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清王朝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却仍然玩弄种种手段对抗革命，其中以西北甘宁青顽固派的反革命表演最为露骨，的的确确是全国的一个反动典型。
一、顽固派孤注一掷，疯狂镇压起义人民
辛亥革命前夕，全国革命形势波澜壮阔，人民反清、反封建革命风潮此起彼落。然而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一带，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薄弱，相比之下显得落后。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而当时甘肃省，仍然是全国为数寥寥的忠于清王朝的省份之一，革命力量继续受到镇压。在革命的大形势下，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升允，还想螳臂挡车，妄图在甘肃纠集反革命力量，率所谓“勤王”之师，迎接清帝偏安西北，把甘肃作为复辟大清封建王朝的根据地。甚至还做什么“中兴”的黄粱美梦，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陕甘各地起义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
（一）保皇军东征攻陕
10月10日武昌首义以后，10月22日，陕西新军、会党联合起义成功，巡抚钱能训逃跑，义军共举新军管带张凤翙为革命军政府都督，脱离清廷，宣布独立。陕西的独立，使清廷感到恐慌，因为它把革命烈火由南方引到了北方，并进而发展到西北腹地，所以陕西省革命军政府就成为清廷及其在西北顽固派的眼中钉。西安光复时，前陕甘总督升允逃到平凉后，分别致电清廷和时任陕甘总督长庚，清廷遂任命其为署理陕西巡抚兼督办陕西军务。长庚在兰州也积极作攻陕备战，将甘肃地方武装的常备军，一律称为巡防队，并各建番号：陆洪涛的第一标（原任标统张定邦）改编为振武军，马福祥的第二标（即西路巡防队）改编为昭武军，周务学的第三标改编为忠武军，固原提督张行志的提标部队改编为壮凯军，天水吴炳鑫部改编为建威军，黄铖、崔正午部改编为骁锐军，马安良的镇南军改编为精锐军（俗称西军）。长庚、升允还阴险恶毒地利用回汉矛盾，沿袭其主子挑动民族仇杀的祖传伎俩，施行“以回制汉”和“以汉灭回”的诡计，把马安良的回军，从原有的三营旗马队，扩编为马步十六营，会同振武军和壮凯军之一部，由东路正面担任攻陕主力。升允亲自指挥各路大军，署理甘肃省布政使彭英甲自请担任前敌营务处总办。另外，又以骁锐军和壮凯军另一部，由陇南向东策应攻击，并留昭武军和忠武军两部盘踞省城兰州，兼顾后方。
保皇军于11月初分扑陕西，各军沿途乘机大肆强征苛索，尤其是马安良部系仓促招募，且素有一人从军，数人乃至全家“跟营”的恶习，早已准备抢掠，发战争之财。该军又“借口无饷，沿途需索供应，地方官绅，多被殴辱，所过为墟”。马部在攻打乾州时，由于守将陕西民军兵马大都督张云山机勇善战，抵御甚力，致围攻月余不克。马安良恼羞成怒，便向附近各村搜杀百姓以泄愤，被杀之人皆被指为“奸细”，造成了“积尸满沟壑”和“数十百里内无人烟”的惨局。直至次年（1912年）春，保皇军才攻下醴泉城，进而迫咸阳，一时给陕西省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西军在宁夏的大屠杀
宁夏当时是甘肃省属一府之地，东连绥蒙，南接秦陇，贺兰山峙其西，黄河穿其中，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为甘肃的咽喉，西北的屏障，也是甘、青、新与京畿和沿海北路交通要道，经常商贾云集，行旅往返络绎不绝，消息灵通。帮会系统内部，更是信息相通，全国各地的革命新闻源源传入。特别是西安的光复，对宁夏会党和人民的革命情绪起到更大的鼓舞作用。所以甘肃省的反清革命首先在宁夏取得胜利，就绝非偶然了。从革命爆发的内在原因上来分析，宁夏回汉人民备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也更加欺凌回回民族，从顺治到乾隆年间，之后的同治、光绪时代，清廷先后对回族人民进行三次大的屠杀。因此，宁夏的回汉人民，在反对清朝反动统治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等人，正是看到了广大人民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不满，乘机发展会员，当时会友已达数千人之众。当西安光复消息传来，宁夏会党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准备起义。