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也。译文
敌军兵力强大，就不要去硬拼，应当运用计谋使其自相牵制，借以彻底削弱其战斗力。将帅巧妙指挥，用兵如神，必能获胜无疑。“按语”
庞统使曹操战舰勾连，而后纵火焚之，使不得脱。则连环计者，其法在使敌自累，而后图之。盖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两计扣用，以摧强势也。如宋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就食，鞭之不前。遇率师反攻之，遂大胜。皆连环之计也。“按语译文”
庞统怂恿曹操把大小战船用铁链连成一大片，然后派人纵火焚烧，使之无法逃散。所谓连环计，就在于设法使敌人自己困住自己，然后再去进攻它。一般规律是：一方面使敌人自己束缚自己，另一方面配合进攻，二者统一，达到摧毁强敌的目的。例如，宋代将领毕再遇，曾设计引诱敌人来同他作战。他忽进忽退，就这样三番五次地引诱敌人，直到天色昏暗，便把用香料煮过的黑豆撒在阵地上，又前去挑战，一会儿又假装败走。敌人乘胜追击，可是这时敌人的战马却饿了，嗅到豆子的香味，都去争着吃，任凭鞭子抽打都无济于事。这时，毕再遇率领大军进行反攻，于是获得了大的胜利。这也属于连环计的实际应用。“计语出处”
此计语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回标题“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又见四十七回标题“庞统巧授连环计”。“计语详解”
此计的关键是要使敌人“自累”，就是指互相钳制，背上包袱，使其行动不自由。这样，就给围歼敌人创造良好的条件。
战场形势复杂多变，对敌作战时，使用计谋，是每个优秀指挥员的本领。而双方指挥员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只用一计，往往容易被对方识破。而一计套一计，计计连环，作用就会大得多。
宋代将领毕再遇就曾经运用连环计，打过漂亮的仗。他分析金人强悍，骑兵尤其勇猛，如果对面交战往往造成重大伤亡。所以他用兵主张抓住敌人的重大弱点，设法钳制敌人，寻找良好的战机。
一次又与金兵遭遇，他命令部队不得与敌正面交锋，可采取游击流动战术。敌人前进，他就令队伍后撤，等敌人刚刚安顿下来，他又下令出击，等金兵全力反击时，他又率队伍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退退进进，打打停停，把金兵搞得疲惫不堪。金兵想打又打不着，想摆又摆不脱。
到夜晚，金军人困马乏，正准备回营休息。毕再遇准备了许多用香料煮好的黑豆，偷偷地撒在阵地上，然后，又突然袭击金军。金军无奈，只得尽力反击。那毕再遇的部队与金军战不几时，又全部败退。金军气愤至极，乘胜追赶。谁知，金军战马几天来，东跑西追，又饿又渴，闻到地上有香喷喷的味道，用嘴一探，知道是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战马一口口只顾抢着吃，任你用鞭抽打，也不肯前进一步。金军调不动战马，在黑夜中，一时没了主意，显得十分混乱。
毕再遇这时调集全部队伍，从四面包围过来，杀得金军人仰马翻，尸横遍野。“范例解析：七好汉智劫生辰纲”
晁盖、吴用、公孙胜等好汉在晁家庄聚义饮酒，并商议劫取生辰纲一事。这生辰纲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庆贺东京蔡太师生辰的礼物，此时梁中书已委派提辖杨志督14人将这批金银财宝押往东京。智多星吴用打听到杨志一行走至黄泥冈大路，便提出智取的办法，众人表示赞同。
一天中午，晁盖、吴用等7人装扮成枣贩子事先在黄泥冈附近的松林里等候。不久，杨志一行人也风尘仆仆地赶到。由于天气炎热，所带的礼物又重，十几个禁军士兵感到又累又热，到这个冈子就放下担子，在松树下睡着了。杨志拿起藤条边骂边打，催着赶路，无奈众军汉精疲力竭，也只好作罢。突然，杨志发现对面松林中有人探头探脑张望，忙提刀过去盘问，见是晁盖、吴用等几个做枣子生意的人在那里乘凉，也就没放在心上。
这时，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酒，边唱边走了过来。众军汉忙问：“桶里是什么东西？”大汉答道：“是白酒。”众军汉问过价钱后，就要凑钱买酒喝。杨志断然不许，说：“我们公务在身，不能贪酒。来往路口各种勾当甚多，我们不能不防，万一酒中有蒙汗药，那我们就完了。”杨志刚说完，对面林子里七个枣贩子走出来也想买酒喝。卖酒汉说：“不卖不卖，我这酒是挑到冈下村子里去卖的。刚才那位客官硬说我酒中有药，你说好笑不？而且我这里也没有碗瓢。”七个汉子好一阵纠缠，才买到一桶酒。当下两人去林子里取出两个瓢，并一人捧一大捧枣子过来。七个好汉围在酒桶边，一边吃枣一边喝酒，惹得众军汉心里痒痒的。
