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末，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下的一座方塔下面，发现的西夏文经卷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活字技术印成的印刷品实物。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置专门掌管刻字机构的王朝。西夏的活字印刷术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
2008年8月19日的《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题为《荷兰市长抗议奥运开幕式，称荷兰人发明活字印刷》的文章，文锋直指8月8日晚，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字模”表演：897块字模整齐排列，在目不暇接的变换中，唯一不变的是字模组成的汉字——“和”。它以不同时代的不同字体展现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神奇魅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印刷术的神奇魅力。此举也引来了世界印刷术之先的东西方之争。西夏文字和这场论争有什么关系呢？
2008年8月11日，荷兰哈勒姆市的市长施奈德斯给北京市长写了一封抗议信，声称“印刷术是由哈勒姆市市民科斯特于1400年前发明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信中，施奈德斯还附了一张科斯特雕像的照片。这个抗议引发了新一轮印刷术的东西方之争。因为，此前的西方人普遍认为德国人古滕贝格是“印刷之父”，至于施奈德斯所提到的科斯特，在西方虽有过争议，但已不是主流意见。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比古滕贝格的金属活字早400多年。但西方国家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文字记载，没有文字实物来证明。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可见，毕昇死后，他所使用的泥活字可能没有再使用，这就是宋代采用泥活字技术印刷的实物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的原因。尽管在南宋和元代也有使用毕昇泥活字方法印刷书籍的记录，但这些早期活字印刷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1908年5月23日，星期六。在181窟找到了用来印刷的许多方形的蒙古文活字，同时还发现了一些西夏文印刷品残卷。”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笔记》中关于敦煌木活字发现经过的一段现场记载。其时，伯希和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在敦煌千佛洞进行全面勘测和考察，在莫高窟北区的第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464窟）的积沙中，发现了许多文献及960枚木活字。由于发掘匆忙，伯希和将这些回鹘文的木活字误认为是蒙古文木活字。之后，他从看管藏经室的道士手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大量珍贵文献和艺术精品，包括那960枚回鹘文木活字和一些数量不详的西夏文活字，带回法国后，由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至今。当时的敦煌一带属于西夏境内，这些活字表明西夏境内的回鹘人已经掌握了活字印刷技术，并用回鹘文制作活字，成功地使用了活字印刷术，开创了字母活字的先河，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含有最小语音单位的活字实物。这些活字的创造和使用的时间在12世纪下半期到13世纪初，比德国的古滕贝格使用字母活字早200多年。西夏境内的回鹘文活字印刷在世界印刷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但这些西夏境内的活字技术可能是从西夏内地传过去的，因为，那时的西夏内地，活字印刷品已经非常普遍了。
1990年11月末的一天，宁静中带有寒意的贺兰山腹地拜寺口沟内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座古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和公安厅立即组织人员前往调查，在现场发现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这些文字明确了古塔始建于1075年，从始建到被毁历时920多年。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献中，以藏传佛教密宗经典的佛经为主，其中出土的9册之多的藏传佛教秘典完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仅是西夏文佛经中的海内外孤本，而且是藏密经典中最早的刻本（藏文佛经晚至明代才有刻本）。更重要的是，上面出现的字样颠倒现象很快被专家认定是木活字印刷的明证。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科技司专家确认，贺兰山下发现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截至当时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实物。
西夏尚未建国前，西夏境内的一些地区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刻印业。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后晋时期的观音像和《金刚经》，就已经是完整的雕版印刷品。西夏王朝建立后，其印刷业发展很快，西夏王朝内部的行政机构设置中，发达的文字和印刷业使政府结构中出现了专门负责刻印事业的刻字司。虽然这是西夏政府五等机构中末等司的第一个机构，但表明西夏不仅重视自己的文字和印刷业，还将它提升到国家直接管理的高度。官府印刷机构和大批民间印刷作坊积聚在西夏国都兴庆府，使这里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刷、出版基地。印刷业的发达推动了西夏大批法律、文书、佛经的刊印，不仅促进了西夏文字的普及和推广，也极大地推动着西夏文化的普及。同时，翻译成西夏文字的《论语》《孙子兵法》等汉地经典的刊印、发行，体现了西夏文字越来越强大的功能和作用。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0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著名的有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活字版330多面的《维摩诘所说经》，甘肃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这些西夏中期的泥活字印刷品，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一样，成了中国最早采用活字技术印刷的实物。
随着活字印刷技术的不断提升，西夏的政府机构中逐渐添加了一个专门管理活字印刷的机构——纸工院。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发明泥活字的成功过程，同时，也说明了毕昇发明木活字印刷没能成功的原因：“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黏，不可取。”（《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版印书籍条）而西夏不仅推行了泥活字印刷技术，还成功地创造了木活字印刷，并使之很快成为活字印刷的主流，印刷质量也很快超过了泥活字印刷。除了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木活字印刷品外，黑城出土的西夏文《三代相照文集》《德行集》、英国人斯坦因1914年在黑城遗址中挖掘的2757号《佛说父母恩重经》、1917年在宁夏灵武发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敦煌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散页等，都是木活字印刷品。在未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刷实物之前，传统史学界一致认为木活字印刷是元代农学家王祯于1298年发明的，其标志是王祯使用木活字印刷了自己写的《农书》，而且在该书的卷尾附上了“造活字印书法”的字样。西夏木活字印刷品的发现，将中国木活字印刷的时间上限提前了近100年。
西夏活字印刷术的历史意义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西夏境内高超的活字印刷技术，使西夏王朝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成为中国历代少数民族王朝中唯一管理印刷技术的部门，反过来也更大力度地促进了活字印刷在西夏境内的普及；二是为东西方关于活字印刷的论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西夏早期的泥活字印刷品，确立了中国在世界首创活字印刷上的地位；三是西夏境内众多地点出土的活字印刷品，反映了活字印刷在西夏王朝内部的普及范围之广，和活字印刷在中原地区比较冷落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也为早期活字印刷的制作、排版、印刷工艺等环节提供了详细的工序记载；四是体现了活字印刷工艺西传的路线，即西夏从内地引进活字印刷技术后，不断改进，传到敦煌地区后，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活字印刷实物回鹘文印刷品，再由敦煌地区传进西域乃至西方。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活字印刷技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期，在地域上，则体现了从中原地区经由西夏境内向西推行2000公里的地域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