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徕渠，又称唐梁渠、唐槐渠，俗称唐渠。是银川平原河西垦区的古渠，也是宁夏引黄灌区最大的一条灌溉干渠。原古渠口开于青铜峡出口“一百零八塔”之下。民国时期，渠长212公里，渠口最大进水量65.6立方米/秒，灌溉农田46.7万亩。新中国成立后，对渠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特别是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以后，将唐梁渠引水段扩建为河西总干渠，给河西灌区的几条主要干渠统一供水，结束了银川平原干渠无坝引水的历史。现在渠长154.6公里，有节制闸8座，按顺序灌溉着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平罗县和石嘴山市惠农区6县、市（区）的30多个乡和10多个国营农场、100多个机关、厂矿农场的120万亩耕地（毛面积约300万亩）。渠道最大引流量150立方米/秒，年引水量约15亿立方米。渠道从银川平原中部横贯而过，受水范围均为宁夏黄灌区的基本农田，是宁夏稳产高产的米粮仓，被誉为“塞上乳管”和“塞上众渠之首”。
唐徕渠的始凿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而这又是研究唐徕渠历史演变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谈何容易，因此，先来分析一下唐徕渠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和人类活动的历史等有关情况，这些大背景明白了，什么时代会出现灌溉农业？为什么能在宁夏黄河两岸进行农业生产？是什么民族在这里首创农耕的？等等难题都将不攻自破。有了农业当然就离不开引水灌田，渠道开凿与农业相伴而出现，就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或者会得出一个比较能自圆其说的结论。即使说不清何代何年，也不妨碍人们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农业依天而生，“天”就是自然地理的条件；人以食为天，“食”主要指农业（从采集到原始农业，再到传统农业）。人类不管处于什么历史阶段，民族不论进入到什么经济社会形态，首先解决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至于以什么为“食”（或主要食物），就要看这个民族所生活地域的自然环境了，宜牧则牧，宜农则农，或农牧相兼，水到渠成，一个具体时间数字不就蕴含在其中了吗。
一、银川平原地理环境
宁夏北部引黄灌区总体上属于河套平原的沿黄绿洲带，南部属于黄土高原边缘。虽然整个西北地区在进入第四纪以来，干旱植被环境已开始出现，自然环境出现剧烈变化，但是在河套的局部区域内，仍然处在温带疏林草原和荒漠草原植被环境中，森林覆盖比率较高。宁夏银川平原属于这个局部区域，仍是一个气候温暖湿润，雨水较多，到处河网湖沼密布，林木葱郁，草原无垠的美丽景观。再从地质上来看，今宁夏南部抬升形成陇山山脉（今六盘山）和林立的高地，北部今黄河两侧不等高隆起，中间下沉，形成贺兰山和河东台地之间一道断裂下陷的狭长“地堑”，两旁的湖沼水系，便顺势汇入“地堑”，并不断向下一段地堑和洼地冲去，洪水又将各处断裂带的局部水域连接起来，继续奔腾而下，于是形成了一条“大水流”，古人称之为“河”、“河水”、“浊水”。秦朝命名为“德水”。“黄河”之名是在西汉时期，人们以其水“斗水泥七升”、“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和河水因泥沙而呈黄色之故才将其称为“黄河”。由于黄河的长期冲积和贺兰山洪积，经千万年风沙等各种物质的叠压、堆积、覆盖，“地堑”被填平，就渐渐形成了今天的宁夏平原，银川平原是其中的一部分。银川平原区域，一直到距今5000年至3000年前，仍然处在气候适宜期内，自然环境没有大的根本性改观。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夏、商、周和战国时代，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是非常适合畜牧和农耕人群生活的。同样，南部也由于北方沙尘的经年覆盖、堆积而成为黄土高原。但膏润深厚的黄土层所形成的肥硕无比的黄土高原，在较为湿润的气候条件下，也是旱作农业和畜牧业的理想场所，于是成为国家的马场选址，“畜牧为天下饶”。宁夏之所以地灵人杰，得天独厚，被誉为“塞上江南”和西北天府的原因，就是这片热土的恩赐和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的奋斗结果。
二、银川平原人类活动的足迹
银川平原是贺兰山东麓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唐徕渠流域处于平原的河西灌区，在流域附近的青铜峡鸽子山地方曾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址，时间距今1万年前后。河对岸又有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水洞沟文化遗址和原陶乐南端的相类似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历史进入到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发明、先进生产工具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农业也得到发展，但这仅局限在内地的农耕民族地区内。