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返沪，傅雷便住在我家，职务是上海美专校长办公室主任兼西洋美术史教授。他对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学生纪律以至人事安排，都一一过问，教职员对他都很器重。
我和他都属猴，他比我小十二岁，感情却不亚于手足。他的审美能力，钻研精神都使我佩服。初到巴黎不久，我跟他学习法语。他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底子好，又用功，到法国后，巴黎话说得更加流畅，他教了我两个月，便指出我们见面老讲上海话，这样不好，你应当找一个不懂中国语的太太去学，才有希望。”接着他为我介绍了一位女教师，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认真和严肃。
为了翻译《贝多芬传》，他曾经与罗曼·罗兰通过信。这些信就印在卷首，为了弄清巴尔扎克名着《贝姨》、《邦斯舅舅》等书中一二处用语，他和法国友人反复通信，直到搞清楚之后才定稿，必要时还加上注释。
今天，安徽省出版局印行他的译文集，是一件极有意义极有见地的工作。几十年来，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在我国读书界享有很高的信誉，对后学有很多启示。译罗曼·罗兰写的几本传记，质朴流畅，信、达、雅三条都具备。《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散文诗，但译者没有造一个生僻的怪词，文笔之美，足以醉人。伏尔泰的小说以哲理见长，又是18世纪的名人，写过很多诗和哲学着作，文字纯净机智，很有回味。他把梅里美译得优美生动，风格性很强。虽然只有两种，也使人百读不厌。傅雷译得最多的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浑厚、俏皮、准确，对话更见性格，我拿译文和部分原作对照过，也算得旗鼓相当，铢两悉称。很难相信四个人的作品出于一支译笔。
傅雷的老家在浦东，父亲只活了十八岁，留下小片土地，出租勉强可供衣食。他虽是遗腹子，母亲管教甚严，对他性格的形成颇有影响。他在学校念书成绩始终很出色。40年代初，祖传的几亩地便卖掉了，多少年都是靠译书维持其清贫的生活。
我与傅雷在1929年相识，那时他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也常去梭旁恩听艺术讲座，到卢浮宫美术史研究院学习艺术史，异国订交，立刻成为知己，常常一起到卢浮宫去观摩世界名画。卢浮宫的美术作品，按时间地区分别陈列，看画的过程，很容易了解各种流派的变化、时代的特征、作家的风格，从古希腊、埃及、中世纪欧洲，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法兰德斯、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法国，都比较全面。他的分析能力很强，不仅看画，而且读了大量的美学、美术史、音乐理论论着。他在作画、作曲、弹钢琴方面都作过努力，无奈他的审美水平比他的创作能力高出很多，所以对自己的绘画和曲子以至弹奏技术都很不满意。
看到他很为这件事苦恼，我就说：“怒安！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方面，还是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吧。一样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天天来讨论学问的还有诗人梁宗岱，三个人不是娓娓清谈，便是争论不休，往往把我的妻从睡梦中吵醒，使她不得不下令逐客，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告辞。第二天晚上又是那样。友情给人的安慰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生活在异邦的穷苦青年们。如写法文诗的何如来、画家王济远、庞薰琴、张弦、陈人浩、汪亚尘、女画家张荔英，还有研究历史的黎东方，一坐咖啡馆里辩论起来，就是几个小时，非常热烈。今天荔英已去新加坡，健在的只有薰琴、亚尘和宗岱了。
我们和另一位留学生，后来也到美专执教的刘抗一起，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裴那、教授阿芒、约翰、雕刻家龙杜斯基(孙中山像作者)、画家梵钝根等，并曾同去凭吊过米勒的故居、梵高的寓所、莫奈美术陈列馆。我作了一些速写。他则耐心看画，不停地写笔记。不久，傅雷和刘抗住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家庭宿舍中去了，两个人更加亲密。他曾吟过苏子由的名句赠给刘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这种友情后来一直保持着，终生不衰。
1929年盛夏，傅雷去瑞士度假，住在莱梦湖边一间小别墅里。主人是他的朋友，他便写了信约我和刘抗、人浩也去作画，下榻在一起。记得碰头的第一夜，傅雷躺在床上，翻身打滚睡不着。
“你怎么失眠了？”我扭开了电灯。
“到了这个地方，想起雅各、卢梭与罗曼·罗兰，这些写过杰出艺术作品而不见容于本国官方舆论的思想家，我很痛苦。一个人是否应当像卢梭、罗兰那样正直呢？”
