李祥石却将这幅人形女性裸像时称“可以把它说成是史前维纳斯”，时称“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胖老头”，时称还可以“推断那就是个部落酋长”。李祥石的这种“研究”，确实是“猜想空间太大”，随意性太强，使人真不知其所云。
钟侃说：“关于中卫大麦地‘岩画维纳斯’问题，尽管炒得火热，但除宁夏外，目前在学术刊物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钟侃连宁夏黑山峡秦皇长城的众多文献资料都不知道，他怎么又能知道国内外学术刊物、业内专家、学者对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反响呢？再者，以“学术刊物”的反响大小判断学术观点，未必就是全策。100多年前，欧洲考古界的一些著名“考古专业人士”，拒不承认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其后的科学结论证明他们都错了。这一错误，成了欧洲考古界永远的耻辱！
钟侃摒弃了举世公认的史前考古学关于史前维纳斯的学术概念，自己编造了一个维纳斯“广义的涵义说”。他说，维纳斯“自古代至今，成为了美的代名词”。按照钟侃所谓的“广义的涵义说”，在他看来，只要是能与“维纳斯”名字沾上边的，自己认为形象“美”的，他都将其统统归入自己划定的“维纳斯”类型。于是，钟侃将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维纳斯”，史前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新石器时代的“维纳斯”，欧洲文明时代及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作品“维纳斯”，近现代女士“昵称”名字“维纳斯”，酒吧、舞厅名字“维纳斯”等“美”称“维纳斯”，都将它们“联想到一起，均称为维纳斯”。因为在钟侃的心目中，凡叫“维纳斯”的，其“涵义”都是“美”，凡是“美”的，都叫“维纳斯”。岂不知上述各种维纳斯的产生时代、艺术造型、特定属性、名字来源、学术含义、时尚追求都各有千秋，绝不可同日而语，怎能将它们统归为一类？史前时期的女性“美”，体现在生殖能力上，造像突出其双乳、大腹、肥臀与女阴；钟侃眼中“那为大家所熟悉的亭亭玉立，身躯三度转折，双臂缺失，面相端庄的理想女性”，表现的是历史时期的女性“美”！打个比方，这就如同中国电影“五朵金花”一样，五位姑娘都叫“金花”，但其家庭住址、生身父母、辈分高低、年龄大小、长相容貌、工作单位、名花归属各不相同，谁也不能将五朵“金花”共一个“拉郎配”。中国同时代的“五朵金花”都不能共一个“拉郎配”，世界各地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的“维纳斯”怎么能共用一个“美”的标准像呢！中国十几亿人，除一些少数民族姓名外，绝大多数人的姓氏都在《百家姓》中，即便500年前是一家，难道古今同姓人氏的容貌还能一模一样吗？钟侃对“维纳斯”的这种“广义的涵义说”，到底是有意偷换学术概念呢，还是缺乏“考古专业人士”理应具备的该学科常识呢？
关于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性别与典型特征，钟侃在今年3月4日的《银川晚报》上说：大麦地这幅图像是“女性”。时隔不足一月，钟侃又在4月1日的《银川晚报》上说，这幅图像“其性别特征也不明显”，是女是男“还值得讨论”。钟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也应沿用他批评别人的原话，同时说明自己先前在媒体上公布的大麦地岩画维纳斯是“女性”的观点是“胡说八道”“胡言乱语”，是不“严谨”，是“治学态度浮躁，对主要研究的问题缺少深度的思考和论证”，以示对《银川晚报》的负责和对读者的歉意。这才是一个严肃负责的学者应该具有的学术风范。在同一篇文章中，钟侃前文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不同的人，都各有各的维纳斯形象，为维纳斯描绘一幅‘标准像’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文他又接着说：“就欧洲史前的具体维纳斯形象而言，尽管各有不同，但约定俗成，均以肥臂（臀）突乳，大腿及女阴极度夸大，整体混沌，不具体刻画脸孔、手足细部为‘维纳斯’的典型艺术形象。”钟侃前文说史前“维纳斯”没有“标准像”，后文又说有“约定俗成”特征的“维纳斯”“典型艺术形象”，还强调说：这“几乎无一例外”。前言与后语自相矛盾若此，钟侃先生的“严谨”何在？
