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文化？
我国古代的“文化”，主要指文治、教化和礼乐章典制度。近代的所谓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称的人类文明，其内涵相当宽泛，可以划分为广义的（大）文化和狭义的（小）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即一切非自然的人类创造物。它包括物质文化（技术、工具等）、精神文化（宗教、法律、哲学等）和非物质文化（民俗、工艺、传统等）三个方面。总之，文化是人地关系的结果，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能力、过程和成果。所以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举凡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等皆属之。
一般来说，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其一是服务性。文化是历史现象，是历史的总结与升华，它必然要反映一定的历史，并为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服务，没有这种服务文化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其二是地域性（民族性）。历史不是抽象的和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有不同的生存空间，或依这种空间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所以文化自然而然又有区域或民族的差异。其三是阶级性。既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产生于历史并要为历史服务，但在阶级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分配权的统治阶级，还占有了生产者的人身，那么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从某种视角来看，文化在阶级社会里往往是有阶级性的。
二、文化的意义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升华，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走过的历程，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历史是文化的土壤，而文化则是国家的文脉和民族的灵魂。从一定意义来说，文化是通过历史的漫长积淀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取向，道德观念和人格行为。人们的气节人格，信仰信念，价值观念，或安身立命之道，立身行世准则即做人的根本——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都是通过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影响而逐步形成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人和抽象的社会人。我们大家都是华人，是炎黄子孙，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一个伦理的共识和文化的认同，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也是精神信仰的故乡与故园。这种回归行为，是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成员中一种隐性的、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这种民族的伦理道德，是一个民族的底线和核心价值观念，它只能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所以，作为一个公民，不学习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本民族人文修养的基本功训练，也就不可能实现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甚至连起码的族群认同也难以做到，更何谈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呢？因此，可以这样说：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每一个民族成员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它比生命还重要，谁若无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他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么其生命也就失去价值了。
三、宁夏区域文化的根
（一）一元文化（主源文化）是源头
中华民族古老的华夏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但它的主源来自于黄河上游，其主要发祥地在以六盘山脉为中心的三陇地区。六盘山脉的主峰和中段在今宁夏固原市境内。六盘山古称陇山，“陇”为“龙”的转音，是以龙为族徽（图腾）的伏羲、女娲部落联盟的活动范围和故里，史称“羲里娲乡”。传说华夏人文始老祖母、圣母华胥，在圣湖湫渊（今宁夏固原彭阳境内，今名东海子）生下圣子伏羲。又传女娲也是华胥生女，她与伏羲是兄妹关系。后来黄河上游遭遇一次大洪水，生灵灭绝，因兄妹二人事先得到天神的启示而幸免于难。为了拯救世界，兄妹二人请示天神批准后，结为夫妻而繁衍了人类。神话传说应是古人的一种口耳相传的历史，虽不是信史，但其中却有真实历史的元素和影子。实际上伏羲和女娲当处于新石器时代，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两个部落首领。两大部落同时游牧于陇山一带，均以一种蛇为图腾，并且建立了长期固定通婚的友好关系，具有一种胞族的血缘关系，于是这种关系就被演化为“兄妹关系”和“兄妹婚配”的故事了。这两大部落联盟以后，共以蛇的变形龙为图腾。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关系，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故认同华胥为共母，所以由这支部落发展起来的部族（共同体）就称自己是“华族”，其后代又称自己为华人。又因为大家都以龙作为共同的族徽，所以又称为“龙的传人”。
华族人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洪水也渐渐消退，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华族人纷纷走下陇山，走出黄土高原，向地广、土沃和生活资源更加丰富的中原大地迁徙，并渐渐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夏族。当时，夏族的首领是炎帝和黄帝。这支夏族又在中原地区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和南蛮集团渐渐融合，形成一个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血缘集团联合体——华夏族。显然，从祖源来看，炎黄之夏族，也就是伏羲和女娲华族的后代，那么所谓“炎黄子孙”，也可以说是华胥和伏羲、女娲的子孙，他们最早的故乡在陇山——六盘山——三陇地区。证明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创世文化）、华夏文化的渊源和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即大中国的一元文化（主体文化）均植根于六盘山。
（二）二元文化是基础
