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综复杂的印度人种
有人形容印度是一个“人种学的博物馆”。要想知道远古时代谁是那里的原始居民，现在已很难弄清楚。一般认为，创造印度河早期城市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有学者认为，达罗毗荼人可能最初也是次大陆以外的移民，他们是以优势力量把原住民挤走，占据了河流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后来，雅利安人的到来，被征服的故事重演在达罗毗荼人身上。
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据说原来生活在中亚的雅利安人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难以在原处放牧为生，为了生存，各奔前程，流徙四方。传说他们就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其中的一支通过现在阿富汗的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山口，进入了印度河流域。他们渐渐征服了达罗毗荼人，确立了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地位。据考证，雅利安人皮肤白皙，金发隆鼻，体格魁梧，对被他们征服的肤色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很看不起。开始雅利安人绝不和达罗毗荼人通婚，经书上规定凡是两者通婚所生的孩子，被视为贱民，也就是不可接触的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血统混杂的现象。
公元前326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印度西北角，退兵时留下了一些希腊人，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后来从喜马拉雅山那边又来了不计其数的外来人，其中有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当地人对他们没有细分，笼而统之地称呼他们为“塞种人”。往后，大月氏族的一支贵霜人进来了。到公元五六世纪起，穆斯林接踵而来，他们属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和蒙古人，有时还有非洲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人。当然，近代的欧洲人也在那里留下了少量的印欧混血人。
现代，印度人在体格、相貌上的差异比较明显。有的魁伟白皙，有的矮小黑瘦，有的满腮长胡，有的须眉淡淡，有的目深鼻隆，有的细眼塌鼻。一般来说，北方人显得白净，西部人显得彪悍，南方人黝黑，东方人与东南亚人相近。目前按语言划分的种族比例大致如下：印度斯坦族占46.3%，泰鲁固族8.6%，孟加拉族7.7%，马拉地族7.6%，泰米尔族7.4%，古吉拉特族4.6%，卡拿达族3.9%，马拉雅拉姆族3.9%，奥里雅族3.8%，旁遮普2.3%。
就人种的文明程度来讲，说来有趣，往往一些血统最纯的民族现在反而显得最落后。例如，比尔人被认为是印度最早的本地人，他们不但比雅利安人早，甚至可能比达罗毗茶人还早。后来外来人反客为主，比尔人被迫退到了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山岭里。今天他们还生活在文底耶山脉和萨特普拉山脉里。
印度这块土地，不但容纳了世界上的许许多多民族，各种各样的人种，同时也向世界输送了自己哺育的儿女。大家熟悉的吉卜赛人，有人认为最早是从印度西部流散出去的。印度现在还有约15万诺马兹人，他们驾着大篷车，有的从事放牧，有的做小买卖，有的当铁匠，有的演杂技、歌舞、木偶戏和驯蛇，过着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现在欧洲不少吉卜赛人还经常回到印度西部地区寻根。
正是这些众多的民族构成了现在印度这个人口大国的整体。
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社会一个十分独特而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处不在，从吠陀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和印度文明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比王朝的统治还要坚固。
种姓制度的产生