这时居住在银川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也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呢？史书没有记载，而从当时气候条件看，这里是适宜农业种植的，因为夏朝后期开始，气候又渐渐变暖，随着气候带的北移，农业线的北扩是在所难免的。到战国时代，当时生活在黄河沿岸一带广大地区的土人被称为朐衍戎，是一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但是就在他们的邻近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农立国的强大秦国。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在国内推行“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加上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秦孝公之子秦惠文王即位后，为了炫耀强秦的国威，就迫不及待来到今宁夏的黄河流域地区进行巡视，《史记》称他“游朐衍”“至北河”。“北河”就是宁夏段黄河，也就是银川平原地区。弱小的戎国当然不敢轻视中原霸主的大王。戎王绞尽脑汁选择一头“五足牛”送给秦王。戎人能“尊牛”、“贵牛”，以牛为珍贵的国礼，说明朐衍戎已在国内开始重视农业了，至少以牧为主，兼营农业了，因为耕牛是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而且朐衍戎的势力范围是北界黄河，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也不可能视利不见而不加利用吧。秦昭襄王即位后，于四十三年（前272年），出兵灭了西北各个戎国，在戎人故国设县、置郡、修长城，进行统一管理。秦国所修的这段长城是从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市境内穿过的，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长城线基本上就是农牧业的分界线，但是一般之中也会有个别，位处黄河边的朐衍戎国从自然条件和区位上看，在诸戎之中应是一个特例。这里早已改为朐衍县，在朐衍北部黄河岸边农业经济成分的生成并将逐步上升是有可能的。这种量变的现象从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分析都是具备的。用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来看问题，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是要由量变积累而达到质变的，无论什么变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量变中先引起部分质变，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飞跃而完成质变。由牧业经济发展到传统农业经济的变化，也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而一定是在牧业经济内部先出现一些农业经济成分的，这样看来，以牧业为主的朐衍戎国内有农业生产的存在就不足为奇了。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率秦国30万大军北逐匈奴，占领“河南地”以后，河套地区完全归入秦国的版图，今宁夏全境属北地郡管辖，是秦国36郡之一，在沿黄河一带设立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利通境内）和朐衍县（今宁夏盐池境内），并在富平县境黄河岸边修筑神泉障，在朐衍县境黄河边修筑浑怀障，分段“因河为塞”，以防匈奴入侵。秦国经营北边时期，会不会跨越黄河，在河西设防？史书只强调“因河为塞”的总体布防态势，即从总体防务战略方面来看，秦军是要依靠黄河天堑为天然防线的，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比如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的黄河段以北，因黄河之北有阴山山脉的狼山为屏障，构成河外的又一道天然屏障要塞，可使秦军因势利导，从有利于军事防守目标出发，并未只限于“因河为塞”的总原则，而是“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即在黄河以北（外）今包头市以西至五原市以东一带修建一些据点，作为前哨阵地，不仅军事上起着预警作用，而且保护秦军对黄河主流与支流之间这块号称“小河套”绿洲沃土（今黄河北岸五原到临河地区）的军垦。今宁夏银川平原的河西地区与之何等相似，秦军虽然总体上也是遵循“因河为塞”的战略防守原则，把军事要塞——神泉障和浑怀障设在富平、朐衍两县的黄河右岸（东岸）沿河前线，但是黄河左岸（西岸）不远处，就是贺兰山天然屏障，而山河之间，作为缓冲地带，不仅在军事上是比较安全的前哨阵地，而且西岸也是一大片膏腴之地，弃之与军防不利，且在经济上又非常可惜，是不会不加利用以作为军垦开发的补充。可能是因为蒙恬的总指挥部驻于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宁夏段黄河不是正面主战场，所以史书未予重视，也无文字记载，但从道理上讲，秦军从战国时秦惠文王朝代起势力就曾到达这里，并设置过朐衍县。秦朝虽然短命，对于整个河套地区也有十多年的开发历史，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宁夏段黄河的主流在西岸，宜引水溉田，条件优于东岸，秦戍边军民不在河西设防兼垦殖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期间在河西的农业开发是临时性的、小规模的，与之相适应的水利开发也是原始的，还谈不上什么水利工程。
