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未摘帽的右派不能摘帽了，已摘帽的右派仍然是右派，被称作摘帽右派，是内控使用人员。他们的家属被视为右派家属。
为了狠抓阶级斗争，1963年4月，宁大开展了“五反”运动，8月，宁大在教师和干部中继续进行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1964年下半年，宁大进一步开展“兴无灭资”（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家麟被确定为重点检查和重点接受批判的对象。家麟到宁大以后，虽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待人处世谨小慎微，但仍然脱逃不了运动来临时被“整”的命运。回到家里，他总是乐呵呵的，不把挨整的事告诉我，免得我为他担心。
为了狠抓阶级斗争，为了“兴无灭资”，使知识分子劳动化，1965年春，宁大决定下放部分教师到本校农场劳动锻炼。家麟是首批下放人员。领导对他说：“这是一般的劳动锻炼，谁走得开谁先去，大家轮流着下去。”
家麟对待这次下放，心态平和。他在3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日是劳动锻炼的第一天。上午把行李搬到农场来，整理一下宿舍，串串同来伙伴们的门。下午开机关农场全体大会，何乃光同志先讲讲话，老姬把具体情况介绍了一下，并宣布各队分工情况。我除了参加劳动之外，还兼任蔬菜队的会计和统计员。财务工作我从来没有搞过，也可以算是一个困难吧，需待自己去克服它。另外，自己还得时刻注意，不要忘记劳动锻炼这个首要任务，应坚持经常参加劳动，记账之类工作可以利用劳动之外的时间来做。……不要随遇而安，而要和同志们一道为建设好农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差，应该说比农村好得多，看来过生活关问题不大，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好劳动关和思想关，要从生活、劳动思想各方面都和旧的一套决裂。
3月20日，宁大附中也宣布了首批下放农场劳动锻炼的教师名单。我名列其中。家麟已下放农场，领导是知道的；我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多，一个才2岁）还小，领导也是知道的，学生非常欢迎我给他们上课，领导更是知道的。但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像我这样的人，领导是不可能给予照顾的，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面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委屈自己的孩子，告别心爱的讲台，把家门一锁，背上铺盖卷，下农场去。
到了农场，彼此看看，互相聊聊。哦，明白了，我们这些被下放的人大多数是被领导认为有问题的人：或有历史污点，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或是领导看不顺眼的人。
我在附中农场劳动。附中农场与宁大农场毗邻，刚刚创办，白手起家。农场的全部财产是几间平房、几头牲口、几辆架子车，一些铁锹、锄头，一大片荒地。
要开荒种地，除了翻地、造田、修渠之外，当务之急就是积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学校有教职工和学生共1000多名。对于学校农场来说，肥源非常充足，只需到学校的粪池里去把粪拉来就足够种地用的了。派谁去拉粪呢？农场领导把这一“光荣”的任务落实到我和另一位老师的头上。到学校拉粪，如果允许个人选择的话，那谁也不愿意选它：一则又脏又臭又累，二则容易染上各种疾病，三则对教师而言太失脸面。任务落实到我的头上，怎么办？不接受，那是不行的。我的政治条件差，当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听话，叫干啥就干啥。领导说了，到农场劳动，要用汗水洗刷掉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可能领导认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除了汗水，还得用粪水，才能把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冲洗干净，那就让汗水加粪水来冲洗吧！再说，所有农活都得有人干，把自己不愿干的农活推给别人干，这不合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是下放教师，来宁后没有犯过什么过错，不至于叫我长期当掏粪农工吧。这么一想，也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靠什么去掏粪呢？靠小毛驴车。在架子车上放一个装大粪的罐子（大汽油罐改装的），把毛驴套在车前，人坐在车辕上，靠鞭子和发口令赶毛驴。赶毛驴车是个技术活，得先学习。我们先学套毛驴的程序，再学吆喝毛驴的口令，“驾”就是让毛驴走，“吁”就是让毛驴停，千万不可喊错；还要学习鞭子的使用和拴毛驴的方法。