关于欧洲、亚洲史前维纳斯的共性与特性，钟侃说欧洲史前维纳斯“不具体刻画脸孔、手足细部”。这句话，钟侃或是抄错了，或是说错了。准确地说，欧洲史前维纳斯绝大多数不刻划脸部细节，至于手足，除开残件，或是臂腿俱全，或是两条腿合并为一条腿，便于插立，以利崇拜。特别是脸部细节刻画的有无涉及到欧洲与亚洲史前维纳斯的艺术风格问题。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发现最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亚洲没有此类女性裸像的相关发现。当时，欧洲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亚洲史前文明落后于欧洲。后来，在西伯利亚终于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其裸体上的女性特征与孕育特点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史前维纳斯相同。经对比研究，欧洲的史前维纳斯头面部混沌，绝大多数不刻划脸部细节，而亚洲西伯利亚发现的史前维纳斯头面部刻有细节，如眉、眼、口、耳等，所以，头面部刻有细节成了亚洲史前维纳斯的显著特征。大麦地发现的史前岩画维纳斯，头面部也刻有眉、眼、口、齿，这与西伯利亚史前维纳斯的头面部特征相同，这些特征证明她们同属于亚洲类型的史前维纳斯。亚洲发现的史前维纳斯，除头面部刻有的细节与欧洲大多数史前维纳斯有别外，其女性典型特征与孕育特点和欧洲史前维纳斯完全一样，所以它们又统归于欧洲及全球史前维纳斯家族系列。欧洲与亚洲史前维纳斯的上述共性与特性，这是史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耳熟能详的常识。钟侃竟然将大麦地岩画维纳斯“口大张露牙，眉、眼皆备”的亚洲维纳斯的显著特征，说成是“近乎丑陋的形象”，“很难”“和欧洲史前那种的突乳肥臂（臀）裸体为主要特征的女性艺术形象进行归类”。至于钟侃眼神中“那为大家所熟悉的亭亭玉立，身躯三度转折，双臂缺失，面相端庄的理想女性”维纳斯，这在大中专院校的美术教科书中都能讲到，那是欧洲公元前4世纪～1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所创作的雕塑、绘画美女形象。这种文明时代及近现代人以自己的审美情趣所创作的理想中的情感美女形象，怎么能与数万年前原始人类为繁衍生殖所创作的具有孕育、生殖特征的“女性崇拜”“母神崇拜”偶像，即史前维纳斯相提并论呢！
岩画时代问题，各地不同，各有所据。各大洲一些地区的社会发展早晚不一，有些大洲的个别地区，至今还存在着近现代的原始民族，他们仍然用石器或彩绘在制作岩画。所以，钟侃所说美洲“还没有找到公元前七百年”的岩画，这不足为怪。但钟侃不能据此就说美洲不存在距今万年以前的岩画，更不能据此就证明中国岩画也不会早于“公元前七百年”，而去说“唯有欧洲”岩画的“年代较早”。钟侃的这种腔调，纯属人云亦云，并不了解世界岩画研究之真实情况。中国有无早期岩画？有无与欧洲同期或还早的岩画？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长期探索的学术问题。中国岩画产生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与欧洲岩画有同有异；中国岩画制作的特点与欧洲岩画有同有异；钟侃凭什么认定“唯有欧洲”的岩画“年代较早”？中国岩画的断代可以参考欧洲岩画进行类比、类推，但也不能完全按照欧洲岩画的细节对中国岩画吹毛求疵。比如钟侃、李祥石说大麦地岩画维纳斯“头部肥大”“眉、眼皆备”“人物肥胖”“缺鼻无耳”“且无颈项”，根本不像欧洲维纳斯云云。众所周知，史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从未将“大头”“小头”、有无“眉、眼”“耳鼻”“颈项”作为判断是否是史前维纳斯的学术标准。在欧洲，史前时期的一根猛犸象牙，原始人类仅在其上雕刻了两只“大乳房”，“大头”“小头”“颈项”全无，自然是“缺鼻无耳”，更无任何细节雕刻，就这么一根挂着两只大乳房的木棍似的形象，学界公认它是史前维纳斯，称之为“摩拉维亚的维纳斯”，现收藏陈列在捷克摩拉维亚博物馆，钟侃、李祥石能说它不是史前维纳斯！
观察岩画，心态平和，睁开眼睛即可。李祥石先生开给我“拿上放大镜”观察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处方”，对于一幅高26厘米、宽17厘米的岩雕女性裸像来说，远距离都能赫然入目，用不着“拿上放大镜”故弄玄虚。再说，“拿上放大镜”看岩画也未必可靠。贺兰口那幅著名的人面像，旁边还竖刻着几个西夏字。据报道，李祥石先生也是“拿上放大镜”仔细观察，“认真看看”，最终将其断定为“西夏岩画”。西夏距今不过千年左右，并无刻制岩画的任何文字记载。李祥石将贺兰山岩画断代为距今“至少在4万年至3万年到1.7万年间”，他用放大镜观察断代为西夏的那幅人面像，其年代到底可靠不可靠？如果李祥石坚持其“拿上放大镜”研究出来的断代观点可靠，那就与其用“冰川擦痕”断代出来的贺兰山岩画距今“至少在4万年至3万年到1.7万年间”自相矛盾！到底哪个结论正确？在这个问题上，李祥石总不能像辨认大麦地岩画维纳斯那样，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因为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儿戏。