种姓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一般认为，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前，他们内部就有三种人：一种称为婆罗门，他们是掌管祭祀的祭司以及有学问的师父；另一种是从事征战的武士，称为刹帝利；还有一种是吠舍，从事农牧和手工业。这三种人本来是平等的，而且可以互相变换，婆罗门可以当武士，也可以种地；三者之间可以通婚。最初，这种以分工不同为特征的社会集团，还不能称为种姓制度，至多是它的萌芽状态。
待到雅利安人南下征服了许多当地居民，并把他们沦为奴隶之后，被征服者构成了第四部分人，被蔑称为“首陀罗”，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随着社会的变迁，奴隶的地位也有些变化，有的成了自由民，耕种少量土地，但依然被认为是下等人、贱民。他们的身体乃至影子不准碰到上等人，所以又叫“不可接触者”。
在梵文中，种姓叫作“瓦尔那”，它的意思是“颜色”。专家们认为，这反映了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对皮肤黝黑的当地人的鄙视。所以，这既包涵阶级压迫意识，也具有种族歧视的内容。
随着雅利安人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和不可动摇，种姓制度已形成极为森严且千古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婆罗门为了使这种制度合法化，为了使首陀罗驯服顺从，除了武力外，还借用了神的威力。古印度人的祭司们在《梨俱吠陀》、《原人歌》给世人描绘了四个种姓选出的现由：
当众神把普鲁沙分割，
他们割了多少份？
他的嘴是什么？
他的手臂叫做什么？
他的腿和脚被赋予什么名称？
他的口是婆罗门，
他的双臂变成了刹帝利，
他的腿成为吠舍，
而从他的脚上生出首陀罗。
在古印度，人们认为，在一个人的身上，最洁净神圣的部位是口，它既是食物的入口，又是赞歌的出口，婆罗门的工作是用口，自然而然地生于神口的婆罗门也是最神圣的、等级最高的姓。而生于臂的刹帝利位置比婆罗门低，应从事作战或治理国家的工作，属于第二种姓。生于腿的吠舍因有不洁的俗气，所以应终身辛勤工作，以养活婆罗门和刹帝利，属于较低的第三种姓。至于首陀罗，由于生于肮脏的脚，因而是不洁的、低下的，理所应当地该恭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务，是第四种姓，是最低下的，不可接触的姓。
四种姓的划分及禁忌
在四种姓中婆罗门为最高等的种姓，而婆罗门主要负责祭司事宜，这表明祭司活动对雅利安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且祭司阶层在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婆罗门特殊的社会地位我们在吠陀文献《梨俱吠陀》中也能明显地感受到，因为那时代的圣歌除了大祭司外，几乎没有提到国王的高级官员在民政事务中担任任何职能。
在古印度人看来，婆罗门祭司掌管着祭祀大礼，是人与神沟通的中介，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具有神的意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古印度社会，婆罗门精通各种知识经典，其职责是教授人们各种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施礼行政和教育等。由此，创造和传习文化知识都脱离不了婆罗门的领导，自然而然，婆罗门一开始就享有最崇高的社会地位。
仅次于婆罗门的第二种姓是刹帝利，它主要由王族和武士阶层演变而来。刹帝利掌握了一部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权，且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也越来越不满足于屈居于婆罗门之下并时时向婆罗门的无上地位进行挑战。到了吠陀时代的后期，刹帝利的权威已经超过了婆罗门，吠陀文献已公开声称，刹帝利是最高贵的，僧侣也只不过是国王的侍从。
第三种姓是吠舍，他们是农工商庶民组成的阶层，社会地位远低于两个高级种姓，而略高于首陀罗种姓。在古印度吠舍被认为是不洁者，凡是手工木匠接触过的东西会使祭典不洁，献神的祭品他们是不准接触的。吠舍往往同首陀罗结合成一个团体，共同抵制来自婆罗门和刹帝利的剥削压迫。
最低等的第四种姓被称为首陀罗，意为不可接触者，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首陀罗的社会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他们是奴隶种姓。首陀罗主要由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组成，随着雅利安人的不断争战，首陀罗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
