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刚听说北京召见了暴乱中采取果断行动执行命令的道台，在重庆太平门上，我们就看到人们建亭子的身影，这亭子是用来迎接从成都来的总督的。现在外国人已经撤出成都城了，我们还是对那里贴出的反对外国人的告示有理由感到恐惧，不知道这位总督是否会被免职，由他人接替他的职位。科举考试在五天后就要开考了，据说有二三万人参加，不知情况是否属实。这意味着未来几天内聚集在重庆的人将超过六万，这其中包括，二三万年龄大多在19岁和30岁之间的考生和他们的随从们。当然，那些告示上说的有关外国人的坏事，这些人都会相信，当联想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人面前落荒而逃时，他们至少会有点惊喜和激动吧。必须承认，在中国西部，我们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人从来就没受到什么尊重，现在这么多人一下涌进重庆来，且暴乱的事他们都听说过，就更不会对外国人有恐惧感了。对任何政府来说，要想让这些人安分守己，恐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政府又张贴出了告示：“有坏人聚众散播谣言，这件事现已奏明皇上，一经发现，格杀勿论。”
我们在中国军事管制令的保护下，就不再奢望英国政府的帮助了，英国政府想要发挥它的作用，至多只有在宜昌，而它距重庆有一个月的路程。重庆这个口岸被英国政府开通时，中国人曾提出辟出一块租界，为重庆的外国人使用，这样保护外国人就容易多了，如果这个中国人最乐意提供的条件被英国政府接受，就无所谓官员的随从。
保护不保护了。另外一方面，如果外国人一起住在租界，即使人数不多也能够自己保护自己。而现在的重庆，保护妇女和儿童根本就谈不上，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妇女们就感到她们成了男人们的累赘，她们在军管命令宣布前，已经做好离开重庆的准备了。孩子们不再去上学，诊所也没有病人去看病了，她们除了跟几个有限的值得信赖的中国人交往外，几乎让自己与世隔绝，不参加任何交际活动。这些中国人劝她们赶紧离开重庆，现在走还不算太晚。可以想象，在重庆有每个教会的分支机构联系，他们会及时与这些分支机构取得联系，他们想知道谁想离开重庆，并恳请他们的分支机构多为妇女们着想，尽快让她们离开重庆。可怜的妇女们开始打点包裹，自己实在舍不得丢下的东西就挑出来留下，其他的财物只能留给暴徒了。职位较高的传教士留在重庆，就连乘船的伙伴，传教士的妻子们也找好了，第二天早晨出发时要带的东西也打理好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去做每周例行的祈祷，他们与几个要好的中国友人及流着泪的中国基督徒们辞行。在祈祷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有位女士说：“我们知道，这里还会有暴乱发生，离开丈夫，把他们留在这里一定会有很大危险。”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夫人，我都不敢和她搭话，因为我知道她也在挂念她的丈夫。我们俩一句话也不说地并肩坐着。终于，她打破僵局开口问我：“您是不是想和我说些什么？”我就问她有什么打算，她回答我说她要离开重庆。我们俩说了会儿话，感觉好多了。为了避免中国人对我们心存疑窦，她还建议我们晚上要睡在地毯上，不要睡在床上。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来自苏格兰圣公会英武的先生骑着骏马来到这里，他通知整装待发的女士们说军事管制令已经发布了，这里很安全，她们不用走了。这时女士们已经把收拾妥帖的东西装进箱子搬上了船，想乘着夜色上船，离开重庆城。任何在暴乱中流亡出来的外国人，领事馆都禁止他们在重庆停留，有些女士考虑到安全问题，已经同逃到重庆的外国人乘船结伴走了。几天后，中国人也说外国人在重庆很安全，因为现在官府戒备森严，所以没过多久，女士们又把箱子从船上搬了回来。科举考试还没有结束，船只一直有准备地停靠在江边等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如果这个夏天过不了，只好仓促地逃离重庆，像暴乱中逃难的外国人那样。
在衙门里躲了一个月后，几个中华内陆会的成员回到重庆。关在衙门里的日子是常人想不到的。这些逃亡的外国人失去了一切财产，他们整天只能待在小房间里，连阳光都照射不进来，除了有块空地供他们锻炼身体外。
6月4日，暴徒洗劫了重庆所有传教士的住所，一位传教士身上的腰带被两个暴徒争抢，差点把他整个人撕成两半。英国的男人都有点大男子主义，对妇女们在经过暴乱后又在衙门中闭门待上一个半月所承载的压力很不理解，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这种考验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严峻的，而女性的神经本来就比男性脆弱，可她们还是挺过来了。如果人们现在离开重庆去长江下游，那么他们无法在10月份之前回到重庆，因为长江水位在夏季会高涨，即使长江水位正常，从宜昌沿江上行至重庆也要1个月的时间，去宜宾，可从陆路出发，只需两周时间就可到达。
外国人没有在成都的暴乱中被杀，因此有人认为在重庆的外国人生命是安全的，不存在任何隐患。事实上在成都的外国人，他们（男人、女人、孩子）都亲眼目睹了暴徒们在暴乱中抢劫和烧毁外国人住所，如果不是躲到衙门里，他们心里都明白暴徒会怎样对待他们。即使外国人逃进衙门后，仍有暴徒把衙门围了起来，要冲进去杀外国人。看来，是那封电报起了作用，它发给了重庆领事馆，使得外国人在衙门里相对安全。前文我们提到成都总督曾派人阻止报务员发报，幸而在他派人去的时候电报已经发出了。正是这封电报，使得成都的地方官没有冒然让衙门里的外国人过早地离开，否则这次暴乱所形成的局面不会像现在这样，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结束。
