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诗仙”李白和他的老师赵蕤被称为蜀中的“二杰”。李白对赵蕤极为推崇，曾经跟随他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时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赵蕤自幼好帝王之学，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并且“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闻名于当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过着隐居的生活。
赵蕤的代表作为《长短经》，又称《反经》，成书于716年，共9卷64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4个方面的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
赵蕤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高度，从反面考虑历史上的人和事，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从容叙述。
《反经》的“反”是“正反”之“反”的意思。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历代统治者的必修书目，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另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
对于前一本书，治国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地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治国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
因为《长短经》充满着奇谋妙计，与帝王将相的统治理念相违背。而从实际应用来说，《长短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指导与实用价值。人类增长智慧的途径之一就是“以史为鉴”。生存智慧是各类成功者必备的要素。历史上，无论是统治阶层、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的生存经验、生存智慧对后人都是可资镜鉴的财富。
《长短经》是一部糅合儒、道、法、兵、杂、阴阳诸子思想，阐述王霸谋略、长短之术的历史哲学著作。《长短经》的整体结构框架以历史为经，谋略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
《长短经》全书囊括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风貌，围绕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贤用人和人间善恶四个重点，时而赞扬王道，赞美尧舜；时而斥责历代末世，君德败坏，家破国亡，罪有应得。时而妙论察相，相人外表，笑谈贵贱；时而告诫统治者，务必重视人才，得人则兴，失士则崩；时而历数各代帝王，纵论滔滔，话其短长；时而攻击光天化日下的虚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长短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精准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既是一部高深奥妙、天人合一的历史哲学名著，也是治国、齐家、修身的历代谋略之集成。
全书分为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等多方面内容，对治国之术、任人之术、用兵韬略、权变之谋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经过分析，赵蕤认为古人治国主要有3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管理采用威慑的手段；强国的管理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
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
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管理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像是等待远处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书中还指出，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做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这才是历史和社会的分工。
《长短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后世帝王非常重视。清代《长短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加注，还亲自为书题诗，可见其重视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