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旦确立，就是世袭相传而不能更改的。种性制度不仅与社会地位有关，而且与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息息相关，所以说它不仅是阶级制度，而且还明显具有种族隔离的意味。
由于严格的种姓制度的隔离，古印度社会中存在许许多多禁忌，这些禁忌是包括婆罗门在内所有的人们都不敢僭越的。如婆罗门所做的食品其他种姓的人都可以吃，但首陀罗做的任何食物，其他种姓的人都不能吃。各种姓也不能合用一口井，他们认为水井会被其他种姓污染。如果首陀罗犯了禁，可能会被痛打或处死，而婆罗门犯了禁也不会好过。在《佛本生经》。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青的婆罗门外出学习，他整整一天粮水未进，又累又饿。后来遇到了一个首陀罗，后者看到他饥饿的样子，由于好心便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饥饿的婆罗门年轻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已饿得几乎连思考的气力都没有了，狼吞虎咽地把东西吃进了肚子里。吃完后，这个婆罗门才想起该问清楚施舍者的身份，那位首陀罗如实相告。一时婆罗门青年只觉如睛天霹雳，他翻肠倒胃地把刚吃进去东西吐光，仍觉自己肮脏不堪，最后直到把鲜血也吐了出来。他悲不自禁，独自走进密林深处，不再见任何人，不吃不喝，直至悲伤地死去。
在通婚方面，只许在同种姓内部之间通婚；一般还允许“顺婚”，即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级种姓的女子，但禁止“逆婚”，如果坚持，高级种姓的人会被开除出种姓之外，连最低等的种姓也不会接受她。
不同种姓有不同的权利地位，这对于古印度社会来说再正常不过。显然，婆罗门权位最高，享有种种特权，其中“戴沃锡风俗”就是典型的婆罗门特权的例子，它起源于原始雅利安人以妻待客的习俗。在《诃利世系》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雅万国王曾把回家途中的伽尔劫大仙（雅度族人的老师）引到自己宫中做客，并派自己的妻子“款待”大仙，并留宿宫中。一夜风流后的大仙与国王妻子的结晶，就是后来称雄一时的迦尔雅万。“戴沃锡风俗”虽然说是雅利安人遗留下的野蛮文明的一部分，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贵血统人的特权，就连集权力于一身的国王也摆脱不了它的禁锢，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民呢？
种姓制度非常强调妇女贞节，然而，婆罗门在强化种姓制度的另一面，却保留了原始的戴沃锡陋俗。它打着为女神服务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把一些青年或少女买进寺庙后供婆罗门祭司蹂躏，使他们声称的寺院变成了比妓院还肮脏的地方。
在种姓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古印度，一个人的职业也是与其种姓相应是固定世袭的。古印度人相信祭祀是与神灵的对话，是万能的，所以凡同宗教有关的职业都是神圣高贵的，这样的职业只有婆罗门的人才能胜任，并世代相传。凡是那些“肮脏”的工作都应由下贱的人来完成，故低种姓的人只能世代从事扫地、洗衣织染之类的工作。为了维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高级种姓极力限制和反对各种姓的人改行从事别的种姓的职业。
印度的种姓制度发端于吠陀时代，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却持续了数千年之久，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能惊叹于宗教对整个印度社会及印度人民的影响是如此之深，相对于种姓制度，也许就与婆罗门教的宗教影响，及其相应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有密切的关联。
宗教
宗教是古印度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回顾古印度的过去，我们不难发现，古印度的文明从里到外都受宗教的激发和贯穿，宗教的影响之悠久和持久，可谓绝无仅有。古印度人重视人类精神的价值取向，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和热爱，这构成了印度人所理解的今生与来世的独特的世界观。
