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究竟演过多少戏，俞鉴自己已说不清了。若不是老伴儿细致，儿女操心，在她几十年的唠叨中“艺海拾贝”，整理出一份详尽的目录（见本书附录“俞鉴剧目汇览”），这一生演过的“戏码”，她真的说不全了。
根据老伴儿和孩子们的统计，俞鉴一生总共演了六十多出戏。除了专工的武生戏，她也反串过不少花脸戏和武旦戏，如《火烧柏望坡》里的夏侯墩，《金雁桥》里的张任，《金水桥》里的秦英，《借东风》里的诸葛亮，《挡马》中的杨八姐，《武松打店》里的孙二娘……
为什么一个女武生要学演这么多出戏，且剧目又如此庞杂呢？这是因为，无论是从师傅的要求，还是从俞鉴自身的愿望出发，都希望能多学戏、多演戏，尝试各种剧目中的各种角色，探寻多种可能性，以达到既能文、又能武，“文武昆乱不挡”的境界——戏剧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李少春、关肃霜，还有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走的都是这条路子；大凡武生演员，也都渴望能够走通这条路。
年近耄耋，俞鉴说出了一句感言：“旧社会给了我技艺，新社会给了我灵魂。”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旧时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即使入宫当差，有了“内廷供奉”的名分，也还是摆脱不了屈辱的地位。在旧社会里，艺人只能一门心思学艺，师傅怎么教就怎么演；跟着戏班“跑码头”，人家让演什么就演什么。除了一身技艺，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老话说“一招鲜，吃遍天”，所有的演员都拼命往技巧上琢磨，每个人的独门绝技都自己牢牢把着，绝不外传，生怕别人学了去。行话说“宁送十亩地，不让一出戏”。技艺就是吃饭的“本钱”，教会别人，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
像所有的旧艺人一样，俞鉴在旧社会里练就了一身技艺。加入革命队伍后，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懂得了什么叫“双百”方针和“为人民服务”。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痛苦磨炼，才有了后来的进步，也才有了今天。
让俞鉴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的艺术道路基本上是平顺的，个人命运也没有遭遇大起大落和非同寻常的坎坷。作为一名从旧时代走来的女艺人，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既没有像有些女伶那样曾经受到失去尊严的折磨，也没有像一些艺坛姐妹那样曾经遭受不堪忍受的凌辱。在这一点上，她觉得自己尤其幸运。
当年，俞鉴和老四团的同仁们毅然舍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大西北。从部队到地方，从北京到宁夏，工作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团里的主要演员，俞鉴的演出任务一直很重。然而，无论工作环境优劣，物质条件好坏，她从未有过丝毫抱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1958年10月，到宁夏仅仅一个月，她就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俞鉴的工作热情更高了，一心想多演戏、演好戏，不仅几十年中一直担纲主演，还相继担任了宁夏京剧团学员队队长、演员队队长、副团长等职务。离休后，她又担任了团里的艺术指导。
作为一名女武生演员，俞鉴不仅要和大家面对同样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比起男性演员，还须克服生理上的特殊困难。就拿练功来说，俗话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盖叫天一生坚持练功，到老不辍，俞鉴也是这样。
自打学戏那天起，俞鉴练功的习惯坚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中风后才不得不中止。平时不论晚上演出多累，第二天的“早功”，她从不省略。从初潮来临到每月的“特殊情况”，及至生孩子、坐月子，一律照练不误。在这方面，俞鉴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她根据女性生理变化的特点，将女武生的练功划分为少年期、青春期、婚后期、怀孕及产后期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练功有不同的“量级”，时间或长或短，数量或多或少，程度或剧烈、或舒缓，但只有一样——不能省。