汉朝是河套地区和银川平原大开发的高潮时期。汉初由于匈奴人乘中原在秦末的混乱时局下，军民放弃屯戍，纷纷内返的有利时机，乘虚而入，又南下占领了河套一带地区，使初步建成的农业区再次受到极大的破坏，农耕田地变为牧场，引水工程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开始，朝廷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提出防御匈奴的“募民守边”建议，一改原秦朝强行迁赶的“谪戍”办法为“招募”的做法，公布一系列的优惠措施，招募内地人自愿到北方边地修“高城深堑”，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使垦农们在安全上有了保证；然后再把移民的住房建好，农具配齐；接着出台许多鼓励的优惠政策，如有犯法者可以“免罪”，无罪者可以“拜爵”等；凡已在边地安家者，由官府对该家的“冬衣、禀食”一律免费供应到“能自给而止”；平时垦区遇到敌情，垦民在配合军队参加战斗中所缴获的物资和遭受的损失，都由官府折价“以其半予之”。晁错认为，“塞上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其久居危难之地”。推行晁错的“募民实边”新办法以后，先期支边尝到实惠的老垦民又从家乡劝来了许多新垦民。在新家园里看病有医巫，祭祀有祠庙，送终有墓地，户户住在官府统一修建免费提供的新村新屋里，每户的房前屋后都种了树木和小片果园，每家还有自己的圈棚，养了许多牲畜，男婚女嫁，“民乐其处”、“家给人足，安业乐产”，“祥风时雨，覆被远方”，“乐而不思故乡”。垦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家园，在官府的指导下，实行了全民皆兵的社会组织建设，每五户编成一“伍”，选一伍长；十长编成一“里”，选一“假士”；四里编成一连，选一“假五伯”；十连组成一“邑”，由官府任命一位“假侯”负责管理。对于青壮年人，军队派军官来教“射法”、“教民应敌”和识别夜警的信号，把垦民们训练成一支有一定军事素质和相当战斗力的民间“卒伍”。在实战中，“父子相保”，“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户户人人都“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是一支“胡人入，驰而能止”，“足以相救”的边防预备役和民兵军事力量。最终是国家大受其惠，边防开支“益省”，后勤运输的费用“益寡”。特别是汉武帝执政后，他推行对匈奴的强硬政策，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起，连续发动三次大的伐匈战役，匈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迫使其一部分远徙，一部分内降，使北国边疆的大环境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河南地”的河套广大地区又重新被汉政权控制。这时大臣伍被、主父偃又先后建议，扩大在北边的移民屯垦规模。尤其是主父偃再一次及时提出了在“河南地”设立朔方郡的意见。后又增设朔方刺史部，宁夏所在的北地郡从此归入朔方刺史部管辖，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朔方郡内迁到并州，北地郡才又归凉州刺史部管辖。
在武帝时代，“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河套地区进入了大开发的黄金阶段。这期间“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各万余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开发力度和规模的扩大，使北边屯垦的劳动力也亟待补充，于是利用山东发水灾的机会，一次就从灾区向河套移民72.5万人，仅北地一郡就有6.4461万户，21.0688万人，人户快速增长，地方建置仅北部就从原先的富平、朐衍两县增加到富平、灵武、灵州、朐衍和廉县共五县。农业发展、人户增加、建置扩大，原来的行政管理也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于是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又把北地郡一分为二，分设北地、安定二郡，分别划给朔方刺史郡和凉州刺史郡管辖。经过西汉边疆百万军民的不断努力和艰苦创业，把河套地区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冠盖相望”、“饶谷多富”的“新秦中”，是国家新的最有活力的经济开发区。当时人们一提到“河南地”就联想到“新秦中”，并将二者作为“新富贵”的“俗名”和代名词。而国家在河套地区移民开发的成功，也收到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效益。首先，北方烽烟患灭，国家“诏减三郡戍卒之半”，减轻了全国千万个家庭送子弟戍边和牺牲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其次，军费大幅度下降，既直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得以“宽天下之遥”，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实惠，最终给国家节省了巨大的财政支出。
