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是东汉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与东汉前期有着明显的差异。东汉前期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光武帝、明帝、章帝的管理思想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性和实践性。到了东汉中期，主要是一些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如王符、崔寔等人，对现实社会的管理思想进行检讨，而提出一些针砭时弊的思想方法，缺少了东汉前期的实践性。本节先论述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然后介绍这一时期管理思想方面的主要代表，最后阐述本时期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
从和帝开始，东汉政权不再稳定，朝廷内部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封建统治趋于黑暗腐朽。东汉初期，皇族多与豪族联姻，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不允许后妃外戚干政。但是，光武帝、明帝、章帝尚能控制后族，而东汉中期，和帝9岁即位，之后即位的皇帝也多为幼童；皇帝年幼，于是年轻的太后临朝。这些临朝的太后们，年龄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丈夫，精神空虚颓废，于是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管理上来。然而，她们缺乏管理经验和相关的政策措施，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机器，不得不重用她的后族父兄来协助管理朝政，这样就形成了外戚当政的局面。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外戚当政，政治非常黑暗，更无可以称道的治国指导思想可言。他们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广收贿赂，打击异己，各种管理异常混乱；他们贪得无厌，派人到各地搜刮财物，不实行任何发展经济和管理经济的措施。
但是，到了皇帝成年，为了从外戚手里夺回政权，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宦官。《后汉书·宦者列传》云：“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09页。而由于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习惯、性情，是皇帝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不甘忍受外戚的作威作福，要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最高权力时，必然与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发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成为皇帝的天然盟友。于是，皇帝依仗自己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夺回了权力。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这样就形成宦官当政的局面。宦官当权，其黑暗腐朽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有少部分原来就是豪族，但更多是暴发户，专权后根本不讲究和实施任何治国理政的措施，而是急不可待地残酷掠夺社会财富。他们还把父兄弟侄安插在各地做官，这些人仰仗着当权宦官的权势，在地方上掠夺甚于虎狼。随着皇帝的去世，因为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于是又由新的外戚当政。这种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使国家管理异常混乱，是东汉中期和后期的一个特点。
面对这种混乱的管理局面，一些思想家、政论家对现实进行反思和省察，提出一些救治当时混乱局面的管理主张。
二、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符和崔寔。
（一）王符
王符（公元约85~约163年），字节信，东汉政论家、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王符一生隐居著书，对世道政治、民生疾苦非常关心，对政治、经济、管理都有较为深刻的见解。《后汉书·王符传》记载：“（王符）少好学，有志操……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②（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0页。王符终生不仕，其《潜夫论》，今存本36篇。全书以《赞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选贤用能、边疆管理等内外管理策略，还兼及时政弊端和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②（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0页。
（二）崔寔
崔寔（公元约103~约170年）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东汉中期政论家，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祖父崔骃为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父亲崔瑗为书法家。崔寔从青年时代就博览群书。成年后，在桓帝时曾两次被朝廷召拜为议郎。曾与边韶、延笃及等人在东观（皇家图书馆）著作。他还两次出任为外官，先是为五原（在今内蒙古河套北部）太守，在任期间着力解决民生疾苦；整顿边防，以保证边境安宁。由于他在五原政绩卓著，三四年后又被推举为带有边防重任的辽东太守，但赴任途中母亲病故，“上疏求归葬行丧”（《崔寔传》），④（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31页。获准。后来升为尚书，由于党祸不到一年便被免归。崔寔为官清廉，病卒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崔寔传》）。④（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31页。后由一些好友为其备办棺木葬具。崔寔是继崔骃之后崔氏在文林中最享盛名的一个，他一生“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各类著作凡15篇，其中《政论》为代表作；另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名著《四民月令》，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上述两部著作中。
三、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王符和崔寔在管理思想上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兼容儒法；二是重农不抑商。
首先，兼容儒法。王符《潜夫论》虽然反映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但主流还是儒家思想，兼杂有法家和道家思想。王符未能摆脱西汉思想的影响，《潜夫论》主张兼用儒家和法家，《德化》云：“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56页，见《诸子集成》（第八册），中华书局2006年。本著所引《潜夫论》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叙录》云：“兼秉威德，赏有建侯，罚有刑渥。” （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96页。认为管理要兼用儒家和法家思想，这显然与汉初儒生持论相通。但到了东汉中期，儒家名教的德化之治已经显得不切实际，宫帷祸迭，吏治败乱，民不聊生。《爱日》云：“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88页。《三式》云：“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87页。随着时代变换，王符认为管理要“各随时宜”，认为“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者之言也”（《衰制》）。（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101页。因此，他认为管理要兼容儒家和法家思想，儒法德刑可以互补为用。
崔寔亦主张管理要德法兼用。《政论》亦云：“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3页。“德”和“刑”都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要兼采德刑。
其次，重农不抑商。《潜夫论》主张“重本抑末”，但这里的“末”，不是指工商业，而有其特定的内涵。《潜夫论》思路与《盐铁论》也不一样，《盐铁论》中本（农业）就是本，末（工商业）就是末，二者是一对一的关系，反映了时人对西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时至东汉中期，经济渐趋衰败和复杂化。针对这个现实，王符认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东汉）王符著：《潜夫论》，第6~7页。这样就把西汉一对一变为三对三，扩大了支持范围，缩小了打击范围。这一思想，是极富独创性的真知灼见。
崔寔有浓厚的重农思想。《政论》云：“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圉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4页。但他重农不抑商，其《四民月令》安排士、农、工、商“四民”的生活，就是以农业、小手工业收入为主，商业收入为辅来维持的。他做五原太守时，就组织技师把中原的纺织技术教给了边郡五原的人民，使他们免除了寒冻之苦，亦可见他重视工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