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仍然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这样从1937年1月开始，历时七、八个月的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最后终于扫除重重障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谈判的过程究竟怎样呢？
谈判是艰难而又曲折的。10年内战，国共双方都杀红了眼，再加上蒋介石回南京后的所作所为，更令毛泽东怀疑蒋介石的谈判诚意，他于1937年1月5日至6日接连致电周恩来说：“此时则无人能保证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至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这样，已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再次担负起谈判的重任。陈立夫在南京明确告诉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陈立夫委托张冲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潘汉年把这些内容转告中共中央之后，毛泽东即表示，南京政府破坏协定、破坏信义。他主张，除非南京政府顾全信义，“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否则，周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托潘汉年带去致蒋介石信函一封，内称：
来承如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恩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潘汉年根据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口头签应的“六条协议”，开始同南京政府就南京方面从西安附近撤军问题；释放张学良问题；红军驻地、给养问题；西路军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南京方面的原因，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1月20日，潘汉年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蒋介石显然试图利用共产党渴望和平的心理，促使中共对杨虎城等发生影响。
这时蒋介石给杨虎城的建议包括两个方案，即（甲）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除少数外，全部移住外县。（乙）东北军调往豫皖，十七路军移驻甘肃。
在分析了当时的复杂形势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商讨，终于决定“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劝告西安方面接受甲案。”
不过毛泽东对此人颇感疑虑，担心“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因此，他坚持要求蒋示以手书，保证（1）和解之后不再有战争；（2）停止剿共，发给经费；（3）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以解决粮食困难；（4）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
1月22日，南京方面在得出共产党方面接受蒋介石建议的电报后，宋子文即以蒋介石的名义面告潘汉年对四个问题的答复。中共中央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没有一项给予明确答复。毛泽东为此致电潘汉年，让他坦率地告诉宋子文，“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显而易见，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盟已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确保日后有一个足够的生存环境。
随着谈判的进行，逐渐提出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共产党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认为有必要进行高级谈判。
在东北军、西北军、红军按南京方面要求行动后。共产党与南京方面都开始积极谋求正式谈判。
2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邀请国民党代表张冲来西安“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2月9日，张冲及潘汉年到西安。10日，张冲与周恩来进行接触。张冲提出解决办法：（甲）先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以接济；（乙）然后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改编为国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则编为地方团队。至于接济，张冲表示至多只能给60万。
对此，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答复：目前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因顾祝同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改变制度名称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故仍须见蒋方能解决。
随后，就具体问题如红军改编、红军给养、西路军等进行了具体商谈。
在谈判中，毛泽东等曾3次致电周恩来，就以上问题作出指示。主要精神是从全国大局出发，在合作抗日的基础上，在南京政府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展。因此“红军主力编为四师十六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的可以接受，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后来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但顾祝同、贺衷寒又从中无理捣乱。最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朝着有利的方面发展，国共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
贺衷寒在西安谈判中，企图把谈判搞成“收编”，贺衷寒的反复，无论如何难以让共产党人接受，甚至张冲也觉“太不够格”。中共中央特别军事领导人对贺衷寒的表现极为反感。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并让周返回延安开会。
3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19日从延安携带中共中央草拟好的谈判条件回到西安。
此时，蒋介石已电约“恩来兄廿五日到沪再约地相晤”。随后，周恩来与张冲于22日同机飞往上海，并很快转赴杭州。24日，周恩来先以中共对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之意见以信函方式递交蒋介石予以说明。25日，周再晤宋美龄，向她提交了中共的15条书面意见。
1937年3月下旬，杭州西子湖边的一座别墅里，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的直接谈判。
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他郑重指出：中共系站在民族解放、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目标上，拥护蒋委员长统一和抗日的，而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如下6点：1.陕甘宁边须成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2.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4万余人；3.3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4.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防地必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允诺周恩来提出的有关红军苏区的各项意见。说了好多好听的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即使他死了，“也要不生分裂”。
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
这次谈判，总的来说比较顺利。3月底，周恩来从杭州到上海，又携带回蒋介石联系的密码飞回西安后返延安。
毛泽东等人鉴于国共合作大局已定，还在周恩来同蒋谈判期间，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提出新时期的任务。
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毛泽东根据国共合作即将实现，党内右的思潮开始滋长的情况，在继续批判“左”倾思想的同时，着重强调要警惕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复活。
1937年4月26日，周恩来到西安同顾祝同商议发放经费和寒衣问题。5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