首先在会党首领高登云、马连第、高士秀等人领导下，于十一月十七日夜，攻占灵州州署，火烧二堂，开监释囚，一举光复灵州城，并于十九日成立灵州革命军政府，推高登云为大元帅，马连第为副帅，自称为“灵州复汉军”。十九日晚，宁夏府城（今银川市）也在会党首领刘华堂、刘复太、夏梓等领导下，率领义军和踊跃参加的市民，先后攻占了中营游击衙门、宁夏县县衙（时宁夏县、宁朔县衙门均在府城内），宁朔县知县投降义军。宁夏道孙廷寿和知府庆隆，见城破势去，遂各逃匿于民间。十一月二十一日，宁夏革命军政府成立，原道台孙廷寿竟被推选为都督（未到任），刘华堂为民军总指挥，刘复太为镇台。军政府委官任事，出榜安民，惩治不法。因此城乡人民均未受到变乱之害，就连原知府庆隆的全家生命财产都受到了保护。府城北路的平罗县，也在会党首领蒲春山的领导下，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光复县城。宁夏人民革命起义之际，也正是清军攻陕正在节节推进之时，前锋马国仁部已经攻占了长武，民军张云山部一时受挫，所以宁夏各地的起义，无疑对陕西民军是个有力的支持，对甘肃反动当局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陕甘督、抚们不得不分兵对付宁夏的起义，便派马安良精锐军帮统马麒率马步六营，以宁夏镇张昭先的残部为先导，于十二月下旬进犯宁夏。首先由张绍先部和地方民团攻打灵州，灵州民军在英勇抵抗后，主动撤往定边。清军进入灵州城，原知州余重基复官后，首先献出曾救护过他的民军副帅马连第，并杀其全家，又搜杀了高登云的妻子。这帮“官兵”在城里“敞刀三日”，大肆杀掠奸淫，无辜群众死伤数百人，连马福祥主修的《朔方道志》中，也不得不承认“兵不如贼”。
马麒率西军，于十月二十日抵宁夏城，此时民军皆已北撤。绅民闻西军将至，不得不派代表出城迎接，而西军竟将代表当场击毙。继而蜂拥入城，沿街逐户大肆搜杀，奸淫抢劫，公然为盗，全城死伤平民一千四百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造成宁夏数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浩劫。二十三日（冬至），西军又血洗了平罗县城。此时，退到石嘴山的民军刘华堂及余众逃入后套，宁夏人民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
（三）秦州革命独立被迫取消
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独立，是甘肃省唯一具有代表性的革命事件，它是真正在同盟会领导下，以黄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以广大新军为主力而进行的民主革命。秦州独立于1912年三月十一日，甘肃省当局承认共和是三月十五日，可是北京袁世凯政府，却承认了后拥护共和的兰州，对秦州的革命军政府反而施加种种压力。兰州方面的清廷余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黄铖的真正独立十分害怕，极端仇视，诽谤诬蔑秦州独立在兰州之后，并抢夺了甘肃省都督的席位，继而对秦州革命军政府进行政治上声讨，军事上恫吓，迫使秦州取消独立，革命政权只存在98天就夭折了。
（四）省内其他地区起义的失败
甘肃东部庆阳地区，因地近陕西，受西安光复的影响较深，会党首领彭四海、汪兆黎等于十一月三日就曾在宁州早胜关高举义旗，号称“兴汉军”；还有灵台县的蔡普照，以及崇信、华亭等县的会党，都组织过起义，但是很快均被清军镇压下去。其他地区，如西宁任得慧、乔寿山于十二月四日发动的起义，被总兵张定邦所镇压，领导人多被捕杀；还有甘州（今张掖）王良庆领导的起义，肃州（今酒泉）祁得隆领导的起义，凉州（今武威）齐振鹜领导的起义等，也都因受到省保皇当局的严厉镇压而先后失败。
二、顽固派伪称“共和”，实为反对革命
在全国革命斗争的无情打击下，清朝皇帝无可奈何地于1912年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民国建元，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便传檄各省罢兵。陕西省都督张凤翙亦遣使赍书，宣示陕甘息战。可是顽固派头子升允将书信密不启封，杀害信使，蒙蔽军队，企图孤注一掷，作困兽之斗。但陕甘总督长庚知大势已去，只好电召升允回师，自己亦决意离甘。兰州官绅各界即筹白银两万两资送长庚，长庚遂挟巨款安然经宁夏、包头反籍，总督印信暂由署理布政使赵惟熙护理。这时，在兰垣的官绅集议善后，并行文前敌令其停战，但是，升允仍冥顽不悟，不仅继续匿不宣布，反而督军进攻益急，做垂死挣扎。而清朝垮台的消息已通过各种渠道传遍全军，加之长庚已去，升允势孤无靠，才不得不下令撤军。