至于李祥石描绘的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线图”，从描绘技法看，“线图”反映的是岩画凿刻技法中的线刻图。这种线刻岩画图像，是用尖锐的利器划出来的，线条流利，无敲凿麻点与凿刻痕迹，岩画制作时代较晚。大麦地岩画维纳斯，不论是实地观察，还是照片观察，其图像轮廓、沟槽遍布敲凿痕迹，由敲凿麻点组成沟槽线条，沟槽边缘不齐。这种技法，在中国岩画的制作中，其时间应是很早了。李祥石公布的他亲手描绘的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线图”，撂开他有意在其口齿部位描绘的“胡须”和抹掉左手所持角形器不说，就其“线图”技法而言，反映不出大麦地岩画维纳斯原图的敲凿技法风格。所以，从李祥石先生如此描绘出来的“线图”上，实在看不出岩画图像在制作技法上的区别。
附录一：
考古泰斗质疑近期宁夏三大考古“卫星”
晚报记者曹海英/文、图
考古不只是一种怀旧感觉，也不只是一种人类追忆自身来路的本能，而重要的是它提醒人类理性地认识过去，更好地面对明天——这应该是人们对考古最基本的认识，但是近期，宁夏各媒体争相报道、发自宁夏文博界的各种“考古卫星”，让我们不得不一次次追问和质疑，在有些人眼里，考古究竟是什么？
早年毕业于北大考古系，曾任宁夏博物馆馆长，多次主持参与西夏王陵及水洞沟文化遗址挖掘及研究的宁夏考古界权威钟侃对此颇为感慨，并指出当今文博界的以讹传讹的3大考古卫星：
卫星一：人类最早的窑洞始于宁夏海原（详见本报3月2日A5版头条转载于新华网消息《专家考证：人类最早的窑洞始于宁夏海原》）
错误在于一：这篇摘自新华网的报道内容错误，完全有悖考古基本常识。据对新石器文化颇有研究的钟侃教授介绍：海原菜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经过C-14测定，这8座房子，基本相当于新石器，即距今约4800至3900年期间。实际上，不说整个人类，单是我国90年代发现龙山文化以前人类居住的窑洞在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等黄土地带就有不下200处（座），从时间上讲，这些窑洞房子，最早的是甘肃宁县阳，属仰韶文化晚期，C-14测定时间为距今5500年至4900年，即，此窑洞房子早于菜园700年，其他多数相当于庙底沟文化二期，或者陕西龙山文化时期，这个年代相当于距今4200年至4400年之间，也比海原的菜园略早或相当。连中国最早的窑洞都不是，更何论是人类的。这篇报道的学术观点，可以说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错误在于二：海原菜园遗址于1984年至1988年间，经历3次挖掘考察。而文中所提到的著名古建筑学家杨鸿勋自始至终都并未参与挖掘，连现场都没有到过。缘何把一个从未参与实地发掘和研究的专家扯进来“拉大旗”？
卫星二：中卫发现秦长城。（于2002年起陆续见诸于宁夏媒介）
钟侃教授说：可以说，宁夏境内还没有发现秦长城，我们通常所说的固原秦长城是指战国时秦国长城，是秦始皇的祖父所修，在史料上有记载，同时，在甘肃境内有延伸。但周兴华所说的“分布在我区中卫县境内黑山峡黄河南岸的一条长达120多公里的长城故垒，系秦始皇时代所筑长城遗迹”。没有史料和考古实物的佐证。而另一方面，长城是连锁防护系统，如果是秦长城，但在甘肃和银川地界没有延续，突然在中卫冒出来一段来，考古上没有证据能够说明。
卫星三：史前维纳斯。
这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如果说“女性崇拜”，完全可以。但是拿欧洲神话传说来对比，这都无法自圆其说。女神像在中国龙山文化和红山文化均有发现，欧洲就更早了。大麦地的这幅岩画凭什么说是史前，毫无根据。岩画的断代不仅在宁夏、在全国都非常混乱，岩画断代需要长期深入研究，不能仅凭推测，要有根据，否则就是误导。在全国、全世界，岩画都是世界人类共同文化现象，北美、南非、欧洲都有，基本分布在游牧地带。欧洲以洞穴岩画为主，好断代，因为伴随有人类生活遗迹、灰烬、骨骼等等。由于岩画本身内容的丰富，加上保存条件、地理环境不一样，用一种方法断定都未必可靠，何况以一种毫无科学依据的主观断想和推测。而现在在宁夏，贺兰山岩画和大麦地岩画大有竞相炒作和争宠之意，一会儿一个说法。而争的是啥宠，无非是发展旅游经济，加大地方声誉。但，如果这个治学态度问题不解决，本意虽好，但却弄出了“狼来了”的笑话。如此，贺兰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成功很难。因为考古和新闻炒作、文学虚构不一样，它是严肃的科学，有自成一套的理论方法。