对付“特殊情况”，俞鉴的办法是勒紧腹带，垫好下身——以前是用厚厚的粗草纸，后来条件好了改用棉花。练得太狠或演戏太累的时候，她下身流出的是一块块深紫色的淤血。母亲心疼她，到药铺买来益母膏，看着她喝下去，一来活血化淤，二来缓解疼痛……
每天早起练功，夏天六点，冬天七点，自觉自愿，雷打不动。喊嗓子、压腿是必做的功课，和过去在师傅门里练的完全一样。踢腿、扳腿、打飞腿……这是一套腿上的功夫，有固定程式，每天必练；毯子功，跑虎跳、砸踺子、翻小翻……锤、圈、枪——观众最爱看的“耍三样儿”，更须天天练。
俞鉴习惯独自练功，自己给自己规定数目，提要求，把关，其着魔程度近似于医学上说的“强迫症”，自己却因此受益匪浅。因为这样练功，既紧凑，又出效果，时间利用率也高。大家一起练，七八十个人转上一圈，只能练一样功夫，松松垮垮，滥竽充数，流于形式，练不出底气。
怀孕五六个月上，显了怀，挺着大肚子练功不方便，也不能上台了。这时团里如果没有什么工作，她就挑几个条件较好的小学员过来，辅导他们练功。团里的肖英红、李新云、孙连柱等几个年轻演员，她都带着练过。
刚生完孩子，腿踢不起来了，也跳不动了。月子里她一面补身体，一面试着在桌子上慢慢压腿，或按着桌子练习弹跳，逐渐加大运动量。孩子刚满月，她就恢复了“小练”，一两个月后再和大家一起练。这时“打飞脚”还“飞”不起来，翻“台蛮”也还不能做到位，逐渐逐渐才能提住底气。只有生下孩子，坐完月子，她才和大伙儿一起，慢慢儿“缓”着练，一般百日之后，差不多就可以恢复到上台演出的水平，团里也开始给她安排演出任务。
俞鉴生三个孩子都是这样，团里也知道她的情况。所以直到五十多岁，她的体力和功力还基本保持着二三十岁时的水平，也才没有“红在婚前，倒在婚后”，一直演到五六十岁高龄。
由于坚持练功，多少年来俞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和水平。也是由于坚持练功，她演戏从不松散，以圆场功为例，从台口亮完相转身下台时，她能一口气“提”到后台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才喘上一口气。为此，张元奎团长曾说：“我们团里有两个‘气儿’最长的，一个是张正武，一个是俞鉴。”
为了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俞鉴不知想了多少办法。1960年代，我国尚未普及先进的节育手段，俞鉴找到银川中医院一位熟识的老中医，说：“请您想办法把我的子宫破坏掉，让我别再怀孩子。”老中医给她下了几副比较“狠”的药，可牙都吃肿了，也没能“破坏”掉子宫。
这以后又怀了小三儿，俞鉴特别苦恼，差点去做人工流产。被家人制止后，她故意翻小翻、前桥，拼命加大运动量，想把孩子“颠”掉，谁知各种手段都无济于事。她又四处求人寻找偏方。团里管服装的孙大爷给了她一个偏方，却没想到这“偏方”竟是一把绿豆。孙大爷说：“绿豆是凉性的，你生完孩子第二天偷着把它吞下去，以后就怀不上孩子了。”俞鉴信了孙大爷的话，生下老三，她果真吞下了一把绿豆。
三个孩子，三次怀孕，每次俞鉴都是带着身孕到外地演出，每次也都是怀到四五个月上才停止演出。怀老大五个月时，身子已经出怀，她勒紧腹带在北京演出全本《岳云》，两小时的文武戏演下来，累得见了红，她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又上了台。老二怀到四个月上，她在广西演《陆文龙》，当时已担任团总务科长的梁仁华怕她出事，特地在剧院门口备了一辆小轿车——一旦情况紧急，立马送她上医院。老三怀了三个月时，她又到东北演《劈山救母》，还是一辆轿车“候”在剧院门口……
怀孕、生子对女武生演员来说是一大“关”，平时的“小关”就更多了。演出时遇上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女同志的“特殊情况”……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演出都是硬任务。对付这一切，俞鉴的办法只有一个：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有一年在太原演出，正值酷暑天气，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俞鉴主演的《十八罗汉斗悟空》连续演出了近四十场。这期间，她脸肿了没有退却，“例假”来了仍是一声不吭，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她这一辈子，付出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有没有遗憾呢？有，怎么会没有呢？
1980年代以来，京剧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不景气。演了一辈子京剧的俞鉴，心中不免有很强的失落感。一想到京剧是这样的现状，她心里就发酸，直想掉眼泪。有段时间，社会上风传宁夏京剧团要解散，她心中更加难过，甚至想：假如真有这一天，她希望能把宁夏京剧团的演员们分配到待遇稍好一些的单位。直到1990年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掀起了新一轮宣传攻势，京剧又显出一丝转机，这些年来似乎又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她这才感到些许舒心。
