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于元丰年间亲自主持了管制体系的改革，史称“元丰改制”。而西夏在此期间也掀起了向中原学习的高潮，从青藏高原上迁徙而至黄土高原，其实就是党项羌不断向汉地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被历代党项羌的首领承续下来，一个善于学习的王朝，有了一个内在力量逐渐壮大的族群。
宋夏战争使宋朝开国后的财政积累剩下一个空壳。仁宗时期的军队开支占到了全部财政的5/6，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在和西夏、辽的战争中，却一再处于劣势。
一代名臣王安石在这种背景下出场了。王安石22岁时到开封府应试，据说他的文章本已名列状元，因为被考官发现有触犯忌讳的文句，降为第4名进士，派任淮南判官。其间，他的文章逐渐得到当时文坛的注意，被誉为唐宋八家之一的曾巩看到他的文章后，转交给已位极人臣的欧阳修。欧阳修看完后大为赞赏，主动和王安石通信，后来推荐王安石进入京官行列。王安石和苏轼等一代名士们开始呼吁改革，这种改革的呼声正好契合仁宗的心理：改变50年间深受契丹和西夏武力威胁的局面。
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神宗问王安石：本朝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王安石回答说：“变风俗，立法度是也！”这个回答令神宗喜悦，随后令王安石开始变法，围绕理财、强兵和育才等方面开展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使王安石赢得了“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称号。和仁宗时期的包拯提出清丈土地、调查土地兼并情况，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措施，韩琦的陈七事、救八弊，苏轼等人提出的富国强兵等改革措施比起来，王安石因为手中执掌的权力以及得到来自皇帝的支持，使得其变法的效果比前面的这些大臣提出的改革走得更深、更远些。
长期深入到和西夏作战的前沿并积累了诸多经验的韩琦，曾经担任西夏防卫军团的联合总指挥，后担任过宰相，是北宋的三朝元老，因为提出诸多改革措施没被采纳，便告老还乡。宋神宗在为他送行的宴席上问：“王安石可否主持国政？”韩琦坦言：“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这个评价在王安石的具体改革过程中得到了印证，新法很快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当时，支持王安石的高层领导中只有老宰相曾公亮，他对王安石的评语是：“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反对派的实力强大成为阻挠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力量，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就是保守派中的一员。因为王安石得势，他便到洛阳专心去修《资治通鉴》去了。后来保守派逐渐在皇帝那里得宠，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宋神宗主持元丰改制，重点放在了改革官制、整顿军制上，这些举措很快被西夏得知，他们也仿效北宋。
党项羌自从进入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后，就一直没有中断向邻近地区尤其是汉地的学习。尤其是到了元昊建国后，政治制度、文化建设、榷场贸易甚至市井民生等各方面，均在一种开放的形态下接受着王朝周围地区先进文化的濡染。1032年，元昊将贺兰山下的怀远镇定为新的都城，不仅城市的建设规划仿照唐宋时期的汉地建筑特色，就连兴庆府的名称也参考当时宋朝的都城开封府而命名，朝中的官职机构，也参照唐宋制度而定。针对游牧和游击时代党项羌无论男女都穿着褐色的皮衣、身上披着毛毡的穿着习俗，元昊即位后就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官民服饰，分开了官民服饰上的等级。文官像汉地官员那样穿着靴子、手执笏板、身穿紫色或红色官服；武官则按其品级分别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和黑漆冠，身穿紫色官服，腰束金涂银束带，佩戴解结锥、短刀、弓箭袋；平民百姓则只准穿青色或绿色衣服。