全国进入共和后，贫瘠的甘肃省当然无力同新政权为敌，于是护督赵惟熙、咨议局议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三人即自命为全省行政、民意和军界的代表，于三月十五日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承认共和，袁世凯旋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临时省议会亦选举李镜清为议长。甘肃省就是这样的以一纸电文，廉价地换来了“共和”和一场革命。那么，共和后的甘肃当局，就变成革命的政权了吗？革命人民能当家做主吗？事实的回答仍然是“否！”
（一）清廷奴才把持省政
共和后的甘省当局，以武力压制革命是办不到了，于是顽固派改变策略，用和平的手段来对付革命，抢夺革命果实，全省文、武、民、财大权几乎全被清廷忠实奴才窃据。如陕甘总督在共和后改称为甘肃都督，甘肃民国政府的第一个都督就是赵惟熙。赵系清廷的甘肃布政使，这个不知“革命”为何意的顽固分子，竟跃居为新政权的实授都督。他虽然做了民国的官，却依旧是翎顶补褂，出入乘舆，前呼后拥，高举帅旗，连其行文也用陕甘总督印信，时间书“宣统四年”，更为丑恶的是，脑后还拖着一条长辫子。
清代省一级的最高级武官是提督，共和后的甘肃提督，却被镇压革命的马前卒马安良所窃取。布政使（藩司）一职，是负责全省行政的实权人物，更被镇压人民的重要工具、前甘肃省巡警道藩龄皋把持。而巡警道重任，又为赵惟熙的得意门生赖恩培破格接任。
（二）遗老遗少割据地方
兰垣省权被篡后，地方大权亦皆失落。曾进攻陕西民军的先锋官、清廷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振武军统领陆洪涛，共和后不久，就接替张行志出任陇东镇守使，以后还爬上了甘肃省督军兼省长的高位。昭武军统领马福祥，对清廷“素怀忠义，受两朝之厚恩”。所以在革命到来的前夜，还迷恋于清廷的爵禄。他还率昭武军与周务学的忠武军，弹压省垣一带人民的革命活动。直到清廷覆灭之后，其部移防宁夏时，又大剿所谓“会匪”。但是革命后，这个清廷的“忠臣”，也升任了宁夏护军使旋兼满营将军，授勋位，进阶中将，后来也爬上了绥远特区的都统。更有甚者，连镇压宁夏革命起义，屠杀、抢劫宁夏人民的刽子手马麒，革命后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也从一个帮统升为西宁镇总兵官，后又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两要职。
（三）旧式军队原封不动
清末，甘肃省的新军勉强凑成一协（三标）：第一标标统陆洪涛，第二标标统马福祥，第三标标统周务学，马队（含炮营）统领崔正午，以固原提督张行志为协统。另外，还有各提、镇的标兵，和驻防满营的旗兵，共和后这些主要统兵将领，不仅一个没有失掉兵权，而且他们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力，镇压了各地的人民起义，屠杀革命领导人，并在反革命的过程中膨胀了自己的实力。如马安良为了镇压陕西的革命军，就添募马步十三营，势力骤增，左右当时省政，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文武官绅畏之如虎。其他如陆洪涛、马福祥、马麒等，也都扩充旧部，各自为镇。民初因袭清制，全省仍设六镇：河州镇总兵李奎元、肃州镇总兵陈正魁、宁夏镇总兵马福祥、秦州镇总兵马国仁、西宁镇总兵马麒，甘肃提督马安良，宁夏驻防满营将军常连，全部都是前清原任或提调升任的。前清余孽，渐渐演变为把持地方的小军阀，他们委官收税，实行武装割据，致使省令不出百里。这些未加改造的反动武装，必然要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
三、顽固派践踏法制，省议会名存实亡
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它是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标榜的民主政体，它的临时国会和临时省议会是国家的代议机关，有监督政府行政活动的权力。甘肃省在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十二日，成立了临时省议会，议长李镜清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因马安良部将马麒在镇压宁夏革命时杀掠惨重，宁夏人民纷纷上诉民国政府。时宁夏地方当局的道台傅秉鉴和知府陈必淮等，都畏惧马安良的权势，不敢追究，而李镜清却新官上任三把火，重视马麒扰宁一案，并力促当局彻底查办，欲将马麒等首恶按军法严处。