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麟非常关注宪法的修订。早在1957年，他就在政治学会召开的一次整风会议上提出，地方人大也应设立常委会，以便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政府。这本是正确的意见，但当时却成了右派言论，这条意见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之一。自被打成右派之后，他就被剥夺了发言权，无缘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修订工作。1980年，中央决定修订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一个层次很高的小型的修宪座谈会，邀请几位宪法专家参加，家麟在被邀之列。在1月3日举行的第一次外地专家修宪座谈会上，家麟坦陈己见，作了长篇发言。修宪办公室将家麟的发言整理如下。
在1月3日举行的第一次外地专家修宪座谈会上，宁夏大学副校长、宪法学家吴家麟做了长篇发言。兹记述其主要内容：
吴教授认为，这次修宪既要看到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也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他说，1978年宪法很不完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内容当然非改不可。现在群众对民主、法制有迫切要求，很重视这次宪法修改，要求也很高。而我国的政治改革刚刚起步，到底怎么改，有些问题心中无数。宪法修改难度较大。所以，希望中央重视这次宪法修改工作。还要发动群众讨论。他认为在正式草案公布以前就应组织讨论，提修改意见，因为草案公布以后的讨论就侧重于学习领会了。他说，一方面，既要坚持民主化方针，在实际工作上又要稳妥。民主化是修宪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宪政就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是，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把民主搞得很多。经过十年浩劫，我们不能再动乱了。我们要通过民主化达到安定团结。否则，社会仍然会存在不安定的潜流。列宁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应该是修改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我国封建制度时间长，没有民主传统，实现民主化要一步一步地来。他说，既要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吴家麟说，对外国的东西既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要一概抹煞。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上层建筑要分析，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腐朽的。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说明它的上层建筑还有促进生产力的一面。吴家麟认为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可以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主权”等口号，资产阶级做不到，我们要做到。另一些资产阶级宪法中的东西，也可以研究，如分权问题，集权过多总是不好，哪怕是集中到人大。我们再不能走“四人帮”的“对着干”的老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也要一分为二。如有的搞个人崇拜，搞世袭。又如罗马尼亚总统的权力过大等等，都是不可取的。有人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其实，南斯拉夫经济上很困难，就是因为分权太过分了。总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时要具体分析。
吴家麟说，宪法条文过繁过简都不好。1975年宪法只有30条，那只能算个宪法大纲，1978年宪法有60条，也少，而且有些问题规定得很不具体。这次修宪希望搞得完善些，更要具体些。他认为，既要把宪法修改得尽可能完善，更要建立有效的实施和监督制度。宪法不是政治装饰品，对它的实施，监督要有保证，要有能够落实的规定，像过去的宪法只写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一笔带过是不够的。普通法院监督宪法实施恐怕行不通，可以考虑像法国的做法，组成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我们的宪法应该建立权威。1954年宪法颁布后没几年，其中有些原则就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当中宪法遭遇就更不用说了。今后的新宪法应该重新建立它的权威，要真正贯彻实施，有保证。有些做不到就不要写进去，像“迁徙自由”等等。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
接着，吴家麟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
第一，序言可以要，但不宜过长。总纲这个词能不能改一下？除了1918年苏俄宪法外，其他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总纲部分。总纲部分实际讲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可以根据内容改这个标题。
第二，关于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无非是所有制形式、按劳分配、公民个人财产。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定型；宪法关于经济体制条文不要定得太细、太死。
第三，关于国家性质。吴家麟倾向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长期以来，只讲专政，不讲民主。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
第四，关于党的领导和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说“指导思想”可以不写，宗教信徒不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能不能说他违反宪法呢？不能。但从实际出发，党的领导和“指导思想”在宪法中又不能取消，否则会引起思想混乱。可考虑把这些内容写入序言。序言虽是宪法一部分，但它不同于条文，部分内容没有强制性。
第五，关于国家机构。我国历来是单一制，有自己的传统，不能搞联邦制。有些国家搞联邦制是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我们解决民族问题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
第六，关于国家元首。吴家麟主张恢复国家主席。他说，为什么个人不能当国家元首？这无非是斯大林的集体元首的理论，这个理论论证无力。其实，斯大林个人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应该有一个元首代表国家，国家元首的职权，大致上像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那样就行，职权不宜过大。也可以考虑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国家元首。
第七，关于两院制。实行两院制的理由不充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代表人数太多，没法进行工作。建议减少人大代表人数，不超过1500人。列宁说过，代表机构应该是工作机关。这一条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的代表很多是安排性质的。安排问题应另想办法，现在政协已安排了一批，还可以考虑设元老院。在代表组成上，可以考虑按地区和按行业分别产生。但不一定分成两院。建议多设专门委员会来加强人大的工作。如果说代表大会是工作机构，常委会更应如此。常委会和专门的委员会应是专职的，能工作的。现在最严重的是不能工作的问题，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人大常委会成了“养老院”。
第八，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这个问题我们应慎重考虑。我们过去的毛病是过分集中，但又要看到放弃集中也不行。从现在经济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可以看出苗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第九，关于政社分开的问题，从道理上讲，政社应该分开，公社只管经济。但是目前要搞政社分开，成立乡政府，两套班子，很可能成为安插“七大姑，八大姨”的地方。这就要增加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要增加很多开支，故宜暂缓，待条件成熟后再分。
第十，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978年宪法关于这一部分规定得过于简单，应当扩大公民的权利。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关于公民经济上、文化上的权利的规定，要力所能及，太多了做不到，不要多开“支票”。政治权利可规定得多一些，要有充分保证。过去对义务的规定多了，高了。外国宪法公民权利规定得较多，有的把权利定一个专章，对义务则只规定几条原则，具体的另有法律规定。另外可考虑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排在前面。
家麟认为，宪法条文要讲究规范性、逻辑性，不用宣传性的标语口号。例如“人民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等。在宪法中也不应多处说“依法”如何如何，说“依法”首先要依宪法。只说“依法”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给普通法律以无限的权力。例如“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这样就把“特别情况”的规定权交给普通法律。宪法第34条“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等于没有规定。这些把宪法权力交给普通法律去做的规定，使我国从不会发生违宪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若规定不具体，不规范，也无法落实。例如人民代表虽有咨询权，但没有规定答复咨询的时限，因而被咨询者就可以“研究研究”为借口，长期拖延。这类问题很多，应该加以具体规定。
这篇发言得到同行和会议主持人的充分肯定。此外，家麟还多次用文章的形式，发表修宪意见。如，呼吁尽快解决宪法监督问题。
家麟复出，第一次在同行面前亮相就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同行的充分肯定，我真为他高兴。看来，21年的苦难没有把他压垮，他还跟当年一样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而且敢想、敢说、直言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