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黄老道家思想，是指在秦汉之际出现的假托黄帝之言，改造老子学说，并吸收先秦儒家、法家等诸子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杂，它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儒、法、名、阴阳诸家，内容颇为庞杂；二是实，它继承了先秦道家清静无为、以虚为本等思想，吸收了儒家和法家等诸家积极的内容，提出一些适合社会现实政治的管理策略，形成一种以虚为本、虚为实用的哲理体系。对于这一哲理体系，《太史公自序》云：“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9页。准确地概述了这一思想体系的优点。该体系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新语》、《新书》、《淮南子》等论著中，这一方面是道家思想发展变迁的结果；二是体现在萧何、曹参、文帝、景帝等政治管理者的实践中，这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西汉前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秦始皇与李斯等严刑峻法，暴政虏民，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在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中崛起的刘邦，由于其知人善任，从善如流，终于在楚汉战争中打败勇而少谋、唯用武力的项羽，在亡秦的废墟上建立了西汉政权。西汉前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出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对历史，尤其对亡秦各个方面的反思中，采纳并有效地实施了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的管理思想。
首先，刘邦、萧何、曹参等人都曾经做过秦王朝的下级官吏，对亡秦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等方面有着真切的体会。他们对秦王朝战争频繁、屡次大兴土木、官僚机构庞大的现实以及秦朝统治者的独裁专制、横征暴敛、法律苛残记忆犹新。当他们成为新生的汉朝政权的统治者的时候，出于对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自然要反思秦朝管理的得失，需要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以亡秦为鉴，反秦之敝，改弦易辙，调整管理的措施，新生的汉王朝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秦王朝。
其次，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至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建立在亡秦废墟上的汉朝政权，面对满目疮痍、经济凋敝、民生艰危的现状，如何恢复社会的生产力，就成为整个国家管理阶层所必须重视的问题。久经战乱的全国人民也渴望社会安定，休养生息。《吕太后本纪》云：“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2页。于是，国家管理阶层的最高决策者们垂拱而治，与民休息。
最后，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沉重打击，新生的刘汉王朝统治基础极为薄弱，国家政权内外交困。一方面，刘邦在夺取天下的战争中为了笼络人心，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主要有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异姓诸侯王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对于中央权力的稳定和巩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汉初刘邦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应对异姓王的战争，以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汉初对外又无力抵抗和防御匈奴的侵扰，只得采取屈辱的和亲与进奉之策，这种和亲政策一直持续到景帝时期。汉初统治阶层根本不可能承袭经济实力雄厚、武力强大的秦王朝那种方式管理国家，必须有适应当时内外交困的现实国情的新管理思想和策略。
另外，由于秦朝严刑峻法，其专制和残暴给法家学说的声誉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时的思想界也呼唤一种能够纠秦之弊的思想学说。于是，倡导“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出现并大得其道，就具有了必然性。
二、西汉前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西汉前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萧何、曹参、陆贾、贾谊、文帝、淮南王刘安等人。
（一）萧何
萧何（？~前193年），秦末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年轻时任沛县功曹。平时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他追随刘邦起兵于沛，并在重要关头显示出其卓越的才干。刘邦攻克咸阳后，萧何迅速赶往秦丞相御史府，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刘邦军队巩固的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刘邦前线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推荐韩信，后者更为刘邦夺取天下建立了显赫功勋。他采摭秦朝法令，制定新的律令制度，作《九章律》。在管理思想上，他倡扬黄老道家思想，主张“无为”之治。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他又协助刘邦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反叛。刘邦去世后，他辅佐惠帝。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
（二）曹参
曹参（？~前190年），字敬伯，秦末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时，曹参做沛县的狱掾，萧何为主吏，他们就是县里有名望的官吏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他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建汉后，任他为齐王刘肥的相国。被封为平阳侯。陈豨谋反，曹参以齐国相国的身份领兵打败了陈豨部将张春的军队。之后黥布反叛，曹参以同样的身份跟从刘肥与刘邦合攻黥布，大败敌军。他前后共打下了122个县。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仅次于萧何。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相国的法令，曹参为齐国丞相。此时他听说胶西有位叫盖公的人，精研黄老学说，就厚礼把他请来。他为齐国丞相九年，以盖公清静无为的思想为指导管理齐国，百姓安居乐业，被称为贤相。公元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继任汉丞相，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管理国家，“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相国世家》）（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9页。这就是“萧规曹随”。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曹参死，被谥为“懿侯”。
（三）陆贾
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年），祖籍楚国，汉初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年随刘邦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刘邦即帝位，它被任为太中大夫。他口才极佳，曾两次出使南越，皆不辱使命，说服南越王尉佗归附汉朝。他劝说丞相陈平结交太尉周勃和联络诸大臣及宗室王侯，在诛杀诸吕、迎立文帝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著有《新语》、《楚汉春秋》。陆贾的主要功绩不仅在于他的政治活动，也在于他儒道法兼容的政治管理思想，他为刘邦创构了一套“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
（四）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少有才名，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但在23岁时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33岁忧伤而死。著有《新书》58篇、疏7篇、赋5篇，不仅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极有创见，而且大都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刘向称赞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5页。徐复观亦云：“贾生所吸收的诸子百家，非仅供繁征博引以供加强自己论点之资。最难得的是由斟酌取舍而融会贯通，以形成他的诸子思想、哲学思想上的独特体系。”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五）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惠帝刘盈之弟。公元前196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恒为代王。刘邦去世后，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平定诸吕叛乱，迎刘恒入京为帝，即汉文帝。文帝谦逊克己，生活俭约节欲，喜好黄老道家之学。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弛山泽之禁”（《货殖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实行金融自由政策；减轻刑罚，这些措施促进了农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海内殷富，家给人足，社会稳定。他还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友好的政策，使边境安宁；在北方屯田，既起到了防御匈奴的目的，也开发了边境。还先后平定了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的叛乱；之后他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诸王力量。文帝在位23年，稳定了汉初的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与其子景帝两代，开创了汉代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六）刘安