最后一个逃进衙门的是天主教的主教。他跑进衙门，慌乱中穿过妇女们住的房间，冲进男人们的房间，从他的衣着和行动姿势看，暴徒们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如果他逃进衙门的情况属实，那么他一定坚守到了最后一刻才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岗位。
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许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出门一般都带枪。在逃亡途中，有一支温彻斯特枪（连发）曾避免了一起灾难。在暴乱中，正是这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用他们的枪避免了许多悲剧的发生。保尔上尉说过，当一个沉着的人持枪站在敌人面前时，他们的勇敢也就荡然无存了。
7月26日的日记：进进出出的海关人都带着装满子弹的手枪。领事先生在喝茶的时候，也会在帽子下面压把手枪。现在教会的每所房子里都有10名中国士兵站岗，他们是教会雇来的警卫，每人每天有50文钱的佣金。新搭的亭子还在太平门上，它原本是用来迎接总督大人的，现在总督已经来不了了。总督原本从成都出发，乘船沿岷江一路颠簸过宜宾、水富，船行驶到泸州后，因长江风浪太大，船无法继续前进，他不得不掉头回成都。对此中国人说太好了，他会有报应的。外国人也说，他所犯下的罪行不可原谅，上帝会惩罚他的。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说，惩罚了他，四川就不会再发生暴乱。他会受到惩罚吗？成都暴乱发生已经快两个月了，我们对英国政府方面的反应一无所知。在重庆，中国官员和我们的领事（费来瑟先生）对暴乱的反应变得格外警惕。
“暴乱中，天主教在四川省的近40个驻地被毁。但没有一个法国人就此离开四川。”一位法国教士总管天主教财务，他骄傲地说：“没有一个法国人离开四川。即使生病他们也没有离开四川，也没有人离开四川逃往北京，一个也没有。四个法国人（其中一位是个法国伯爵），他们从驻地被暴民们赶出来后，在群山中走了40天，一直跑到云南昆明。”或许有一天，这些外国人能把此行的艰难困苦向我们一一倾诉，除了有四个传教士逃到云南外，其他的法国传教士躲到衙门里，也有的藏在中国人的家里，总之他们都没有离开驻地。在与西藏交界的打箭炉，那里也有传教士们的驻地，同样遭到洗劫。针对闹事的人，有个传教士（我记不清哪里的了，中国地名总是很难记）让12名中国人手持梭标对着他们，然后打开教堂大门请他们进去，面对12支梭标，几百人顿时散去，漂亮的教堂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中国基督徒大多数家境都不错，安守本分，事业也很发达。在成都的中国基督徒没有遭到抢劫，但在比较偏远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几乎在暴乱中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中国基督徒都惴惴不安，等待厄运降临。洪庙场是一个集镇（我丈夫在《峨嵋山》一书中描述过），坐落在山中的高地上。一条峡谷位于洪庙场一侧，另一侧隔着汹涌的沱江，沱江对面是巍峨的娄山（音译），洪庙场背靠一座山，有1万英尺高，越过山口就可去自贡。自贡和乐山之间有一条路，是运盐商的必经之路。一听说成都发生了暴乱，这里的异教徒就群起攻击基督徒。基督教徒们和这些异教徒展开了2个小时的石头战后，领头的中国基督徒大叫：“石头很快就要用完了，快去拿枪来。”异教徒们一听有枪立刻四散奔逃。塔田泽与洪庙共同被一个牧师管理着，它距洪庙场有一天的路程。牧师住在洪庙场，每年只去一次塔田泽。为了让塔田泽的教徒们及时得到异教徒暴动的消息，洪庙场的教徒特派了三个人翻山越岭向他们报信。当收到洪庙场的暴徒们要来袭击他们的消息后，当地的教民就在去往塔田泽必经之地的一所房子里集合起来。妇女和小孩们发现蓄意来抢劫的暴徒之后，都齐声呐喊，有11名暴徒被男人们开枪打死了。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就建在塔田泽，蜂房里的花蜜散发着山花一样芬芳的清香，塔田泽终于保住了。其他地方的教民们对暴徒也有过正当防卫，但像塔田泽的教民们这样坚决、有效的，很少见到。水富有暴徒死伤，但那是暴徒们自己造成的。距水富城外3英里处的天主教学院被暴徒们抢劫了，他们爬上屋顶掀大梁，结果摔了下来，据说有6个人摔死了。重庆刚刚送来了一大笔钱，就被暴徒知道了。埋藏银子的地点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在中国没有秘密可言。暴徒们挖出来的银子至少有6000两，都被运走了。
学生们都回校上课了，校长明天才能来。晚上不允许学生们出售任何书籍，也不准开礼拜堂。学院被劫一案，有政府公告说要调查，学生们要遵守规定。
如果不给那个实际上促成事态恶化的总督任何处分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异地为官了，这才是真正让外国人担心的，外国人的财物，每一个暴民都认为可以自由掠夺和焚烧。再有就是那个道台大人是否会离任，这个道台比较公正。如果这个道台大人走了，换了的新大人又讨厌洋人，这样的话由他嘴里明确表示出，暴民们可能卷土重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至今，实际上只有五个暴民被捕。
中国的暴民很有特色。在自贡住了多年的一位中华内陆会的高级成员，当地人都很尊敬他们，暴动发生时他藏身在衙门里，当他冒险回到自己的住所察看时，发现人们像在自己家一样，正忙着搬东西。如果他们拿的东西在这位传教士看来有特殊价值，他就会用商量的口吻说：“不要拿这件了，可以吗？”暴民们就会照他的话做。有个妇女在卧室里看到一件睡衣，她抓着睡衣冲出来大声问道“这是什么？”他笑着说：“噢，拿回去给孩子做衣服吧。”这位传教士就这样看着暴民把他的住所洗劫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