开头两天，我们是和宁大农场的农工一起去学校掏粪，当掏粪实习生。当年附中的厕所是用砖砌成的一个一个带斜坡的蹲坑，蹲坑后面是一个长条形的砖砌的露天粪池（师生如厕就把大便拉在蹲坑斜坡上）。到了学校，先把毛驴拴好，免得它乱跑，再到厕所门前，问：“里面有人没有？”里面回答：“有。”那就在门口静候着，等到如厕的人全都出来了，就进去用粪铲把一个一个斜坡上的大便往下推到厕所后面的粪池里，把厕所打扫、冲洗干净后再到粪池边用大粪勺连粪带尿一勺一勺地舀到粪罐里，装满了，盖好盖子，就赶着毛驴往回走。到了农场，要把粪倒出来，和上泥土，堆成一堆，让其发酵，这叫沤肥。
头几天，掏粪回来，觉得浑身都是臭味，洗也洗不掉，饭也吃不下去，连喝水都想吐。我想：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地方。后来，慢慢适应了，觉得粪不那么臭了。
实习期满，我们就独立操作了。我们系上头巾，拽着缰绳，挥着鞭子，当起了车把势。两辆粪车，一前一后，咯噔、咯噔地行进在沙石和黄泥的路上。上午，我们迎着朝阳去，顶着午阳回；下午，我们顶着午阳去，迎着夕阳归。两个人结伴去掏粪，可以壮壮胆，还可以互相帮助。
有一天，另一位教师被抽去干其他农活，就剩我一个人赶车掏粪。这天，临出发前，我叮嘱自己，别性急，让毛驴慢慢走，千万别出事，平安去，平安回。到了学校，我把粪罐装满，赶着毛驴往回走，快到农场时，毛驴突然奔跑起来，越跑越快，我拉紧缰绳，拼命喊“吁、吁”，无济于事。这时，我慌了，六神无主，手足无措，坐在车上如腾云驾雾，耳边风声飕飕。眼看就要到前面拐弯的地方，这么快的速度，猛一拐弯，很可能翻车。如果翻车，粪便浇一身，那是小事，自己轻则受伤，重则完蛋。跳车吗？我没有那个技术，再说，毛驴丢了，车毁了，我怎么交代？只好听天由命。我拉紧缰绳，闭上眼睛，等待命运之神的判决。突然，听到一声炸雷般的吆喝声，手上的缰绳被扯掉了，毛驴慢慢地停了下来。我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一位戴着白帽子的回族老大爷。我刚下车站定，他就对我吼开了：“你这个妇女不要命啦，怎么能赶叫驴（公驴）车呢？叫驴春天会发情，你知道吗？它一发情，你有能耐制伏它？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回去跟你们队长说，这个活不是妇女干的。”
我一个劲儿地点头，还来不及说声“谢谢”，他就转身走了。当时我吓傻了，脑子木木的，反应极为迟钝；呆呆地站在路边，双脚像被钉子钉住似的，迈不开步。等我清醒过来时，老大爷已经走远了。我想追，一则追不上，二则怕毛驴跑了。这位老大爷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后悔，当时怎么没问他的姓名和哪个村的，甚至连他的脸面都没有看清楚，想写封感谢信也不知往哪里递。我定了定神，抖动一下双腿，这才牵着毛驴一步一步向农场走去。
到了农场，我瘫坐在粪堆旁，再也没有力气沤肥了。有位教师见我有气无力的样子，问我：“今天怎么啦？”我说：“差点见马克思了。”
中午吃饭时，我把上午拉粪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还有点关怀之意，让我下午不必再去拉粪，把上午拉来的粪沤上就行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未满16岁，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在部队里，立功受奖，何等光荣；考上大学，壮志凌云，想在科学的战场上，再立新功；整风反右，跟不上形势，受到处分；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奔赴边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今竟落到当掏粪工的境地，而且差点把命搭上。这是为什么？命运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转念一想，这种想法要不得，这就证明自己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第二天，领导把叫驴换成草驴（母驴），叫我继续去学校拉粪。我哪敢违抗？带着惊魂，继续上路。一路上，我忧心忡忡，担心草驴遇上叫驴会不会再出现险情。还好，一路平安。草驴虽然走得慢些，但还听话。