婆罗门教
自然宗教是印度最早的宗教，也就是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当作有灵性的神来崇拜。雅利安人信奉雷雨之神因陀罗、太阳神罗里耶、火神阿耆尼、天神和水神婆楼那、风神瓦尤以及黎明之神乌莎等等。
随着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流域的定居，以及后来扩展到恒河流域，他们对当地人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剧，种姓制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森严。先是吠陀文献的出现，后是种姓制度的逐步成形，为婆罗门奠定了统治地位的基础，同时这也是婆罗门的根基所在。婆罗门不但把原始宗教里的神载入吠陀经，还在经书中加入了世俗中不平等的内容，使之披上合理的外衣以此来消除低层人民的不平心理，借以巩固婆罗门不可撼动的地位。婆罗门借用神的威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逐渐形成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演变和发展始终伴随着种姓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婆罗门教主要反映出婆罗门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印度婆罗门教成形的吠陀末期，那时的婆罗门无论祭祀、崇拜、教义等都已系统化，构成印度传统文化的重心，对后来的宗教如耆那教、印度教、佛教也有很大的影响。
婆罗门教有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它宣扬婆罗门是“人间的神”，他们控制的吠陀经是天神授予的。人间凡人都在轮回之中，凡人的言行造成“业”，人死后，按照“业”的标准，再转世投胎到或高或低的种姓家庭里去。处于低层种姓的劳动大众在这种精神枷锁的压迫和鼓舞下，只能一辈子忍辱负重，用对神的敬畏和对来世的向往，来淡漠现实的痛苦，默默地为他们心目中的“神”贡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汗和血。
婆罗门教相信祭祀万能，所以极重视祭祀。主要的祭祀有两类：一类是家庭祭；另一类是天启祭。
家庭祭一般限于家庭事务的祭祀，人生的各阶段，如受胎、出生、命名、哺养、童年、成年、从师学习、学成归家、结婚等，以及祖先祭和人死时的祭礼也属于家庭祭的范畴。
天启祭主要包括供养祭和苏摩祭两类，两类之下又有许多类，包含范围极广，如火祭，是祈求牲畜顺利繁殖；初穗祭，是祈求丰年；婆罗门罗中规模最大的天启祭是马祭，它也是所有祭典中最隆重的。马祭，是印度君王所做的祭祀，婆罗门认为可因此而使国王成为王中之王，做百次马祭的君主可成为世界和众神的主宰。
婆罗门教除了主张严格的种姓制外，还认为除首陀罗之外的人的理想生活应分为四个时期：
净行期（梵行期）：幼时人塾，从师学习吠陀文献，实行宗教仪轨，履行宗教义务，这个时期的生活目的就是——求法。
家居期（家住期）：学成归家，娶妻生子，积赚财富，履行成家立业的世俗义务，这个时期的生活目的就是——结婚和求财。
林居期（林栖期）：离家人山，匿迹林泉，打坐参禅，侍梵祭天，过简仆的出家生活为最后的解脱作准备，此时可携妻修行。
遁世期（出世期）：单独实践苦行，弃家云游乞讨，以苦为乐，磨炼意智，以求最后终极的解脱。
婆罗门教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梵”；人的诸器官如眼、耳、鼻、舌、皮肤的主宰体，生命活动的中心是“我”，但梵和我两者间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人如果不认识“梵”，不信奉婆罗门教，不履行种姓义务，就会陷入痛苦的生死轮回。轮回状态根据人生前的行为好坏而有优劣之分，因果循环，行善成善，行恶成恶。要跳脱轮回，达到解脱，只有信奉婆罗门教，遵守婆罗门教的各种宗教规定，掌握梵的知识，才能达到梵我同一的最高境界。
耆那教
耆那教是印度的一个重要哲学派别。在阿育王兴佛教之时，耆那教是沙门思潮中最大的宗教派别。它在印度的原教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6至7世纪的时候，印度社会动荡不安，极不稳定。其主要原因来自种姓制度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其中掌握兵权、立国称王的刹帝利同以天下第一自居的婆罗门发生了矛盾，具有强大实力和实权的刹帝利并不甘心居于婆罗门之下。特别那些原来是土著人首领、后来屈从雅利安人而被授予刹帝利称号的武士，对高高在上的婆罗门越来越不满。吠舍种姓中经商、放高利贷和成为地主的富人，家财万贯，对于居于老三的现实也并不满意，有经济实力的他们迫切要求得到地位上的提升。有了共同目的的他们同刹帝利联合起来同婆罗门作对。被压在最底层的首陀罗则忍无可忍，或破坏，或谋杀，或逃亡，用实际行动挣脱婆罗门教的精神桎梏，反对婆罗门教的压迫剥削。