钟老说，近期宁夏文博界考古界混乱之声在全国都少有，胡说八道的现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一是许多利用媒介胡言乱语者虽为考（古）文博界从业人员，但并非考古专业人士，对于一些考古界基本常识不懂，不负责任，不计后果，不仅不能很好地宣传宁夏，反而适得其反，对宁夏考古学术界、对宁夏的文化形象有所损害。误导读者不说，引起宁夏考古界浮夸之风，弄不好造成很不好的国内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见《银川晚报》2005年3月4日）
附录二：
科学需要严谨
——答周兴华
钟侃
编者语：3月25日本报编发了由周兴华先生所撰写的《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的由来与黑山峡长城的始筑年代》一文，针对大麦地岩画史前维纳斯及中卫黑山峡长城的年代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及依据，文章刊发后引起文博界有关人士的再次关注及争议，我们选登如下，旨在促进宁夏学术争鸣及学术发展。
随着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和商品市场的光怪陆离，人们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我们宁夏文物考古界，主要表现为治学态度浮躁，对主要研究的问题缺少深度的思考和论证，动辄宣布：“新发现”“新成果”。此种轻浮的学术风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关切宁夏这一学科发展态势和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的我来说，除感到茫然外，也萌生出深深的忧虑。为此，我对《银川晚报》的记者谈了我的一些感想。所举事例中就有中卫黑山峡“秦皇长城”、大麦地“岩画维纳斯”二例；而又碰巧均出于周兴华先生，这实在是出于无奈。
我生性愚钝，但也绝不致昏昏然自封为“考古泰斗”“权威”，记者写文章时将之冠予我，我见报后即指出其不妥，对此，我有自知之明。
现就周兴华先生所谓的黑山峡“秦皇长城”和大麦地“岩画维纳斯”问题提出一些初步质疑。
黑山峡长城的修补筑年代，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便在他《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中指出，黑山峡的黄河南岸边长城遗迹“与秦长城无关”，“可能也是明长城”。其上游兰州的所谓秦长城，“然无文献可证”，并指出“明代曾于兰州循黄河南岸筑有边墙”。1981年，国家文物局继1956年之后，又对“明长城全线进行了实地勘查”，在全面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罗哲文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明长城条目中，明确标示明代长城由兰州经靖远进入宁夏中卫的走向和路线。很显然，黑山峡黄河南岸的长城当是明代长城中的一段。
黑山峡的“秦皇长城”是否会由甘肃别的地方进入中卫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甘肃考古文化》丛书《长城》卷对秦长城的走向和经过地点，根据历年的“考古现场调查，得知甘肃境内的秦始皇长城基本是沿着秦昭王时期的长城基线修建的。最西部的起始端是临洮县，然后走渭源，陇西，北上通渭，静宁六盘山北麓出甘肃，进入今宁夏的西吉、固原、彭阳，再进入甘肃的镇原、环县……”。《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对秦长城的标注和以上秦代长城的实地调查路线相符。
周兴华先生为了证明黑山峡的“秦皇长城”，在他的《宁夏古迹新探》中还说：在长城附近发现了“秦代窑场”，绳纹板瓦、筒瓦、春秋战国墓葬等遗物。这些遗址和文物的可靠性如何暂且不说，即使这样，也无助于说明黑山峡长城为秦代所筑。固原秦长城沿线和灵武水洞沟明代长城沿线，分布着许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及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难道能据此说这些地方的秦代长城和明代长城是新石器时代抑或是旧石器时代所筑吗？