三个孩子中，只有老大京平学了京剧，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京平条件不错，悟性也好，在学员队里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跟头翻得最“飘”。基本功过关后，京平便开始饰演样板戏里的一些群众角色，《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都是龙套；直到后来，京平在宁夏青年演员汇演中获奖后才开始担纲，先后主演了《乾元山》里的哪吒，《十八罗汉斗悟空》《闹天宫》《悟空出山》等，都是她这个做母亲的多年以来常演不衰的剧目。近几年，京平在宁夏京剧团创编的《新闹龙宫》中饰演孙悟空一角，这出戏在中国第四届京剧艺术节上获得了特别奖。
儿子接了自己的班，又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她一方面感到欣慰，一方面还是感到遗憾——京平起步太晚，十四岁才开始学戏，而学武生一定得像自己这样，要有“幼功”才好。那些年自己在学员班工作，不能给儿子“开小灶”，回到家里，才能给孩子“吃点儿偏食”。若不是这样，京平完全可以达到自己的水平和高度。如今，长期的舞台生涯造成的体力透支，已届天命之年的京平患了心动过缓症，不能再做连续、激烈的武打动作，她又时时为儿子的身体担忧。
一些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巧、绝招，她还没来得及教给学生，自己就老了，因为生病和体力下降，做不动了。比如她擅长的背手接枪、打飞脚……至今无人继承。王其昌教的南派武生戏《长坂坡》，具有突出的南派“重武”特点，而北派演这出戏不讲究“连念带耍”，所以有些东西至今亦无人继承。她常想，假如儿子能早下苦功，也就继承下来了——可京平学的时候心中有杂念，他担心自己掌握不了这些高难技巧，反而崴了脚。还有，像她那样做到位的“乌龙绞柱”也没有人继承——她的“绞柱”和别人的不同，难度更大，因而更惊险。
虽然早已离开了舞台，排练厅对她仍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无论盛夏还是严冬，有事没事，她的双脚常会不由自主地踏进宁夏京剧团那间颇具历史感的排练厅，不是在把杆上压压腿，就是在地板上下下腰。不为别的，就为这一辈子的习惯。青年演员排戏，她也常站在旁边默默观看，心中暗暗为他们鼓劲儿。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新一代武生演员比起她这样从旧时走来的前辈演员来说，不仅在技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人物塑造上更是可圈可点。今非昔比，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赶上了好的时代。对于这些，她觉得十分欣喜。她愿意看到年轻一代迅速成长，接过老一辈艺术家手中的接力棒，使京剧艺术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
离休后，她几乎每天都到排练厅去看本团的这些孩子（学员）练功（像上班一样准时），大的、小的都看，一心想物色几个基本功好、接受力强、又懂术语的孩子“拨拉拨拉”。这一看“看”出了问题，她发现“串翻身”这个技巧，孩子们都没有做到位——不仅在本团，就是在全国，也很少有人能做到位。她心里很着急，这些动作都是老先生教给她的，是小时候用无数次肚肠绞痛的代价换来的。如今自己患脑血栓左手“封闭”，动不了，她就让京平代为示范。还有一些剧目，也没能传给下一代，如老戏《长坂坡》《周瑜归天》《雅观楼》《四平山》等。
这样想着，每天出来遛弯儿，一遛就遛进排练厅。一进门，大的叫老师，小的叫奶奶，她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还有用，还能出力，还有想法。
不久前，她相中了一个北京的小女武生，条件很好，现在能演杨文广，观众也很喜欢她。她想收她为徒，把自己的东西传给这孩子，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培养后生。于是她给原宁夏京剧团花脸演员，后调往北京艺校任教的高长清（现已离休）打电话：“我看上了一个小闺女，叫徐莹，是梅派琴师徐兰元的孙女，她爸爸和叔叔都是唱武生的。”
不想高长清却在电话里“打击”她：“俞鉴，这事儿你不要想了，人家是世家出身。再一个原因，你教的东西人家接受不接受还两说呢……”她想想也是。还有常香玉剧团里的一个演沉香的女孩子，功夫也不错。这俩孩子条件都好，动作也都能做到位。她想得挺简单，自己也知道实现不了，可就是不死心。想到自己明年就八十岁了，正赶上北京奥运会，她很想去趟北京，见见这俩孩子……
这些都让她感到遗憾。
但是她不悔。她这一辈子，为舞台而生，为京剧而活，事业是自己选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有什么好悔呢？
