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不仅因袭明制，维护封建法律制度体系，而且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清朝法律在“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满足自身的特点及现代社会的现实，制定出的法律内容和司法体系。既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保障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从而维护了清朝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需要。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10下折责4板，再除去不足5板的零数。徒刑1至3年共5等，分别附加杖60至100，每等递增10杖。流刑2000里至3000里共3等，每等附加杖100。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即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
《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5年。
除以上法定五刑外，清朝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徙、枷号、刺字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2000里、2500里、3000里、4000里、4500里等。
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枷号和刺字均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
清朝在继承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一是扩大自首适用范围。如康熙时的《督捕则例》鼓励逃犯“自回自首”，逃亡3次自首仍可免罪；嘉庆时规定，在监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归者，按原罪名减一等处置。
二是加重处罚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盗杀伤之罪，不分首从，一律按首犯论处。
三是实行类推报批制度。清律对唐律的法律类推加以限制，规定“断罪无正条”者，虽可使用类推，但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断。
四是化外人案件属地管辖。对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弃唐律分别适用属地、属人的原则，改为凡来降人犯罪者，依律拟断。
对于强盗罪，清律规定，凡是以强盗方式得到的财物，不分首从，皆斩；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侵犯城池衙门等行为，积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斩首示众；响马强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枭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盗行劫官帑、漕船，粮船水手行劫杀人等，也都斩首示众。
在经济立法方面，清朝入关以后，鉴于明末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明令废除“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并仿效明制编订《赋役全书》，于1657年颁布，开始建立清朝赋役制度。
《赋役全书》主要内容包括：登记土地、人丁的等级与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记载各地承办内廷及朝廷所需实物贡赋的种类与数量；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等。
康熙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民人口大量流动，原来按人丁征税的赋役制度已经难以保障。1712年下诏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征收丁银，今后再生人丁，永不加赋。
1716年，广东各州县率先实行“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银额按土地亩数平均分摊到田赋中，不再按人口征税。至1723年，又将“摊丁入亩”之制推行到全国，从而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废除了沿袭2000年的人丁税，削弱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1646年，顺治帝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同时，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
为了发展私营商业，清朝废除明末加征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贵族欺压掠夺商贾，以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1686年，还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监督商税的征收，管理市场物价，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1757年清朝规定“一口通商”，这唯一的通商口岸就是广州。外国商船只能至广州港停泊交易，由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
当时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而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等也严格限制数量。
此外，清朝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行“十三行”进行，由它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
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华行为举止的保证人，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均由行商转达，而中国官府对外国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传达。十三行还在广州城外开设“商馆”，供外商作为来华贸易的办事处和住所。
以上诸项海外贸易立法，束缚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开展，阻挠了中外正常贸易的进行，影响了社会经济顺利发展。
在行政立法方面，在清朝行政管理体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军政事务由其“乾纲独断”。
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和臣下结党营私，清律严禁宦官参与政治，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及内外官交结，犯者按“奸党罪”处斩。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设内阁，代拟批旨，呈进奏章。
内阁大学士名额不定，康熙时多用满汉大学士4员，雍正时6员，乾隆时增协办大学士一两员。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实权远不及明朝，仅仅具有上传下达的职权。
在内阁之外，还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等辅政机构。雍正即位后，因西北用兵而设立军机处，取代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侵夺了内阁的部分职权。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只服从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专制极端化的标志。
内阁与军机处之下，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员外郎等属官。六部长官对皇帝负责，只能奏请皇帝颁发必要的诏令，无权向地方直接发布命令。
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监均有较大裁并，九寺只剩下审理刑狱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马政的太仆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会的光禄寺和鸿胪寺；五监仅剩下掌国学政令的国子监；只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维持明朝时的地位。
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4级。明朝临时派遣的督抚已成为固定的省级长官，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但必须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时行政上的独立性，成为隶属于督抚的分理地方民财和刑狱的两个机关。
省下设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负责联络省与基层的关系，由道员主管政务。道下设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经济与司法等事务。与府平级的机构有厅和直隶州。府下设州和县，州置知州，县置知县，由中央直接派遣。县下设有征收赋税钱粮的里甲和防范盗贼的保甲。
在职官监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袭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为监察机关，长官为左都御史。为了集中皇权，将六科给事中并于都察院。
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纠弹，使监察机构实现一体化。当时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将军机处以外的所有机关和官员都纳入监察稽违的范围之内。
1690年，康熙令左都御史为议政大臣，参与朝政决策，充分发挥科道官作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则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别对府、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同时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
清朝的会审制度有所发展。除了从明朝的“九卿圆审”发展而来的九卿会审外，还制定了朝审、热审和秋审制度。
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刑部判决的案件，以及京城附近发生的斩绞监候案件。热审的目的是加快笞杖刑案件的审理判决，疏通监狱，以防在暑热天气庾毙囚犯。秋审是清朝最重要的死刑复审制度，因为是在每年秋天举行而得名。
秋审审理的对象是全国上报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案件经过秋审复审程序后，分四种情况处理：
第一，情实：罪情属实、罪名恰当者，奏请执行死刑。
第二，缓决：案情虽属实，但危害性不大者，可减为流3000里，或减发烟瘴极边充军，或再押监候办。
第三，可矜：指案情属实，但有可矜或可疑之处，可免于死刑，一般减为徒、流刑罚。第四，留养承祀：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但有亲老丁单情形，合乎申请留养条件者，按留养案奏请皇帝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