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备的封建法律体系，包括立法指导思想，立法体系和司法体系。唐朝法制指导思想重德重礼，以政教之本，刑罚为辅，立法技术空前完善，司法方面也有长足进展。唐朝空前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唐朝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开明的皇帝，他以隋代统治者骄奢淫逸、残酷无道，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迅速亡国的教训为鉴，由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重臣辅佐，励精图治，推行了一整套比较开明的政策，出现了贞观盛世的繁荣局面。
唐初统治集团深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以唐太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确立了唐朝“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朝承用隋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典；令是关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制度的法典；格乃经整理的皇帝的制敕，具有法规汇编性质；式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使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对律、令、格、式的关系，综上可见，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行的制度、准则和规范，律则是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者明确区分，协调应用，这是初唐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力求审慎处理刑狱和法制划一的显著反映。
唐朝的立法活动前期以修律为主，后期主要是编敕与制颁刑律统类。先后制定了《武德律》、《贞观律》、《唐律疏议》、《大中刑律统类》、《开元律》及《开元律疏》，还有《大中刑律统类》。它们被统称为“唐律”。
《武德律》由唐初光禄大夫、侍中刘文静等在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53条新格，并于624年颁行。共12篇，500条。
《贞观律》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对《武德律》作了较大修改，主要有：增设加役流作为死罪的减刑；区分两类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以及类推、断罪失出入、死刑三复奏、五复奏等断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等修。当时为了在全国统一标准，长孙无忌等奉命对《唐律疏议》的律条和律注逐条逐句进行解说，并对司法中可能发生疑难的问题，自设问答，最后完成30卷，计12篇502条，经唐高宗批准颁行。
《开元律》及《开元律疏》为734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12卷，《开元律疏》30卷，令、格、式等也有所刊定。
《大中刑律统类》是唐宣宗时由张戣编成。张戣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12卷奏上，唐宣宗诏令刑部颁行。此法在法典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唐律内容涉及刑事、民事、经济方面的内容。在刑事方面，主要罪名有危及封建国家政权、有损皇帝尊严罪，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造妖书妖言等罪；有悖逆封建家庭伦常罪，如不孝、不睦、不义等；有官吏失职、渎职、擅权、贪赃等犯罪，如擅离职守、泄漏机密、以权谋私、枉法贪赃等。此外还有触犯封建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罪，危害公众、妨碍城市和市场管理罪，侵犯人身罪，侵夺财产罪等。
唐朝刑罚制度主要是五刑，即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共20等。除“十恶”等一些严重的犯罪外，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铜来赎五刑。
在民事方面，唐律涉及所有权、契约关系、家庭与婚姻及继承方面的内容。唐律在私有土地面积的限制，遗失物、埋藏物的归属，山林、矿产的所有权等方面作了相关规定。唐律对民间契约如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和租赁契约等关系，以守信为原则作了规定。
唐律有关家庭与婚姻的律令比较详细。唐律确保尊长对卑幼的权威，确保妻“伏”于夫。唐律令在婚姻的成立与解除方面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在经济方面，唐律对专卖及对外贸易作了相关规定。专卖法主要是关于盐、茶、酒的各项规定。对外贸易制定了互市和市舶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同样也很完备，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唐朝司法机关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系统，是自商鞅变法之后下来的传统。
在这两套司法体系中，中央司法系统居于主导地位，皇帝集司法、行政、监察、军事大权于一身；地方司法机关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很有限。这充分体现了唐朝进一步发展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唐朝制定了官吏监察制度。隋初依汉魏之旧，中央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唐承隋制而有所调整。中央仍设御史台，御史大夫为长，御史、中丞两人为副，掌持全国刑宪典章。
其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若干人组成。
台院的侍御史在诸御史中地位较高。其职掌是纠察百官，弹劾违法失职者，并负责或参与皇帝交审的案件。殿院的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及其他大朝会等。察院的监察御史品级较低，但职掌广泛，权限不轻。主要是监察地方官吏。
唐朝的诉讼制度，主要规定于唐律《斗讼》篇之中。告、诉都有严格程序，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不许越诉。越诉及受理越诉者各笞40。应受理而不受理者笞50。
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接告诉；有关主管官员不即刻受理者，加罪一等；告诉不实者，杖80；冲撞皇帝仪仗队申诉者，杖60。
为了防止滥诉，严惩诬告，唐律规定，凡是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者笞50。替人写诉状控告别人犯罪，增添情节，与所告事实不符，也笞50，以示负责。严禁以匿名的方式告人罪，违者，流2000里。诬告人者各反坐。
除谋反、谋大逆、谋判罪外，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告亲尊长及至亲者，即使确有实情，也要徒刑两年。属下、奴婢告主者，处绞刑。
被囚禁的犯人，除知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以及被狱官虐待可以告发外，不得告发其他的事。年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重病者，除了有重大问题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子孙不孝等可以告外，其余不得告。
唐朝的审判制度，主要规定于唐律《断狱》篇之中。
司法官在审讯中，首先必须弄清案情，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词、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必须实事求是，既不许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把有罪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
司法官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断罪，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事属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事属过失，以过失出入人罪论。
为了防止司法官专横，滥用“拷讯”，对此规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违法拷讯而致人死者，有关官吏徒两年。对有疮、有病的人犯进行拷讯者，处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应议、请、减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100日再拷，违者分别处杖、徒刑。
唐律还严格规定了上诉复审及死刑复奏程序。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级别在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是否服罪及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违者，司法官笞50。
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决必须奏报皇帝，经皇帝核准后等候执行死刑的犯人称死罪囚。对死罪囚执行死刑，还要3次奏报，得皇帝许可，才可执行。
唐朝监狱的设置和管理，较前都更趋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师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
总之，唐朝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封建统治。
唐朝立法充分吸取前代经验，立法技术相当完善。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有分工、有联系，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唐律用语精练明确。
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由此可见，唐律体现了立法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