人老了爱操心。这几年，她常在电视上看到关于腐败的报道，她担心搞企业的女婿与经济的联系太紧密，每每给女婿打电话，她总是说：“妈对你只挂牵两件事，一是你‘发’了以后，不要忘了工人，一定要处理好劳资关系。第二，你经常坐飞机，我担心你的安全，最好改坐火车行不行？”
女婿的回答是：“妈，请您老放心，第一我不会贪污腐败，因为我胆子小，不会犯这种错误。第二，不坐飞机这可办不到，对于像我这样搞企业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工作节奏快着呢，要是坐火车，把业务都给耽误了。您老放心，我命大着呢！”
有一年，老两口到浙江南浔女儿女婿家小住，女婿对老伴儿说：“报纸上表扬一个女企业家，说她劳资关系处理得好，我要向她学习。”年轻人说到做到，不仅劳资关系和谐，厂里还出资二十多万元，送二十几个贫困人家的孩子出去读书、深造。她和老伴儿亲眼看见墙上挂的女婿获得的各种奖励和奖状，看见厂里的几百号工人对女婿这位带头人的满意和信赖。她终于放下心来，高兴地说：“好！好！小江（女婿学名钱江）继承了妈妈的传统！”
宁夏京剧团至今仍驻扎在银川市兴庆区文化东街，当年老四团刚来宁夏时那个1958年的大院里，大多数演职员和家属也都长居于此。几百号人在这里办公、生活，繁衍生息，到明年（2008年）就整整五十年了。
凡是进过这个大院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模样。走进大院，恍惚间你会觉得自己一头撞入了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历史瞬间，时光也仿佛流转回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某一时刻——一条水泥铺就的陋巷，青、红砖或土木搭就的陋屋，屋墙斑驳，杂草丛生。近年在银川市整治陋街旧巷工程中几乎绝迹的小煤房、小伙房，在这里仍像膏药一样贴在楼房一隅，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如此面貌，使这个大院在日渐亮丽的银川，看上去更像一块久已撂荒的“飞地”，全然没有一点“单位”的影子——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剧团，不如说更像一个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社部，或是一家乡间的什么机构。据说有位出身于这个剧团、现今身居高位，已是全国电视界“大腕”的人士来此故地重游时曾说，他打算以这个大院为实景，拍摄一部反映昔日梨园生活的电视连续剧……
俞鉴和老伴儿至今仍住在大院里1986年团里分配的一幢旧楼房中。进了老两口的家，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钢窗，灰暗的水泥地面，斑驳的墙面和简陋的陈设，从未进行过任何“装修”，也没有现代风格的厨房和卫生间；一台看上去很有些年头的老式双缸洗衣机，水龙头也都是那种镀锌、旋钮的老款；客厅和卧室除了电视、电话，没有一件时新的家具、用品……
这样的“居住品质”，几乎可以用“寒酸”二字来形容。然而，简朴的生活丝毫不影响老两口享受生活乐趣，不妨碍他们相依相伴，共度晚年时光。
就在最近，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大院已被列入“开发”规划，不久的将来，它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届时，大院里的居民将一律被异地安置，庆贺乔迁之喜；宁夏京剧团也将迁往拆迁多年、至今尚未修建的原银川红旗剧院旧址。
听到这个消息，俞鉴半是欢喜，半是难舍。欢喜的是自己和老伴儿终于能够告别简陋的旧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体验一回“现代化”的方便和美好；难舍的是大院里终日萦绕耳鼓的京胡声，排练厅中孩子们的翻跌扑打，小剧场里青年演员们正在排演的新、老剧目……
思忖再三，她只向团里负责安置的同志提了一个要求：为她找一处离剧团新址较近的二手房。在今后的日子里，她要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天天到团里看孩子们翻筋斗，日日聆听悠扬悦耳、绵延不绝的胡琴声……
闲暇时，俞鉴最大的乐趣是坐在沙发上，和老伴儿一起收看央视戏曲频道的节目。不光看京剧，越剧、豫剧、秦腔、黄梅戏……只要是好戏，一出也不能少。那五彩缤纷的戏装，生旦净丑的扮相，刀枪剑戟的飞舞，翻跌扑打的技艺……仿佛将她引入了一条时间隧道，构成了她全部的记忆时空。
穿越一帧帧色彩绚丽的画面，年近耄耋的俞鉴恍如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回到了“老大鸿寿”戏班，回到了上海滩，回到了宁波“大世界”……
她仿佛看见了弄堂里的垃圾箱，大新公司六楼的京剧舞台，卡尔塔日罗马剧场沸腾的观众席；仿佛听见了北京梨园剧场戏迷、票友不息的喝彩……
她看见了父亲，看见了母亲，看见了淹没在沃洲湖底的故乡青坛村……
她仿佛变回了一个孩子，穿着戏剧里的服装，翘着冲天小辫儿，在红毹氍上翻跌扑打、咿咿呀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