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也完全可以做得好吃一些。少小时多病，却不畏惧止咳糖浆。长大后喝可口可乐，觉得有似曾相识的味道。听人说可口可乐的发明，参考了止咳糖浆的配方，不知是否可信？报纸上倒确实介绍过：将可口可乐加生姜片煮沸了喝，对防治感冒有效。还有一种枇杷川贝露，黏稠甜香，儿时我常偷偷倒一汤匙含在口中，慢慢品味，代替糖果。邻居大叔，是个烟民，为止咳，他总是用文火煨一只完整的大鸭梨，汤水里加了冰糖。不知该算作药呢，还是甜羹？正如我分不清他煮梨的器皿，用的砂锅，抑或中药罐？
中国的食文化与药文化，息息相通，并非径渭分明。口服的中药，虽然不像餐饮那样讲究色、香、味，但也会考虑到患者的感受。仅就制作过程而言，熬煮草药（或称煎药），也相当于煲汤吧。广东人文火慢炖一锅滋补的靓汤，简直像老中医一样耐心。很多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物，譬如人参、枸杞、薄荷、陈皮、茯苓、百合、杏仁，等等。
中国人常说：“药补不如食补。”甚至创造了药膳。把种种药材，烹调成美食。其实，所有食物，都堪称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补药。我刚读到周春才编著的《中医药食图典》，其中一段话让人很有感触：“中医药食学说，即药物与饮食关系的学说。在中医中，药食同源，药食互补，药食互用，药与食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将二者配合起来，用以养生治病，是中医的一个显著特色。”药食同源，正如中国文化中的诗画同源、诗中有画或画中有诗，才是最高境界。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每读这首古诗，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仙风道骨的隐士，而是神农氏。他是所有药师的祖宗。神农尝百草，这些植物的特征与特性都被记录到《神农本草经》中。他究竟是在采药呢，还是在找吃的；是为了治病呢，还是为了充饥。你从《神农本草经》里，会发现我们日常食用的五谷杂粮、瓜果蔬菜。譬如提到豆芽（“大豆黄卷”）主治风湿和膝痛。神农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菜农、美食家，又是第一位老中医。
我案头堆放着许多与美食相关的古籍：袁枚的《随园食单》、李渔的《闲情偶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岱的《夜航船》，乃至《东京梦华录》、《扬州画舫录》、《梦粱录》之类。近来，又添加了一本明代中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不算美食家，可《本草纲目》中，不乏野菜、蔬菜的知识。李时珍把荠菜称做“护生草”，并且考证：“荠有大小数种。小荠叶花茎扁，味美，其最细小者，名沙荠也。大荠科叶皆大，而味不及，其茎硬有毛者，名菥，味不甚佳。”哪像药书呀，更像是食谱。再看《本草纲目》如何介绍马兰头（我在老家南京常吃的野菜）：“马兰，湖泽卑湿处甚多，二月生苗，赤茎白根，长叶有刻齿状，似泽兰，但不香尔。人多采晒干，为蔬及馒馅。”都在教你以马兰为馅儿做菜包子了。这算哪味药呢？
药膳，善哉。善哉，药膳。
我的朋友车前子，原名顾盼，儿时体弱多病，因而特意用一味中药材做笔名。他既懂中医又擅长烹饪，虽没开过诊所，却当过餐馆老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蔬菜都是药”：“药是一种性，物在性在，物不在性也在。有的蔬菜就直接带了‘药’字，如‘药芹’，还有‘山药’。山西有个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看来它的宗旨不但是治饿，还要治病。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好处。马兰头能明目，枸杞子可清火。春天的菜大致都是这个药性。”他还认为孔圣人教人多识草虫鸟兽之名，而草虫鸟兽就是我们中医体系中的药；以一个中医医生的眼光入世，即天涯何处无药呢？“中国人吃中药，仿佛不用翻译，这样在感觉上自然直接：读原作一般。吃西药就好像读翻译作品。”吃西餐，不也是如此吗？我的舌头、胃，总觉得有所隔阂。
我这人，并非真想当文学家，更想做的是美食家。动筷子时，觉得比耍笔杆子痛快多了。简直淋漓尽致。我知道自己患了一种病，一种不露痕迹的慢性病，那就是馋。馋是我的一块心病。久病成医，为了解馋，我总想方设法找一些鲜美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也算对症下药吧。这种药，其实没有人不爱吃。俗称“打牙祭”。
美食是我解馋的药材。菜谱是我治病的药方。有时，我会不厌其烦地躲在厨房里，像做化学实验一样煎炒烹炸，照着菜谱上的说明：放几两料酒、酱油，几钱盐或味精……力求精确，恨不得拿中药房的那种小杆秤称一称。家里人问我：“你老待在里面干啥呢？”我用食指掩住嘴唇：嘘，我在配药呢。这么看来，我夹菜下酒时，就是在服药了。馋是一种瘾，一种无法根治的病。而“服药”的过程，真过瘾，真带劲。药到病除啊——哪怕是暂时的。天长日久，我做得一手好菜。我知道自己哪儿疼哪儿痒，缺什么补什么。我既是病人又是神医。去菜市场采购，也跟逛中药铺似的。目标很明确。出手很大方。
和我病情相似的有李渔李笠翁。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我们却犯了同样的毛病。他甚至比我更馋、更严重。他嗜蟹如命：“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吵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必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曰皆不能忘之。”每年蟹季还未到来，他就早早地存好了钱，家属因他把食蟹看做性命，称此钱为“买命钱”。从蟹上市直至下市，他每天都不放过食此美味的机会，特意把九、十月叫做“蟹秋”。因为螃蟹的缘故，四季中他最钟爱、期待秋天。在他心目中，秋天比春天更有诱惑力。螃蟹使他上瘾了。螃蟹之于他，又是救命的良药。
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遗传病。早在隋朝，场帝幸江都（扬州），必吃蟹：“吴中贡糟蟹、糖蟹。每进御，则旋洁试壳面，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说个笑话：隋场帝挖大运河的动机之一，没准就是为了下江南吃蟹方便。到了晋代，又出了个视蟹为最佳下酒菜的毕茂世。他四处宣扬自己的人生理想；“得酒满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他也有馋的毛病，却挺懂得自我治疗、自我救助。那满载美食的酒船，无疑是茫茫苦海中的救生船。魏晋风度，就是厉害，真让如我这样的后辈仰慕。难怪鲁迅先生，要写一篇文章，标题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文章、药、酒，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止渴、止痒、止痛抑或解馋、解忧，都是在治病。治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一些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