社会孕育着的变动，造成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局面，于是，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据说当时出现的各种新的思想流派达363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耆那教和佛教。
耆那教的创建者是筏驮摩那，他的弟子们尊称他为摩诃毗罗，意即“伟大的英雄”，简称“大雄”。
大雄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约公元540年生于跋祗首都吠舍厘附近的孔达村，属于刹帝利种姓。他父亲是贝拿勒斯一个小王国的君主。虽然生活在一个富裕、奢华的家庭，但大雄并不感到幸福。他28岁离家修行，进入森林过苦行生活，寻找解脱不幸的途径，历经艰难险阻以后，42岁时，终于在吠耶婆达东北建皮耶村的一棵沙果树下觉悟成道，成为耆那（意为“战胜情欲者”）、尼乾子（意为“解脱束缚者”）。此后大雄便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孜孜不倦地组织教团，演讲教义达30年，直至离世。据说那时他的教徒已发展到14万人的规模。
耆那教教义最重要的内容是“七谛”说。“七谛”说的内容是有关命我、非命我、漏入、系缚、遮、灭、解脱的理论。
耆那教并没有摆脱婆罗门教的影响，而是做了相应的继承，如耆那教没有否定婆罗门教的轮回解脱说，只是作了改造，形成为自己的学说。它认为：灵魂（命我）原来是完美无缺的，但与极微等东西结合形成为万物投生世间后，受到身、语、意识所产生的行为即“业”的污染。被污染的灵魂，将处于轮回转生的状态。它投入何种躯体，则取决于其被污染的程度。多行善事，多积善业者，死后可转生为天神；多行恶业者将转为低等动物。耆那教认为，即使转为天神也并不幸福。因为，处于轮回的灵魂在本质上都是痛苦的。只有彻底消除业对灵魂的污染，使灵魂摆脱轮回状态而得到解脱，才是至高境界。
耆那教指出，要消除“业”的污染就必须奉持正信、正智、正行，被称为“三宝”。正信，指虔诚地信仰耆那教教义。正智，指正确地理解耆那教教义，从事物的生灭变化中认识灵魂的永恒性。正行，要求未出家的信徒实行五戒：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奸淫、不追求私财。耆那教信徒实行“三宝”到了几近苛刻的地步，如他们恐怕伤害生物，不饮未过滤的水，因为未过滤的水中含有生物。他们外出时口戴薄纱，手执扫帚或树枝边扫边行，口唱“去去”，以防虫子飞进口中或被踩死。耆那教徒务农者很少，多经营商业，就是怕伤害田地里的生物。对出家的信徒，耆那教的戒律更为严格，要求行苦行。它指出苦行是消除业的系缚、获得解脱的最佳途径。耆那教的苦行在食、宿、衣、行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采用的是折磨自身肉体的方式。耆那教认为，这样苦行12年后再绝食而死，就能彻底消除系缚灵魂的业，使灵魂获得永久的解脱。
耆那教对婆罗门教进行了批判，耆那教否认吠陀经典，不相信神造万物，认为婆罗门至上是人为的，骗人的，祭祀、祈祷是白费精力和时间，徒然杀害生灵，增加罪恶。
耆那教在承认种姓制度的同时，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进行谴责，主张种姓平等，对低级种姓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就社会意义来说，耆那教的出现与佛教有较多相似之处。它也代表了商人和刹帝利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要求，反对杀牲祭祀，支持商业，支持加强王权，这都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和佛教不同的是，它过分强调不杀生和苦行主义注定了在农民和许多手工业者中得不到支持。农民耕地，手工业者做工是不可能像它要求的那样不杀生的。这样，耆那教就不能有广泛的信仰者，而仅仅成了商人、少数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的宗教。耆那教作为一种宗教，也避免不了具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它同样对下层群众起着麻醉作用。
