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国昌
大约在3年前的一个夜晚，锁昕翔先生突然光临寒舍。这位未约而至的不速之客，执教于云南民大，属于“高知”阶层，可是热情坦诚，平易近人。他侃侃而谈，给我的印象是：不仅学识广博，而且回回民族感情极为深挚炽热。我们相见如同旧日相识，彼此畅所欲言，从此有了交往。其后不久，拜读了昕翔的《先父锁明道阿訇生平事略》，方知其学问以及炽热回回民族感情都有着至深渊源。
这篇朴实无华、情感真挚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一位学行俱优、献身伊斯兰的阿訇风采。尤其是反映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其面对邪恶，坚贞不渝，无怨无悔，一身正气，忠于圣教的高贵情操。
明道阿訇少小离开贵州家乡，奔赴云南昭通念经，从而走上了一条漫长、艰辛的求学之路。当年，他们听说有一位陕甘经学名师在成都皇城清真寺设帐讲学，门墙桃李，遍布川中，年仅14岁的明道阿訇十分向往，相约同学刘朝东等一行10人步行去成都，投入这位经学名师门下，日夜勤奋攻读伊斯兰经典及汉文知识，由此扎下坚实的经学及汉学基础。
“八百里秦川，阿林的校场。”陕西关中乃中国伊斯兰经学发源之地，经堂林立，名师辈出，流传“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名重于当时，各地经学士子无不以游学关中为平生最大愿望。明道阿訇步前辈学者之后尘，与同学刘朝东、张有诚（云南沙甸张子仁）三人结伴赴陕西。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翻越秦岭时，刘朝东病逝，学业未成，埋骨异乡。明道和有诚虽满怀悲痛，却未放弃，辗转求学于陕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及青海西宁等地，最后投学于马忠孝大师门下。这位大师是“果园哈吉”马万福的高足，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两人受益匪浅，苦学直至穿衣挂帐。
学业暂告一段落，两人仍不满足。张有诚回云南，后来幸遇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选送留埃学生之良机，进入伊斯兰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明道阿訇由甘肃转赴上海，即入上海伊斯兰师范继续深造，先后与马坚、林兴智同学，受教于当代中国伊斯兰著名学者达浦生、哈德诚、买俊三等大阿訇，以及伍特公（章太炎大师弟子，《申报》主笔）和马敬吾等先生。
上海乃东方大都市，十里洋场，人文荟萃，独得风气之先。明道阿訇在上海，不但学业精进，而且扩大了视野。他充分利用当地优异的学习环境，主攻伊斯兰典籍，兼习汉语文，并临池学书，中阿文书法均造诣深厚，达到了较高境界，深受师长及穆斯林大众赏识，也为他回乡开办经学，推行“经书并授”创造了条件。
明道阿訇学成归来，先后在贵州威宁，云南宣威、寻甸、嵩明等地开办经学，经书并授，培养了很多伊斯兰传人，至今还有不少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坚守在经堂教学岗位上。明道阿訇曾游广州，当年任教广州蚝蚌清真寺的马瑞图阿訇（经学大师马联元之孙）敬重明道阿訇的陕甘经学真传，特邀他讲学达半年之久。其后，明道阿訇执意出国朝觐与游学，经香港赴缅甸、新加坡、印度，不幸身患重疾，被迫返乡，惜未能圆朝觐之梦。
明道阿訇洁身自好，操守严谨，一生清贫。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遭践踏，清真寺一度关门。在反右整风等运动中，明道阿訇曾受到冲击，被置于严厉监控之下，但仍坚持斋拜功修。工作组视之为“顽固不化”，强迫他从事非常人能忍受的艰苦劳动，其身心倍受摧残，后含愤离世。用《经学系传谱》规定经师立传的五项准则——“学有大成，传经授徒，素履无玷，训诲有法，贫困自甘”对照，明道阿訇均当之无愧，为一般阿訇所不及。其深厚的学养、清廉的操守和铮铮铁骨，以及虔诚、坚定的伊斯兰信仰，令后辈学人肃然仰望。
昕翔先生秉承父辈家风，继往开来，回回民族感情极为深厚，总想对自己的民族有所贡献。他不畏劳苦，在完成学校安排的现当代文学教学及科研任务之外，又坚持从事回族文化方面的研究。在我们彼此恳切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想撰写一部《纳训评传》，拟对这位杰出回回翻译家的生平思想及文学翻译成就作一公正评说，我作为一回族成员以及曾得纳训先生多年无微不至关怀帮助的后学，深为此高兴。
纳训一生近八十高龄，从通海杞麓湖畔走向世界，昆明、开罗、北京都留下其生活与学术活动的人生轨迹，时间空间跨度甚大，要捕捉其中的亮点，付诸笔墨，真实地反映出人物风貌，却非易事。路漫漫其修远。然而，昕翔下定决心，义无反顾，以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执著，上下求索。他仔细查找有关纳训的资料，从不放弃一条线索，按图索骥，风尘仆仆，奔走四方。曾几度远赴京华乃至上海，访问纳训遗孀马汝知女士、小女儿纳尔谨（供职中国文联）和一些熟悉纳训的文学翻译家。多次去玉溪和通海纳家营等地，访问纳训大女儿纳尔宜和亲朋故旧，以及家乡穆斯林父老。同时，他还遍访昆明纳训当年的同学、同事与朋友。昕翔初临寒舍，即是为搜寻纳训资料而来。
天道酬勤。数年之中，昕翔收集到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当然也不乏众说纷纭的材料。而每有道听途说或牵强附会之谈，昕翔总是引以存疑，做了认真的思考推敲。且不耻下问以求证，仅鄙舍就多次光临，咨询核实，务求弃伪而取其真实。他不捕风捉影，不哗众取宠，坚持实事求是，体现出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与治学风格。