炎帝、黄帝和蚩尤三大部族在黄河中游相融合，产生新的大联合共同体华夏族以后，各个分支又向四面八方播迁定居。这些支系在新的家乡，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下，为了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等客观条件，分别智慧地选择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各自的风俗习惯。若水丰土沃则耕，发展成为农耕民族；若草茂地广则牧，便发展成为游牧民族。历史证明，是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了生活方式，从而才有了民族的区别和民族文化的差异，于是留在中原地区定居的部族，在汉代以后称之为汉族。他们以农耕为生，其文化就称为农耕文化。当孔子的儒学思想在中原大地占统治地位以后，又称为中原汉儒文化。而迁居于（包括留居的古部族）边疆地区的部族，因为人口少于中原的农耕人，故中原王朝称他们为少数民族，其文化称为北方少数民族草原游牧文化。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都还是土地。农耕民族在田地种粮、植桑棉以解决衣食，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养畜而饮乳、食肉、寝皮，他们的衣食都来自于土地。另外，从血缘和祖源来看，无论是生活在内地的汉族，还是生活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大家都与华夏族一脉相承。比如北方强大的匈奴族，史书明确记载“其先祖夏后世之苗裔也”（《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〇）。而西部的羌族和西南的苗人，也都是“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卷八十七）。华夏族的先祖之一炎帝也姓姜，也是从西北地区走出去的，当与羌、苗同根。所以，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同根同源，都是在华夏一元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大区域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二者相比，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宁夏地区按地理单元划分，可分为北部引黄农业区、中部干旱草原游牧区、南部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兼游牧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两种成分在宁夏差不多是平分秋色，相互交织，相辅形成，宁夏多元多彩、繁荣昌盛的区域文化正是在这个二元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三）多元文化的形成
宁夏地区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基本上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各部落居牧和活动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有不同的称呼，诸如荤粥（音勋育）、鬼方、玁狁（音险允）、戎、狄、匈奴和胡等。大约在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时，秦灭义渠戎国，在戎地分别设立郡县进行管理，今宁夏大部归北地郡管辖，并修筑一道长城，穿越北地郡。长城实际上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分界线，说明当时内地农业生产方式已开始向宁夏南部地区推移。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大将蒙恬奉命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沿黄河建立44座县城，并移民北边，实行军民屯田，农业生产方式第一次在宁夏北部的河套地区推行。汉承秦制，大规模移民实边，继续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广开农田，设郡置县，使农业生产方式在这里扎下了根，把原来的“河南地”建设成为富比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故史书这时往往誉称河套新垦区为“新秦中”。
宁夏北部黄灌区，位居大河套之前套，不仅是河套农业区的精华地带和最富裕的地区，而且区位特殊，历史上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中原农耕民族和中央王朝北征的要冲，所以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政府与北边少数民族部落和地方割据政权争夺的重要战场。同时，宁夏的贺兰山、黄河与周边的大漠，又是内地人与边外人的一道天然分界线，但是，一山一水难以阻隔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民间的互通有无。封建统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战争，广大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即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激烈碰撞与平静交融，便渐渐糅合融通而产生出一种具有二元基本特征的多彩多姿的宁夏区域文化。
杨春光在《宁夏文化的源与流探析》一书中，将宁夏区域文化概括为“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并具体分解为“九大主流文化”，即回族优秀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化、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与古生物遗址文化、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改革开放成果文化。他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化，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杨春光进而将宁夏文化的基本特征总结为：“历史传承的悠久性、区域分布的差异性、创造主体的多元性、建构形态的复合性、发展传承的互补性。”其中元、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回族优秀文化，成为宁夏地域文化主体文化之一”。这种分析和结论无疑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虽然由于历史的缘故，回回民族在全国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特征，但宁夏始终是全国回族最大的聚居区，目前在全国1000多万回族人口中，宁夏就有220多万，约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同时，在全国县以上14个回族自治单位中，宁夏又是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回族文化在宁夏山川城乡得到充分展现，具有丰富的内涵，当之无愧地占据主体地位除回族优秀文化之外，还有丝路文化、红色文化、大漠与黄河文化、史前文化、边塞文化、民俗文化、西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交相辉映，熠熠闪光，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光添彩。
四、移民——宁夏地域文化的土壤
宁夏地区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安置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原因有二：其一，宁夏区位特殊，地处战略要区，既是中原封建帝国的北方屏障和中原王朝京都的门户以及北国的巨防所在，又是通往西域和西方世界的交通枢纽，并且六盘山和贺兰山在历史上先后也是“华夷”之分界，战争频仍，烽火不绝，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朝廷必然要从内地大量调兵戍守。同时为了保证戍边军人的日常生活供应和支持战争的庞大军费，政府也必须大批移民殖边，以就近解决粮秣物资和兵员的补给。从内地来到宁夏屯戍的军民，往往动辄以万计。其二，宁夏自然条件优越，其北部位于黄河灌区，得水利之便，有渔盐之利，沃野千里，号称“塞上江南”天府之区。其他非农业区，又有广袤草原、苑囿分布其间，“畜牧为天下饶”，具有发展农牧经济和盐铁工商贸易的良好条件。宁夏的地养人，宁夏的人养兵，宁夏的兵能战，所以宁夏是历代王朝不二选择的主要移民、屯兵地区。
移民来自于四面八方和不同的民族，也带来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从源头来说，如前所述的是六盘山文化，即创世文化、龙文化、伏羲文化。而从基础上来说，无非可分为中原汉儒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和各地移民的进进出出，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内地文化和边地文化之间的汇合交融，最终形成了如杨春光在《宁夏文化的源与流探析》一书中所概括的“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或又如他在书中所概括的“九种文化”。不过我在读春光先生这本书时，认为“九”是最大数，表示“多”的意思，说明宁夏的区域文化是多元的、多彩的，不一定非以“九”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