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政见
在宋代，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思想家，如苏洵、范祖禹和真德秀等，将传统的儒学与当时流行的佛、道结合起来，形成了更富有理性思辨色彩的政治哲学，即宋代理学。宋代思想家大多谈理说性，其主要范畴有理、气、义、利、心、情、阴阳、太极等。
宋代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思想，皇帝的集权措施也大大加强。明代张居正、李贽、焦竑等人，以自己的理论著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帝王统御之道。
那是在北宋年间，“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和苏洵被称为“三苏”，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父亲。著名文学家苏轼和弟弟苏辙20岁左右同科中举，而他们的父亲苏洵却游荡到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苏洵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蜀中名闻遐迩的学者和散文家。苏轼兄弟中举那年，苏洵跟着儿子一道来到汴京，就是后来的开封，拜见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欧阳修对苏洵的文章大加激赏，并将其《几策》2篇、《权书》10篇、《衡论》10篇献于朝廷。消息传出，士人争相传诵，模仿其文，一时名动京师，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
苏洵在京城时，当朝的宰相韩琦曾和他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韩琦认为即使汉代的贾谊也无法超过苏洵。苏洵曾给韩琦提了很多重要建议，韩琦没有采纳，后来懊悔不已。
苏洵屡试不第，除晚年做过短期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他是一位极其关心国家命运、留意政治的人，他一生著述以策论、史论、兵法为主题，以切合实用为目标，字里行间都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希望当政者能有所革新，使国家走向富强，从而实现他的抱负和理想。
在苏洵轰动京城的作品中，《权书》不仅在苏洵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论述兵法和权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论为一体，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内容。
在《权书》10篇之中，有不少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的崭新的见解，比如在书前序言中，一开头的言词就表现出苏洵与普通知识分子的不同。他驳斥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不谈论兵法，迷信仁爱正义的军队，不必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
苏洵认为，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太公的计谋策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多次战斗，最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学子所不敢言。
在《权书》的《心术篇》中，苏洵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打了七十仗，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苏洵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做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练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
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苏洵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受到的侵略就越厉害。在这里，苏洵深刻指出：假使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情况比当年六国会差得更远。
在《项籍篇》中，苏洵认为项羽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从巨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羽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因此不必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可以看出他不可能统一天下。
苏洵的这类观点，放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聩之效。但那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当政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
《权书》中很多名篇，例如《六国》等，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堪称千古文章之楷模，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后来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