突然刘唐趁卖酒汉不注意，揭了另一桶酒的盖子，用瓢兜了半瓢酒，边喝边往林子里跑，卖酒汉发现后赶忙直追。这时吴用去松林取出蒙汗药，抖在瓢中，趁卖酒汉与刘唐争执时，又拿瓢去兜酒，把药搅在酒里，并假意兜半瓢要喝。那卖酒汉回过头来，劈手夺过瓢，把酒倒在桶里，并怒骂吴用抢他的酒喝。
杨志见两桶酒都有人喝过，以为没有什么阴谋，便同意众军汉买酒喝。众军汉借了吴用的瓢，一哄而上，把那酒一下子喝光了，杨志也喝了少量的酒。卖酒汉收了钱，挑着空桶，依然唱着山歌，下冈子去了。
不一会儿，那七个枣贩子站在松树旁边，看着杨志一行十五人一个个头重脚轻，都软倒在地上。七条好汉推出七辆江州车子，把枣子扔掉，将金银财宝全装在车子上，一直向黄泥冈下推去。杨志等人身体动弹不得，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生辰纲被劫走。“智谋小结”
杨志武功高强，且警惕性极高，要用酒中下毒来取生辰纲，绝非易事。吴用此七好汉用一串连环计：自己喝酒，以示无毒；假意不卖，以诱其上钩；假争斗，在争斗中下毒。如此计谋接连使用，终于使杨志上钩，七好汉轻而易举取了生辰纲。“兵法妙用”钻石圈套里的连环计
在商场中，诈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人以哄骗，有人以巧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诈来获得钱财。有一种人喜欢假借身份蒙骗他人，或大吹大擂或装腔作势，骗取信任，以此来诈取钱物。
哈默先生来到以刁钻圆滑而负有盛名的“三得”珠宝古玩店。
“我想买一颗钻石”，他说，“就是在您的那个镏金盒里，那颗粉红色的，请报价。”好眼力，一进门就识出那是个镏金品，来者不善，只好认真做这笔生意。店主边在心里想，边忙招呼着：“说实在话，这颗钻石非常美丽。是送情人，还是送夫人？”“送情人，明天急用。”“好！有钱可赚了。”店主心里想着，高兴地说：“好吧，鄙人成人之美，能买这颗钻石的肯定是大富翁，我愿交个朋友，拉个老主顾，原本12000美元，我让2000美元，先生您付10000美元算了。”“那太感谢了。”哈默先生付了钱，心满意足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又返回店来，对店主说：“您是不是还有第二颗跟这一模一样的钻石？我想……干脆实说吧，怕万一让太太知道此事，再送她一颗。这样好叫她闭上那讨厌的嘴。”“哎呀！本店没有第二颗了。”店主确实不是在做戏。“又白丢了一次捞钱的机会。”他在心里很惋惜地嘀咕。“帮帮忙，我准备出13000美元。”哈默着急地说。“那么，让我再想想办法。”店主点点头。“非常感谢。”买主把散发着一种名贵香水味的名片递过去，“一有确切消息，望赐告。”过了半个月，那个珠宝商接待了一位脸上布满愁云的太太，她想卖一颗跟哈默买走的完全一样的钻石。瞧她那神情，一准是急等钱用。“夫人，”珠宝商兴奋得腔调都几乎要变了，“我现在手头拮据，没有13000美元现款，请等几天再来吧。”他得意地冲小伙计们眨眨眼：你们都学着点。“可……可是……那就，12000美元吧。”太太紧迫一句，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那是说，认倒霉吧，谁让自己急等钱用呢。“好吧，请你稍候，我查一下钱。”店主进里边，不一会儿，他手中举着钱返回，抱歉地说：“夫人，只有11030元，你看这……”太太先是犹豫了一下，焦急地看看手表，又叹口气，“11030美元……就11030美元吧。”“成交了！是吗？夫人。”珠宝商麻利地验了货，办理完收购手续，等太太后脚刚迈出店门，就急不可耐地找出那位先生留下的名片，拨通电话。“先生，本号码没有哈默先生。”电话里回答说。店主一惊，冷汗从脑门沁了出来，“那您是哪里？”“本号码是‘幸福离去’殡仪馆，本馆24小时忠实地为每一位客户服务……”第二天，珠宝商收到了一封散发着同哈默先生名片一样香水味的信，里面有两张单据：一张是销出那颗粉红色钻石的付款单据，一张是购那颗粉红色钻石的付款单。
哈默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钻了珠宝商如下的空子：1.先以诚意的买主出现，小小的一张名片，还飘出一种名贵的香水味，暗示出有相当的身份。他知道有身份的人往往使人尊敬，进而产生好感。这是一种烟幕，也是一种战术。2.卖主对有诚意的买主，而且是成交了的买主是相当信任的。哈默深谙此道，所以，敢于用10000美元的抵押，也算是一种“风险投资”吧。即便此招不果，最多也不过是10000美元买了颗钻石；吃不了多少亏。3.公然用这么昂贵的钻石（100万美元的1％）来送情人，潜在地显示了哈默的富有。只有上层社会和相当有钱的人才有这种能力和财力。这就给人一种假象：这么有钱有身份的人还能是骗子？