问题还不仅如此。周兴华先生还搬出“国际著名地理学家”和“边塞研究专家”在1949年之前被罗哲文先生称之为“还停留在文献材料上”、未经实地调查证实的一些推论，不仅认为黑山峡长城是“秦皇长城”，而且还划出了一条自黑山峡向东，沿黄河南岸经中宁、吴忠、灵武至陶乐的“秦皇长城”和旧中卫甘塘向东、经长流水至沙坡头，然后与明代相接的“汉长城”位置走向。这种建立在前人推论基础上的宁夏境内“秦皇长城”“汉代长城”，充其量只是海市蜃楼而已，与考古学的实证原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中卫大麦地“岩画维纳斯”问题，尽管炒得火热，但除宁夏外，目前在学术刊物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更多的是期待，期待着周先生这一时间距今二三万年“岩画维纳斯”的详细考察报告。尽管他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一发现“是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根据岩画内容、风格、技法、刻痕、色泽、图像保存状况”和“地理学家在凿刻有岩画的岩面上发现的冰川擦痕等有关科研成果”，但至今尚未见到周兴华先生所称的其中任何一项科研成果新闻发表，这不得不使人产生如同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主席阿纳蒂所说的“某些研究者演出他们卖艺人的才能”的联想。
维纳斯，作为一个具体的造型艺术形象，自古代至今，成为了美的代名词。尽管专司美与爱的女神阿弗洛狄忒的名字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就已出现，但“维纳斯”名字的出现，却是后世的事。从广义的涵义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不同的人，都各有各的维纳斯形象，为维纳斯描绘一幅“标准像”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欧洲的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仍将那些出土的史前时期的臀部肥大、乳峰突出的裸体女性小型雕刻品和那为大家所熟悉的亭亭玉立、身躯三度转折、双臂缺失、面相端庄的理想女性典型联想到一起，均称为维纳斯。就欧洲史前的具体维纳斯形象而言，尽管各有不同，但约定俗成，均以肥臂（臀）突乳、大腿及女阴极度夸大、整体混沌，不具体刻画脸孔、手足细部为“维纳斯”的典型艺术形象。无论是法国罗塞尔、奥地利的维伦堡或俄罗斯阿鞭德沃、科里坦奇的史前“维纳斯”形象均是。由于其体态小，可以移动，故有的称为“便携性艺术品”。
中卫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形象，见于《银川晚报》刊发的照片和描摹。将其与上述欧洲各国出（土）的史前维纳斯雕像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区别。欧洲史前的维纳斯雕像，几乎无一例外，整体造型呈上下小、中间大、橄榄形的混沌形象，除突乳肥臂（臀）外，不刻画脸、足细部。而大麦地被称为“维纳斯”的人形岩刻，头部肥大，口大张，露牙，眉、眼皆备。其突出的胸部究竟是乳或是肌肉或是其他，也还值得讨论。特别是其分开的短小纤细双腿，似乎给人以难以支撑其肥硕躯体的感觉，其性别特征也不明显，要是没有超乎平常的想象力，是很难将此一个近乎丑陋的形象和欧洲史前那种的突乳肥臂（臀）裸体为主要特征的女性艺术形象进行归类。
岩画时代的确定，更是当前岩画的研究的难点之一。综观世界岩画，“唯有欧洲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时代比较可靠”和年代较早，而在美洲则“还没有找到公元前七百年的例子”。大麦地岩画人形刻像是否可称为“维纳斯”暂且不论，就以肥臂（臀）突乳的女性艺术品而言，其年代早者约三万年，但同在欧洲的希腊，也有时代在公元前六千多年者。我国1982年在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和1978年在陕西邓家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则距今约五千年左右。可见这一史前艺术形象，在国内外前后延续时间之持久。因此，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确切年代若无其他有力的考古学证据或科学技术测定，简单地将其和欧洲最早的史前维纳斯年代看齐，也断定为距今二三万年，其不科学和不可靠性不言而喻。
周兴华先生深循着这样一个思维：中卫大麦地人形刻画是维纳斯——欧洲史前维纳斯年代距今二三万年——大麦地岩画“维纳斯”的年代也应该是（距今）二三万年。如此简单的推论，究竟是科学还是“一个美丽的猜想”，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见《银川晚报》2005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