耆那教的经典是《十一支》，是大雄去世后200余年他的弟子结集汇编的。大雄自己否定崇拜神，在他去世后，却被神化，这是必然的。因为任何宗教思想体系都要把人引向彼岸世界，如果不造出个神来，彼岸世界就不会有谁来主宰乾坤了。
佛教
列国时代的沙门思潮中的佛教发展最快，它在社会各阶层中拥有众多的信徒。自阿育王时代始，佛教向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区传播，逐渐形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现在，佛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立，为世界三大宗教。
古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5～前486年）。他得道创立佛教后，被佛教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有佛陀之称号，意为“觉悟者”，在佛教的神话中被描绘成历经几世修行的类似天神的人物。
悉达多的父亲为迦毗罗卫的国王净饭王，母亲名叫摩诃摩耶，是一位公主。传说摩诃摩耶一天夜里梦见一头白象进入她的子宫，并由此怀孕。
净饭王对悉达多寄以厚望，为使儿子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让他从小接受军事技艺训练，师从贤哲学习诗书。悉达多在29岁以前生活在王宫之中，父慈妻贤，享尽荣华富贵。但物质上的富裕并没有妨碍他精神上的追求。他富有哲学家的气质，对人世的各种问题都要深究细析。在有了自己的儿子罗目侯罗，完成印度世俗的传统责任之后，他决定抛弃世俗生活，出家修行求索人生真谛。
一天深夜，等妻子睡着之后，悉达多偷偷溜出了王宫。先是到处寻访名师，但得不到满意的解脱之道。后来他又自己一个人在树林里苦修，身体已衰弱不堪，还是迷惑不解，他认识到单靠苦行是不够的。最后，他在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累得爬不上岸。后来好不容易拉着低垂的树枝上岸后，又喝了一位牧女送给他的牛奶，才恢复了一些体力。随后来到一株菩提树下，铺上草，面东盘膝而坐，发誓若不大彻大悟，便再也不起身。终于，在七天七夜的忘我静思之中，悉达多终于悟得人生真谛：人世的因果报应，是源于人的行为；而人的种种行为又源于人的欲望。人们正是没有断绝自己的欲望，才流转于生死轮回之中。而断灭欲望、摆脱生死轮回，既不能采用苦行的方法，也不能留恋世间的享乐。前者消磨人的体力和精力，后者则使恶行增加。正确的修行方法是二者之间的“中道”。
释迦牟尼参悟得道后，开始宣扬自己的学说，普度众生。他悟道时35岁，在随后的50年里，他一直在北印度宣扬佛教，信徒越来越多。他悟道的菩提树后来成为民间顶礼膜拜之地，以后又成为著名的朝觐中心，从树上砍下的枝条随着佛教的传播种植到东、西亚各国，其中也包括中国。
佛教的教义简单来说是“四谛”。
苦谛，说明人生充满痛苦，是个苦海。不但有年老病死之苦，还有别离、憎怨、失望、五盛阴等痛苦，谓之八苦。
集谛，说明痛苦的根源是有各种欲望。本来世间一切变化无常，不值得去追求。然而人们由于无明或无知，产生各种爱欲贪欲，这就不能不导致各种痛苦。人的思想、言语、行动都是作业，作业就有果报，形成轮回，重新受苦。
灭谛，说明要免除轮回，解脱苦难，关键在于根除欲望。做到这点就能停止作业和轮回，进入佛教的最高理想境地，即涅磐（意为灭），亦即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
道谛，规定了修行的道路，即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任何人只要遵循这八正道，不论社会出身，都可得到解脱，修成阿罗汉果。
除“四缔说”之外，佛教中还有“十二因缘说”、“五蕴说”、“业报轮回说”及“三法印”等中心教义。其中“三法印说”是佛教教义上核心内容。部派教及大乘佛教兴起后，佛教文教的内容有所变化，但“三法印说”大体上为各派所遵奉。“三法印”是佛教与其他宗派学说相区别的标志。
佛教在修行上明显区别于婆罗门教，佛教主张每个人依靠自身修行即可达到解脱。这就排除了婆罗门教的杀牲献祭和繁琐仪式，而且排除了婆罗门的中介作用。
佛教的一大贡献是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它的“诸法无常”冲击了婆罗门教生来高贵的信条，这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教义不但在刹帝利和吠舍当中产生巨大的共鸣，而且得到了最低层首陀罗的支持，所以群众基础较为广泛。
佛教是一个较大的宗教派别，僧团分散于各地，这就决定了教派内部不可能是团结一致的。其实，早在佛陀在世时，教派内部就已出现分裂。据汉译《四分律》记载，一次某弟子犯戒，在对其是否作出处罚的问题上，众弟子发生争执，经佛陀再三调解，事情才得以解决。