“应当正直，死而无悔！”我们披衣走到房顶阳台上，一直谈到曙色照着莱梦湖。衣服都让露水打湿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海粟！在中国，上亿的人终生未到过县城，在巴掌大一小片土地上劳累了一辈子。我们既然有幸来到欧洲，就应当学些真本事回去为祖国服务。国内学者，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我们现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旭日，似乎不是在同朋友交谈，像是在和遥远而又贴在心头的祖国絮语。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勒勉。
1930年，我们又同去比利时参观该国独立一百年的博览会，
看到了鲁木斯、伦布朗的名画。出会场的时候，他说：“比利时这样小，办了这样大的博览会，为小国扬眉吐气，可是，我们中国却办不起来，……”他是多么渴望祖国富强起来啊！
我们一起到了梵蒂冈大教堂，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壁画很高，还有绘制在屋顶上的。我们仰头看累了，就躺下来看；眼花了，就用镜子反照下来低着头看。一天一天，完全沉迷在艺术的境界中。
我画二千年前古罗马独裁者故宫和角斗场的遗址、画佛罗伦萨、画但丁与神秘少女Beatyix相遇的古桥、画水乡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讨论着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的作品；论文艺复兴巨匠们的杰作，一直到罗丹的雕刻、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画，也有过争论，但并不影响友情。
我住在巴黎拉丁区沙蓬街十八号，罗林旅馆四楼上一间小屋里，每天都要到卢浮宫去临画。我认真研究大家代表作，从画布大小、色泽深浅、构图特点、美术史家的评论，做到一丝不苟，是和博雷的鼓励分不开的。有一次，我画伦勒朗的《裴西芭出浴》，光线乍看只集中在几小点片，但临摹起来，发现用色极为复杂。我们讨论着，啃着面包，穷得连一般的菜也吃不起，但精神上却很愉快。我在巴黎三年期间，临了意大利威尼斯派大师提香的《基督下葬》、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巨头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和《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局部)、法国现实主义巨匠米勒的《抬穗》、柯洛的《真珠少女》、后期印象派创始人塞尚的《缢死者之屋》等等。这些画1979年在北京被香港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看到，誉为“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人在钻研古典油画方面下过这样大的工夫，这样认真地吸收营养”。听到朋友的赞誉，使我更加怀念傅雷了。傅雷在法国很爱买书，对接济穷苦的海外同胞，也十分慷慨。有一次，他向我要去一笔钱，三天便花光了。我知道他不会有不正当的开支，并不过问，他也无酸腐扭怩之态。有位巴黎小姐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蔚蓝。她很会画几笔，也能弹钢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却酷爱探讨艺术，和傅雷一谈话，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一样喁喁不绝。他俩的感情逐渐深厚。
早在傅雷出国之前，老母便给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这位值得尊敬的未婚妻，具备东方人传统的美德，不过当时还没有表现这些美德的机会。傅雷平生尊重母亲，对老人家的决定一向没有异言，现在遇到有共同爱好的玛德琳，觉得比表妹可爱得多了。
现在读到一些学者、名人传记，很少涉及爱情，我并不主张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去描写私生活，但是如实叙说他们的思想感情活动，也包括纯洁向上的爱情，并不损害传主。完人不多，既有事实，何必为死者，贤者讳？
傅雷是个内向的人，他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来促使自己狂热地爱她。这一点，我是旁观者，稍力清醒一点。提倡或反对找异国配偶，都无必要。只是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穷书生。热恋中的判断并不理智，我对他们的恋爱持保留态度。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博雷给母亲写了一封辞婚的长信，并向老太太介绍了金发女郎的各种长处。看完信后，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恋爱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对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最后决定：把信揣在怀中不寄。