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在今寿县）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16岁的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驰骋，潜心于治国安邦和著书立说。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该书有《内篇》21篇、《外篇》33篇、《道训》2篇，20余万言。另著诗赋杂著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管理、哲学、伦理、史学、文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诸多领域。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刘安关于管理的基本思想是“无为而治”，改进了道家思想，不循先法，不守旧章；他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措施；他善用人才，体恤群生，使淮南国国泰民安。公元前122年，武帝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迫其自杀。
三、西汉前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无为而治
西汉初期黄老道家的管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实行无为之治。陆贾《新语·无为》云：“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页，见《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年。本著所引《新语》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陆贾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论证了这一原则，一方面，虞舜和周公都采用“无为”的原则来管理国家，且都实现了天下大治。“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西汉）陆贾：《新语》，第6页。另一方面，秦始皇“有为”之举就是反面例证。“秦始皇设刑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西汉）陆贾：《新语》，第6~7页。始皇设酷刑、筑长城、伐四方，极为有为。结果天下越乱，奸邪越炽，敌人越多，致使秦国很快灭亡。陆贾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管理不得其要，举措太多。因此，“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西汉）陆贾：《新语》，第3页。这种融通了“德”、“仁”、“义”的“无为”，不等同于老庄的“无为”，这正是黄老道家学派的特点。
《淮南子》对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也有明确的论述，一方面是批判秦国的“有为”管理方式，认为成功的管理要“去苛严之法，去烦苛之事”（《览冥训》）。（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97页，见《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本著所引《淮南子》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本经训》云：“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无禨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17页。最理想的管理是管理者明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的各种规律，并遵循这些规律而不作任何人为的干预，这样就能够天下太平。这一管理原则强调主观与客观的契合统一，并在这种契合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原道训》亦云：“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8页。认为“无为”就是在管理中尽可能不干涉或者少干涉管理对象，各级管理者各司其职，毋扰民，让民众安心生产生活，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在西汉前期具有积极意义。
（二）法治与德治并用
老子和庄子基本没有提倡法治和德治，汉初黄老道家则不然，他们认为在无为而治的基础上，重视法在管理中的作用，也强调德在管理中的功能，并就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主张。陆贾《新语·道基》认为，民众都“好利恶难，避劳就逸”，所以，“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⑤（西汉）陆贾：《新语》，第2页。管理者“立狱制罪，悬赏设罚”，采用“法”的目的虽然是使民众能分别是非，明辨好恶，明察奸邪，清弥祸乱，但民众仍不懂“礼义”，所以还要对民众进行教化，“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⑤（西汉）陆贾：《新语》，第2页。但是，这些都还不够，要想实现大治，还要施行仁德之治。《新语·道基》云：“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西汉）陆贾著：《新语》，第2~3页。管理者要具有宽博浩大、恢廓密微的道德情怀，这样才能够“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新语·道基》中多次反复强调德治，“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
刘安亦主张德治与法治并用。《淮南子·泰族训》云：“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民交让争处卑，委利争受寡，力事争就劳，日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赏而劝善，畏刑而不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6页。认为治理国家有两大要务：一是对百姓的道德教化和生活方面的补养，二是法令要公平公正。《淮南子·兵略训》云：“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55页。都是强调德治和法治交相为用。《淮南子》还认为好的刑法应该做到“刑省而奸禁”，“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淮南子》还提出了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制刑而无刑”（《兵略训》），（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53页。即虽设有刑法，但人民不犯法，即如无法。但法令不是万能的，仍然有其局限性，“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泰族训》）。（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57页。其对法令功能的认识是极为准确的。《淮南子》认为管理者首先重视德治，把法治放在第二位，承袭了荀子关于德与法的关系的思想，对刚从秦王朝的苛政烦刑下解脱出来的人民，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为邦本
汉初黄老道家学派认为，严刑峻法、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是秦朝快速灭亡的最重要原因。这种苦民伤众的管理，完全背离了先秦思想中认为“圣君贤臣”立法设刑是为了兴利除害、尊君安民的目的，必须改变。这方面可以《淮南子》为代表。《淮南子》指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诠言训》）⑤（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36页。统治者管理的成败关键在于“得民之与失民也”，楚昭王和楚灵王就是正面和反面典型，“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泰族训》）。（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362页。如何才能安民、得民呢？首先是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主术训》）。④（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7页。对于农业国家而言，就是重点发展农业、畜牧业、种植业，“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主术训》）。④（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47页。在此基础上，管理者还要省事节欲，轻徭薄赋。“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诠言训》）⑤（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236页。其次是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应得到必要的保护，“养民以公……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主术训》）。（西汉）刘安著：《淮南子》，第128页。要法令省约，法宽刑缓，这样才能“天下一俗，莫怀奸心”，国家大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