河套灌区之中的宁夏灌区，具体到银川平原灌区，不仅与大区的形势是一致的，而且还因为银川平原更加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地处贺兰山屏障与黄河天堑双重保护的特殊区位，使这个局部范围的开发区的发展成果也更加显著，农牧业得到全面发展，尤其是引黄河灌溉农业的发展，领先于全河套垦区。至今仍闻名全国的大干渠，差不多都开凿、整理和扩灌于这个时期，如秦渠、唐徕渠、汉渠、汉延渠和历史上曾出现过名字而以后又消失或归并到其他大干渠之中的光禄、尚书、御史、特进、百家等渠，以及没有留下名字的更多小型“古渠”。
汉代从“文景之治”开始，至西汉末年的180多年间，河套地区经过长期和平开发所积累的成绩，都被王莽的新朝政权所葬送。他采取种种倒行逆施，破坏汉匈传统友好，轻启边衅。将颁给匈奴的大印，改“玺”为“章”字，又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和“恭奴善于”，结果造成“莽扰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数年之间，北边空虚，野有暴骨矣”。中原也是“枯旱连年，兵革并起”，绿林、赤眉农民起义高举大旗，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台，天下沸腾，“户口减半”，诸夷猾夏，塞上垦民先遭其殃。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形势有所好转，特别是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请复三郡疏书》（三郡指安定、北地、上郡）得到批准以后，朝廷派郭璜赴边领导恢复重建工作，使河套地区的垦务得到一定程度的振兴。但是为时不长，西北又爆发多次羌人大起义，边郡纷纷内迁，北地郡被迫迁往扶风（今陕西兴平境内），水利失修，农田荒芜，人民逃亡，塞上沃野千里成为民族格斗的战场和边外游牧民族的牧场，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南北朝时期，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北方尤盛，河套地区社会经济受到全面破坏。又经过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上层首领与汉族官僚地主的相互混战、兼并，到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最后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在今宁夏境内南北设高平（治今固原原州）和薄骨律（治今吴忠利通境内）两大军镇。北魏建国之初，宁夏地区是“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敝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官方采取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和从内地移民的多种方法，充实到宁夏的黄河两岸，恢复这里的农业生产。特别是镇将刁雍在宁夏任职期间，给银川平原的农业水利建设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刁雍在整修旧渠，开凿新渠，扩大引黄灌区土地面积，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艾山黄河两岸的一系列古渠重新改造，筑拦河坝截流引水。使取水畅流，渠系延长，灌溉面积增加至“四万余顷”，四万顷等于四百万亩，这个数字虽然被大大浮夸，但灌溉面积大大增加是基本的事实。刁雍还从农业耕作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熟”的适合银川平原旱作农业的灌溉制度。刁雍在银川平原大兴水利、大办农业的成绩大而且收效快。刁雍是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农历四月到任的，下车伊始，就亲自到黄河两岸进行实地察看，在摸清废毁古渠的基本情况以后，第二年春季就动工全面整治各渠。为了不误农时，他一次动用军民4000人，40天完工，保证当年兴工，当年见效。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朝廷要求他从4个镇向沃野镇（内蒙古临河境内）调运50万斛（3000万公斤）粮食。如果在两年前，薄骨律镇本身是遍地饥民，朝廷也不会下令从这里向外调粮食的。到第四年，刁雍又向朝廷上奏说“平地积谷，实难守护”，请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以解他“常惧不虞”的担心。当城建好后，皇上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把这个专门储粮的土城赐名为“刁公城”。
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使得人口也增加起来，在北魏时期，宁夏北部的地方行政建置先后有薄骨律镇、灵州、普乐郡、鸣沙县、弘静镇。此外还有新建的城池，如刁公城（储粮仓城）、汉城、胡城、吕城、历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