入夏了，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据说，入夏以后，牲口的发情期已过。整个夏天，我一直在拉粪。夏天，粪池旁边蛆虫满地爬，苍蝇嗡嗡叫。粪池里的粪便被一勺一勺地舀起时臭气熏天。路人见粪车来了，都避之远远的，只有苍蝇一直伴随和护送着我们。农场里有一种本地人叫“莫胡子”的蚊子，非常小但非常厉害，一被叮上，又痒又痛，立即鼓起一个包，几天才能下去。大热天，我们还需要穿上长衣长裤，围上头巾，脸总是要露出来的，所以我的脸上经常挂着几个“红灯笼”。
在农场，下放干部除农忙外，一般情况下周日放假一天，但因周六下午收工晚，周日晚饭前要求回农场，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方便，我们不可能接送孩子了。秋秋的接送只好由在城里工作的妹妹替代，周六接回她的家，周日由她把秋秋送往幼儿园。冬冬不能接回家了，节假日都在李大妈家。周六晚上我们回宁大家麟的住处，周日一起去看看女儿和儿子。
5月，学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参加社教运动，有时周日还加班加点。
家麟在农场除了积极参加劳动，做好会计和统计的工作之外，还争做好事。他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今天起，自己应该自觉地争取多做事情，多做对别人，对集体有益的事。下午上房泥（农场的屋顶没有瓦，是用黄泥和上水抹成的），有4个人在房顶上泥，我主动让别人先下来，自己坚持到最后实在站不下了才下来。放工后有几个水桶搁在工地上，连泥带水，脏得很，我就主动地把3个水桶一一刷洗干净，然后挑了一担水给伙房送去。虽然比别人下工下得晚了一些，但自己精神上却感到很愉快。当然，开头这样做还有些勉强。只要不断地做下去，并且从思想上认识它的意义，那就会慢慢成为习惯，成为理所当然，自觉自愿的事了。
记住，时时刻刻要想到别人，想到集体，从行动上向雷锋学习。
农场劳动，家麟觉得思想上收获很大，有一则杂感这样写道：
老于是农场的农工，专门干掏粪沤肥的农活。过去，我看到他时，内心里是瞧不起他的，总觉得自己比他高上一头，自己是搞“高级”劳动，“复杂”劳动，而他是搞“低级”劳动，“简单”劳动。来农场以后，开建场大会时，我们都坐在一起，这时我感到在地位上他和自己是平等的了，不敢认为自己比他高一头了。随后对肥料的重要性体会得深一些了，对掏粪劳动的艰苦性有了一些认识了。这时思想上就逐渐感到他是比自己高上一头了，感到掏粪的劳动是不比教书的劳动“简单”“低级”的了。
开始时我对当掏粪工想不通，家麟时常开导我，劝慰我，要注意思想改造，要向农工学习，决不能怕脏、怕苦、怕累。现在，有些人看了我们当年的日记和做法，可能觉得我们懦弱、太傻。要知道，当年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必须向工农学习，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再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戴着政治帽子的压力下，不这样做还能生存吗？
快开学了，8月下旬的一天，农场领导对我说，今天不必去拉粪，学校让你回去一趟。听了以后，我有些紧张：孩子生病了？家被盗了？我快步走向车站。到了学校，有关领导给了我一张课程表和一册语文课本，说：“回农场把该交接的事情处理完就回学校备课，下周上课。”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才下放5个月，怎么突然让我回来上课？喜的是我又可以回到心爱的讲台上，干我喜爱的教师工作了；我又可以尽母亲的义务，周末把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
家麟留在农场，继续当农工。一直到春节前夕才返校。返校以后，他在资料室当资料员，没有资格上讲台。
一场规模空前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是在劫难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