佛陀晚年时，佛教发生了一次大的分裂，佛教史上称之为“提婆达多破僧”。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兄弟。他十分聪明，天资极高，出家后精研教义，能持诵八万法藏，在佛门中颇有声望。但他有野心，想取佛陀的地位而代之。他提出恢复“四依柱”生活方式的主张来反对佛陀，要求信徒不食乳酪、肉类、盐，受用时不截布（穿用整幅的布），常居于野外。不少信徒支持他，投入他的门下。这也说明佛教放弃“四依柱”生活方式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后来佛陀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才召回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聚于提婆达多身边，成立独立的僧团。7世纪玄奘游历印度时仍见到提婆达多僧团的活动。
佛陀逝世后，佛教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据南传佛教文献《大史》和《岛史》记载，约公元前368年佛教众僧第二次结集时，东印度跋祗族的比丘提出持律应较为宽松的主张，具体为十个方面：角盐净，可用角器装盐；二指净，中午太阳偏西二指时可吃食物；他聚落净，饭后可到村内再食；住净，同住一地者，可分开举行忏悔仪式；赞同净，决议可先由一部分比丘通过，后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所习净，依惯例行事不算违戒；不搅摇净，可喝未搅动的牛奶；饮阇楼净，可饮未发酵的棕榈酒；无缘坐具净，可坐大小不同的坐具；金银净，可接受金银的施舍。以上十个方面，在佛教史上又称“十事”。他们的要求虽未获得通过，但得到不少比丘的支持。这样，众比丘分裂为两派。支持跋祗比丘者为大众派，反对者为上座派。
北传佛教文献《异部宗轮论》的说法则不同，认为分裂的原因是对阿罗汉的看法有争议。阿罗汉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果位，地位仅次于佛。早期佛教以为，进入断绝生死轮回的境界后，其他人只得到阿罗汉果位，只有佛主才有佛的果位。一个叫大天的比丘提出异议，认为得阿罗汉果位者仍有凡人的生理机能，接受四谛说还有些犹豫等等，只有佛的果位才是完美无缺的。众比丘对他的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分裂为大众和上座两派。
在佛教史上，佛教分为大众和上座两派，称为根本分派。至3世纪，从这两派中又分裂出一些部派，称之为枝末分派。至枝末分派时，佛教进入部派佛教时期。
印度教
印度教是现代印度占统领地位的宗教，信徒人数达7亿之多。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的吠陀教以及尔后的婆罗门教，它们经过历史进程的演化，在笈多王朝时期转化成印度教。
印度教融合了多种信仰，它非常复杂。马克思曾经精辟地论述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迦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印度教信奉的是多神论，所以并没有单一的信条。万神殿继承了吠陀诸神、婆罗门教诸神的谱系，容纳印度各种民间信仰，形成了崇拜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的格局。三大主神又有各自的配偶、化身或变相，衍生出无数奇幻无穷的故事。在笈多王朝前后以梵文编写的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各种《往世书》中，汇集了印度教大量的神话传说。笈多王朝的帝王大多信奉印度教，尤其崇拜毗湿奴，奉其为王朝的守护神。在笈多王朝时期印度和中印度各地兴建了大量印度教神庙，雕刻了许多印度教神像。这些神像俨然是笈多时代理想化的帝王形象。在这些帝王的影响下，笈多时代的艺术普遍带有印度教的色彩。
印度教哲学的核心是宇宙生命崇拜。所谓的三大主神及其配偶和化身，实质上都属于同一种宇宙生命的象征，或者说都属于宇宙一元论的不同侧面的美化表现。因此，虔诚的教徒一般愿望是获得解脱，脱离生死轮回，在一种永恒的状态之中获得安息，以实现与梵合而为一。
印度教同耆那教一样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认为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罪恶，即使踩死一只蚂蚁也认为是不仁。这种思想对印度人影响很大，他们忍受伊斯兰教教徒的压迫及英国的殖民统治，用超乎寻常的忍耐力，终于实现了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