我与纳训可谓忘年交，多年接触，所见所闻，早已搜刮枯肠，向昕翔先生和盘托出，并将近年来所发表有关纳训的回忆文章尽数交出。经昕翔慎审筛选，其中可取之处，已被辑入《纳训评传》，这里回忆二三事，聊作印证而已。
1958年，我由下放的江苏六合农村返回北京，引用聂绀弩的话说是：“从赤松子游，得道归来。”不久，纳训先生挈妇将雏，也调往北京，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住在东单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故宅）。此后几年间，几乎每天都在文化部后院清真食堂共进午餐，同桌低声诉说心里话。作为“文化人”，十年之间，他经历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批所谓“俞平伯唯心主义《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尤其是反右运动，知识分子落马一大片，株连无辜，玉石俱焚。纳训先生被调往北京，任务是翻译《一千零一夜》全卷本，可不久就赶上“拔白旗”、思想改造，强调“把资产阶级白旗拔下来，把无产阶级红旗插上去！”人人噤若寒蝉，不少所谓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专家学者受到了批判。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文学名著被称为“大毒草”，谁也不敢引火烧身，且不准再翻译、宣扬所谓“封资修货色”，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全卷本翻译因此而搁浅。“文化大革命”初起，物伤同类，纳训曾一头雾水，愤愤不平地问我，当初宣传“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是繁荣文化艺术，迎来“文艺界的春天”，曾几何时，又说“百家”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百花”只有香花与毒草之分。“毒草”出土，必须聚而歼之，“争鸣”何说？我也不得其解。在万马齐喑的日子里，纳训见解独特，是非分明，不随波逐流，不仰人鼻息，始终保持了一位正直老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良知。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大西北贺兰山下，分配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安之若素，依然书生气十足，教学业务，与世无争。谁知人心险恶，正如牛棚中一位老教师常吟诵：“入门见妒，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我又被发配为“牧马人”，在黄河荒滩上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纳训频频来信开导，要我随遇而安，不要自我沉沦。
终于“再度刘郎”，我又回到学校，重登讲台，可昔日藏书已丧失殆尽。纳训先生常物色一些“内部发行”读物寄给我，如《克格勃内幕》《现代战争的突然袭击》《基督山伯爵》等。及至“四人帮”覆灭，还给我寄来一些流传于北京的批判“四人帮”的诗词，在闭塞的小天地里，为我开启了一道通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窗口。
一次，我被邀请参加全国回族史座谈会，会议要求提交一篇有关回族的论文。当时想到幼年曾见家中藏有一部《天方诗经》，中阿对照，如撰写一篇评介《天方诗经》思想内容的文章，肯定很新颖。然而家藏已不知去向，无处寻觅，因此去信向纳训先生求助。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56年影印出版该书，系由马坚先生作序，早已售罄。纳训特向出版社资料室借了一本，邮寄与我。线装，封面完整，装帧十分精美。宁夏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见了大为赞赏，爱不释手，想由该院收藏，让我去信征询纳训的意见，可否作借书遗失处理，宁夏社会科学院当按规定加倍赔偿。原书当年仅售3元，愿偿付10倍甚至20倍赔偿金。纳训先生当即回信，予以严厉拒绝，要求物归原主。由此小例足可见出他光明正大，刚直不阿，不做半点有损信誉的苟且之事。
拨乱反正，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撰写的两本小书——《云南回民起义》与《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经纳训先生推荐，中华书局同意出版，排上了队，后又因民族问题敏感，中华书局不敢出版。纳训先生亲自去退稿，又亲自去邮局挂号寄回，嘱咐妥为保存，终有付印之日。其对后学的热情关怀，可见一斑。
纳训先生是当代译坛上一位卓有贡献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对他的生平思想与文学翻译成就予以全方位的研究，无论从总结文学翻译经验，还是从探讨回族人物的角度去看，都很有意义。昕翔先生的《纳训评传》，其研究成就及学术价值，纳麒院长已作了精辟的评论与肯定，不必再饶舌重复，我仅额外附提一点。
云南纳氏家族，源于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嫡系，一脉相承，六七百年来，逐渐发展为一大家族，侧枝旁系，遍布滇中，经师学者辈出，享有崇高声誉。继高发元先生的《穆圣后裔——纳忠家族》之后，锁昕翔先生的《纳训评传》又即将问世。这对于纳氏家族，无疑又是一项荣誉，足以激励纳氏子孙继承先辈艰苦创业的历史传统，继续拼搏，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谱写新的篇章，为祖国作贡献，为自己的回回民族争光。
200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