钻石圈套中的连环计告诉我们，商场中形形色色的诈案随时有可能发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越是容易做的生意，越要三思而后行。记住一点：“得来容易去也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把被人欺诈降到最低点。
良师益友，规劝大节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秘密让他的父亲督促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
咸丰元年（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曾国藩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刘蓉的启发。二十五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刘蓉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俩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治乱”为己任：
君是今世所谓贤者。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这些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道丧而文敞，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能复蹈覆辙呢！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隆；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才差不多。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是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不惜死”，何等壮烈！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热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汉高捐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稀授首。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所以说：“廉介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而大臣之道，就不仅如此，更非可以推却责任。”
刘蓉的信可以说是天下名篇。他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戒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对管理银钱所的主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可是，郭、刘两人在曾府数年，却没支一钱，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
咸丰四年（1854年），九江、湖口之战湘军大败，曾国藩欲寻死，被刘蓉与罗泽南及曾的幕友力劝乃止。
咸丰五年，曾国藩率湘军进入江西境，刘蓉随幕其中，“笔翰如流”，曾国藩颇相“赖之”。曾国藩困顿南昌时，罗泽南上书先攻武昌，刘蓉率左军，遂收复崇阳、通城。曾国藩因此上奏朝廷，欲举荐刘蓉，但因有“不求保举”之言在先，曾先将奏疏让刘看，并说：“此亦古人之常。”刘蓉却说：“萧朱、王贡以转相之汲引为贤，盖汉人踵战国余习，非君事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强为？”曾国藩乃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