元昊虽崇奉武力，在文化建设上坚持学习汉地的先进文化，改革礼乐就是他执政期间完成的一种文化改革。党项羌在拓跋赤辞降唐之前，固守着高原游牧民族的礼俗，乐器也只有琵琶、箫、笛子等，降服于唐朝后，接受了汉人的跪拜礼节。唐朝末年，由于党项羌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政府不仅分封党项羌首领，唐僖宗还赏赐拓跋思恭全套鼓吹乐器。这些乐器在党项羌人的手中，被赋予了自身民族的音乐元素，历经五代到宋朝时，已经有了独具自身特点的民族音乐韵味，《金史》卷一三四之《西夏传》中记载这些音乐是“音韵悠扬，声乐清厉，犹有唐代遗风”。德明时期更是将这些音乐遵依宋朝。到了元昊时期，他认为这些过度依附宋朝音乐的礼乐已经“不足法”，他对野利旺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也。”他下令将学习中原的九拜礼仪改为三拜，改乐之五音为一音，并下令在国中通行。对于大臣朝见皇帝的礼仪，元昊参照党项礼俗，规定每月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参照中原王朝的官职设立了宰相，并让党项人宰相押班，百官按照品级排列参谒。如果有执笏不端、行立不正、拜见皇帝时失礼的大臣，会得到处罚。宋仁宗即位后，曾经于1033年和1039年两次释放宫女共计470人，元昊暗地里下令让人高价购入这些宫女，安置进内宫。通过询问这些宫女来打听宋朝的朝廷礼仪、官职设置，甚至一些宫廷内的秘事，作为自己改革朝政的一个重要参照。
在文化建设上，元昊更是注重向汉地学习。继承父位后，他于1034年12月向宋朝进献50匹马，求佛经一藏，得到了宋朝的允许。随后的5年时间里，又先后从宋朝求得两套佛经，完成了后来通过佛学理论在王朝意识形态领域内奠定思想基础的任务。1035年1月，天竺僧人善成一行9人前往宋朝进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路经西夏控制的夏州境内时，元昊在驿馆中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遭到拒绝，元昊便将这些僧人强行扣留。两年后，元昊再次上表宋朝，允许他派遣使臣前往五台山供佛。此外，元昊参照汉地风俗，规定每年的4个孟朔日为“圣节”，届时境内的所有官吏百姓必须拜佛，为他诵经求福。
西夏立国前，党项羌的军事制度明显带有部落文化特色。每次发兵前，各部首领在占卜后，带人狩猎，打到猎物后就下马坐成一圈，饮酒论事。在一种民主的氛围中各抒己见，选择正确的意见作为行动的指南。那时的党项部族以一家为一帐，男子满15岁为丁（这种男子成年的年龄标志，不同于汉地）。元昊继位后，以法令约束各个部落，选派豪族子弟擅长射箭者5000人，成为自己的“御林军”。元昊建国后，在全国境内设立12个监军司，主要领导由党项羌人担任，明显具有党项自己的军事特色，内部建制又借鉴了汉地宋朝的军事特色。
谅祚时期，开始亲汉政策，在体制学习上继续向宋朝靠拢。首先将自己的族姓重新恢复为唐朝封赐的李姓，除蕃部设立漠个、昂星、昂聂、阿泥等官署机构外，还在汉部增设了尚书、侍郎、郎中、宣徽南北院使、中书学士等官职名；同时改宋朝制度中的24司为16司，分管6曹事物，比元昊时期的官职更加完备。在文化建设上，谅祚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包括礼乐制度、衣冠器物、官职设立等，向宋朝多次提出赏赐诗章、书籍的要求，使西夏的文化建设更多地输入来自中原地区的血液；宗教建设上，西夏历史上曾有记载6次大规模向宋朝求赐佛经，谅祚一朝在短短的19年内就有3次，并将这些佛经翻译成西夏文颁行全国。
西夏在乾顺时期更是迈开更大的步伐学习汉地文化。1101年，御史中丞薛元礼给乾顺上书，论述西夏进一步推行儒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列举了一些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遵行儒学治理其辖境的事实，希望乾顺能够提倡儒学，改变西夏百姓安于物质享受的不良社会风气，读书人不愿刻苦读书的懈怠风气。乾顺采纳了这位汉族大臣的意见，开始建立国学，选拔皇亲贵族子弟300人率先入学，并专门设立了“养贤务”来负责国学的物质保障，迈开了西夏大规模推行儒学的步伐，确立了儒学在西夏政治、文化中的至尊地位，也完成了乾顺、仁孝两朝百年盛世文化基础的夯实以及文化人才的储备。
西夏仁宗仁孝时期，向中原地区的学习力度更加加大，其中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标志着这个王朝开始和宋朝在政体上保持同步。政权机构上，除了奉行乾顺时期的统一官职名称和实行分封外，从法律上确立了王朝内部的7个官僚等级制度，其官职机构的完备、品位系列的完整以及等级界限的严格，和宋朝的官职系列相差无几。1144年6月，仁孝皇帝下令各州县仿照宋朝办学，设立学校并实行科举考试；接着兴办小学，规定宗室子孙7岁必须入学，仁孝和皇后常常去设在兴庆府的各级学校中视察学生学习情况。1145年8月，仁孝又模仿宋朝，在西夏境内设立太学，根据学生的成绩优劣，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通过科举形式来选拔和任用官员，确立了西夏的科举取士制度。1146年3月，仁孝皇帝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在各州县建立孔庙，让百姓顶礼膜拜，这是西夏向中原学习汉文化迈出的最大一步。1148年3月，仁孝又下令设立内学，亲自挑选儒家学派的著名人士主持授课，更进一步推行儒家文化。1161年1月，仁孝完全借鉴宋朝，设立国内最高学府翰林学士院，将那些还未走上仕途的学子纳入其中，给他们为西夏皇权出谋划策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官职出现空缺，就从翰林院中进行选拔，使翰林院不仅成为皇朝的智囊团，更成为文官的储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