然而省轴乃马氏掌中之物，亦不敢过问，李镜清反落个打狐不成惹得一身臊，从此开罪于马安良、马麒之流。又因李镜清对赵惟熙一伙顽固派的反动政策和贪污腐朽的作风极为不满，也经常在议会内发动议员进行斗争。于是赵以议会排外为词（赵系江西南丰人），煸风点火，更加深了马安良对李镜清的仇视，结果就引来了杀身之祸。李镜清在省城无法容身，只得回原籍狄道州（今甘肃省临洮县）暂避。可是马安良、马麒并没有放过他，指派马全良等人于八月十一日夜，将李镜清杀害于家中。事后马安良竟趾高气扬地说：“彼省议会，自称神圣不可侵犯，吾杀其议长如宰一鸡，看他神圣有何神通。”这一事件使省城大受震动，议员们集会商讨，只得相对唏嘘。从此，议员们纷纷出走，议会活动遂告停止。这就是共和后在甘肃出现的怪事，清廷余孽竟敢向民国的法律示威，对省议会挑战，拿议长开刀，而“革命政府”却置若罔闻，罪犯有恃无恐，凶手逍遥法外，马麒反而走马上任当上了西宁镇总兵官了。
四、清廷余孽妄图复辟，升允策划反革命叛乱
升允是清廷余孽中的最顽固分子，他清楚地看到了甘肃所谓“共和”的内幕，所以就乘机利用这种情况，藏身幕后，丧心病狂地进行复辟活动。甘肃宣布共和后，他在西宁办事大臣廉兴的包庇窝藏下，阴谋利用西宁偏远闭塞的条件，继续策划反扑。民国2年（1913年）冬，又潜往外蒙古库伦，与沙俄侵华势力、外蒙古上层王公和日本军部支持的东北宗社党相勾结，积极进行反革命串联，网罗封建残渣余孽，拼凑武装力量，猖狂进行叛乱活动。升允复辟活动的主要资本和活动舞台，就是甘肃省（含宁夏和青海）。这一时期，升允在甘肃大量散发复辟文件，如他在给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的密信中指示马，要把他的所谓“檄文”分发给“旧日僚友及统领、营官、镇、道、府、厅、州、县，并名宦幕友之家居者，各寄檄文一本”，“如不敷用，陆续再寄”。升允还与甘肃当时在任的新政权高级官员，如都督赵惟熙、提督马安良、各镇镇守使马麒、张行志、陆洪涛、柴洪山和宁夏满营将军常连，以及其他各方面要员陈必淮、张杭之、周本斋、崔时斋、张子英、王寿臣、熙筱舫、安晓峰、颜雪堂等所谓名流和宁夏的“董府”等都进行过串联。升允的手段是吹捧、欺骗、许愿和威胁。他还在宁夏阿拉善旗设立秘密联络点，传递书信、情报，并向拉布楞寺寺主嘉木养法师等处筹借经费，从俄国购运枪械。升允幻想“将甘肃汉、回各军及宁夏、凉州旗兵分路攻取西安、太原，其绥远、归化等处旗兵，自能联合一气，入卫京都，仍奉宣统皇上复位”，并密令马安良“以执事声威坐镇兰垣”，将兰州的革命党人“悉数殄除，勿使遗漏”，如赵惟熙“从则留之，不从则除之”。为了骗人上当，他还虚张声势地说：“已传檄二十行省，共起义师，同诛叛我清室者。”并威胁谁不从叛，“恐与于朝，侂胄为伍，将有函其首以畀我军者矣”。然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升允一伙丑类的总暴动计划终成了泡影。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但在甘肃省，由于清廷顽固派抢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所以革命党人受到排斥，领导秦州独立的黄铖被排挤出省；领导宁夏起义的刘华堂等被诬为“会匪”，遭到马福祥部追捕；各地的起义都被视为“土匪”而受到围剿和屠杀。至于广大人民，除了饱受战争之苦外，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没有实现，地主（牧主）阶级仍然在全省经济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压在农民身上的赋役重担有增无减。由于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辛亥革命在甘肃省的失败，使得清廷余孽能在甘肃省继续维持着落后的封建统治。上自都督，下至县官和书差吏弁，多由前清旧人充任，就连一切刑律、典章、制度也完全袭旧。所有新式学堂一律停办，只保留一个“存古学堂”，以便宣扬封建思想。省当局对待国家公民仍视为奴隶，对于倾向民主共和的人更是大加迫害，甚至剪掉辫发的人，也要被投入监牢。反动派从内部把革命蛀空了，在形式上，虽然前总督衙门易为国民政府，总督改称都督，五爪金龙旗换成五色旗，外加一个口唱“三民主义”。实质上辛亥革命的奋斗目标，除了这个“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他在甘肃是一无所存了。但是，封建势力口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共和制，封建专制制度作为一个时代在甘肃也毕竟结束了，这个历史功绩也是永载史册的。
（《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