几个月之后，玛德琳同傅雷终于闹翻了。傅雷的脾气也的确很怪，有些地方不近人情。玛德琳和他决裂是性格上的冲突所导致。不见得都怪这位巴黎小姐。
一天，旅馆老板很惊慌地告诉我：“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
一会。傅雷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将手枪放在桌上，面色苍灰，两颊下陷。我不敢去夺枪，只温和地和他讲话，一面给妻使眼色，让她把枪拿到手中。
“你为什么生这样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太痛苦了！”
我叫刘抗把巴黎少女叫来了，对她说：“即使爱情破裂，友谊仍应当存在！”
两个人吵了一阵，姑娘哭着，傅雷流着泪，我们又一起去吃了饭，用了咖啡，他们有感情，也还有格格不入的一面。手枪交给了旅馆老板锁入了保险箱中。一出戏的高潮过去了，但并未结束。
我拉着他到塞纳河边去漫步，百般安慰他，并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此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坏事，何必自找许多无代价的痛苦来妨害事业呢？”
“谢谢老兄美意，我还不死心，要试一试，玛德琳会爱我的！”说完便分手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败之后，对我说：“我是自找苦吃，谁也不怨，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活得成么？”
“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么？”我把揣在怀中未寄的信退还给他，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那时，巴黎是世界美术中心，在蒙博那斯，有许多专供艺术家休息谈心就餐的咖啡馆，其中波尔咖啡馆很有名，我们一道在那里见过很多的画家。傅雷的法语非常流利，引起法国艺术家们的惊奇。
我和博雷回国一周后，蔡元培先生在威海卫路一家不大的菜馆中为我们洗尘，作陪的有周子勤，还有后来附逆的褚民谊。当天就爆发“九一八”，事变，整个上海都沸腾了。
11月底在功德林酒家，我和蔡先生正商议把中国现代画赴德展览一事推迟到1935年进行。忽然一位工友将我请到邻室说：“傅先生被学生围起来了。”
“为什么事？”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诧。
“他和学生会发生了冲突！”
原来学生会提出，要准许同学们上午开会，上街游行、宣传，把绘画课改到下午上。
傅雷坚持：改动课程可以，但是，原定在下午讲授的美学、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不能荒废学业。
学生会的骨干们也同意了。
这天下午一点钟，傅雷正在给一班学生讲《西方美术史》。他用彩色幻灯把名画的复制品投射在粉墙上，使学生身历其境，如对原作，加上他的分析富于创见，把画中的人物关系及背景介绍得如同一幕戏剧，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当学生会通知集合的时候，这班学生听得入了迷，完全被傅雷的生动讲课所吸引，纹丝不动。几位热情洋溢的学生会骨干便闯进课堂，要求停讲；傅雷一定要讲完这一节，推迟二十分钟开会，否则校规便会等于废纸。
这样，他被学生们围住了。
我很理解群众的心情，更能体会傅雷也是个坚定的抗日派，他对学生是善意的。经过一番思考，便叫工友回去，因为我确信师生之间是可以达到谅解的。在这样的时刻，不但我回去左右为难．就是惊动蔡老到学校去，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以静待动，静观应变。回到家中，我心中依然很不安。
晚上十二时，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还有活跃分子赵丹、徐韬、王为一等十位学生把傅雷送回家来。
阿丹说：“我们年轻人很鲁莽，说做就做。希望傅先生不要生气。”傅雷在屋里徘徊了片刻，手扶着桌角叹了一口无声的气说：
“这书也没法教，学生也没法学，从此我不再进课堂了。
我对阿丹他们说：“你们回去和同学们作些解释，明天开个欢迎会，我负责让傅先生出席，并且把课教完。”
阿丹说：“傅先生不要扔下我们！我们真爱听您讲学！”
成家和说：“欢迎会我们负责开得热热闹闹，但是校长一定要请他出席！”
直到一点多钟，学生们才回去。
第二天中午，傅雷笑盈盈地回到家中，兴致很浓地说：“今天会开得很热烈。学生们单纯、坦率、可爱极了。对于抗日，我一向坚决拥护，也有勇气为祖国献身，可是办学校总不能没有一点纪律，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属于多余，他们完全懂得我的心意。为了这样有为的一批青年，我把课讲完，累死也高兴！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办到国际水准让大家满意，做到抗日、功课两不误！哈哈，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