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面向实际迎接挑战——关于宁夏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机制的若干思考
宁夏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开始起步，那时区内有一规模不大的研究机构——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要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工作。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一支社会科学队伍。先后发表了不少科研成果，形成一定的规模。1979年恢复建立宁夏社会科学研究所，宁夏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党校系统也形成了一支力量。这十几年来，宁夏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都发表了一些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培养造就了一批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陈育宁、宋志斌同志的文章“社会科学事业的新篇章”（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对此做了全面的总结。当然也要看到，与发达的地区相比，宁夏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总体水平上还是比较落后的。突出的表现一是在国内有影响的有较高水平的成果很少；二是对社会生活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各方面都参与少、影响小。回族研究和西夏史学的研究有明显进展和贡献，但同形势发展也还不适应。总之，后者虽然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宁夏地区则较为突出，社会科学几乎很少能拿出影响整个决策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科研成果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科学事业本身，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自身的状况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很快，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确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国社会发展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去探索回答。然而事实上由于我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自身的薄弱和机制问题，还缺乏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和应变开拓的能力，从而不能适应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运行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其中保证这项事业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队伍素质和一套运行的机制。这两个条件也是社会科学事业能否顺利发7是的关键因素。分析我区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现状，主要是从这两方面人手，我们所谈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及其缺陷，主要地也指这两方面。
我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四个系统：1.专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高等院校；3.党校系统；4.党政部门。从学科看，历史、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经济等学科力量相对较强，其中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队伍人数最多，成果也最多，各个部门的专业研究所大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弱点在于队伍比较分散，力量不集中。往往不能形成十分明显的优势。哲学、法学、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力量大体相当，社会学、政治学及新兴的一些学科等则相对比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学科队伍。从目前我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状况看，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的不适应。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要以科学态度不断地发现和阐述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描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解释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这种创造性的有真知灼见的思维活动，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敢于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敢于追随历史前进的步伐，树立符合实际和符合真理的新思想新观念，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形成一种学术氛围，形成各种学派、体系和风格，给实际工作者带来理论的力量。我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塑造下求生存和发展，对右的恐惧远远胜于对“左”的恐惧。内心中虽然厌恶“左”，但力求稳妥的心理扭曲为宁“左”勿右，甚至受过“左”的伤害的人还可以表现得比别人更“左”。“左”不管怎么样，总是革命中的偏差，而右则可以超出人民内部的思想界限，万万不可逾越。这种恐“右”症逐渐使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趋于保守，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传统观念随顺和认同的多，用自己研究的学术见解敢于怀疑和提出挑战的少；论证问题则习惯于惟上惟书，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僵化的教条，引经据典是演绎问题的主要方法。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只会拿陈旧的理论和概念加以阐述，而不善于提出有生命力的新理论和概念，或者对现实生活采取冷漠疏远和尽可能回避的态度，热衷于在书斋里搞学问，满足于在历史圈子里漫步；研究成果缺乏新意和创造，缺乏生气和活力，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不能给人以启迪；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问题，积极探索和研究得少，更缺乏走出书斋同现实进行思想交流和撞击的勇气，而是埋怨、无可奈何或者视而不见；对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问其是否合理和具有科学性，而囿于成见予以排斥，不去积极吸收成为自己的营养，因而也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和水平的提高。我区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除了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观点以及国内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外，很少看到引用有见地的国外社会科学的学术观点。信息闭塞，不善于学习，不能兼收并蓄，是一个原因，思想观念的保守僵化、心理上排斥异己的态度，则是根本原因。
总之，对新生事物缺乏科学探索的欲望和认同心理，习惯于固守自己头脑中长期接受和沿用的旧理论框框，研究问题先看政治上是否保险、是否会出差错，缺乏从客观实际中科学抽象后提出新观点新理论的勇气，这已成为我区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式和习惯。
第二，知识结构的不适应。
我区社会科学工作者，大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大部分同志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专业知识训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很顺利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求的知识结构，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主体结构系统，包括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某方面的高深知识，理论研究的方法和世界观以及各种相关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等等，有些学科还要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成果。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补充社会科学领域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方法，并能从较高领域启发人们认识世界，促进社会发展前进。从我区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表的许多成果来看，知识结构的陈旧老化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许多人满足于用已有的知识来从事研究工作，而不注意经常从各个领域和国内国外学术界吸收新知识、新观点与新方法，以此补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多数社科工作者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长期“左”倾思想熏陶下、在产品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下积累起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知识陈旧的问题。而社会生活总是处于一个变动发展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固守自己的狭隘知识结构，就会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落伍。
在研究方法上，许多同志满足于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充分的经验归纳和严格的逻辑演绎也无意遵守，只习惯于写一些“举例说明”式的文章，这样的“举例”式研究使研究成果既无法“证伪”，又无法“证实”，更不能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准。
第三，人才结构的不适应。
我区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由于十年动乱，正规的高等教育中断了10多年，对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结构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是年龄结构不合理，“文革”前毕业的专业人员与“文革”后毕业的本科生之间存在着年龄的“断档”现象。“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与文革初期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大部分已接近或超过50岁，相当一部分已接近离休退岗的阶段，恢复高考制度后毕业的大学生大都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而35—45岁最年富力强的科研专业人员则相当匮乏；二是学历结构不合理。我国“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极少，大部分为本科生。我区这部分干部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大都已进入或接近不惑之年，他们凭借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扎实的专业基础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证明是完全能够胜任科研工作的，这部分干部是经过社会生活实践筛选出的科研专业人才。而我区文革后毕业的大学生则不然，他们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科研单位来的。过去人们曾根据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老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相信大学毕业生已具备科研能力，随着我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补充大学本科生，10多年来的实践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学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胜任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根据国家教委的有关精神，在高等院校任教的师资，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个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是适用的。当然社科研究机关可以有不同层次的人才，不必强求一律，但具备硕士学历的青年专业人才应当是补充社会科学人才的基本来源，实践证明这部分人才比较有发展前途。目前，我区普遍缺乏硕士学历以上的专业人才，而这个问题在宁夏一些高校则解决得比较好，这将预示着宁夏一些高校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比专业研究机构更具有潜在的优势。
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和模式究竟怎样才能适应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这一直是困扰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的形势给社会科学提供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的机制和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像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并不富裕的国家里，政府也将无力维持我们这个如此庞大却又尚于空谈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铁饭碗’。总之，形势是如此的严峻，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暇去进行类似‘学术商品化必然庸俗化’的感伤与慨叹，而必须重新正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历史赋予的责任。”我们宁夏有些负责同志，曾在会议上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科研还未引起决策层的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生活两张皮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提出的战略性问题思考及直接为现实服务的研究都不足，尤其是研究市场经济还很薄弱。面对现状，有的同志在问：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究竟有没有存在必要？这说明，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和模式存在着不少问题。所谓体制和模式，是指社会科学的组织机构、研究过程与程序、成果发表及鉴定奖惩、人才培养和选拔等一系列研究工作运行的规则和制度。就全国而言，社会科学界明显存在着追求成果数量、忽视成果质量、成果评价机制委顿和形式化、研究目标追从社会风潮和滞后于现实等问题。我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大锅饭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有些人常年不出科研成果，无所事事；而有些业务骨干常年承担比较繁重的科研任务和业务管理工作，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苦不堪言，这种苦乐不均、干多干少一个样对科研人员不仅形不成任何激励作用，反而挫伤了许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其结果必然由于缺乏内在的动力而影响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二是缺乏必要的制衡措施。科研工作是一项极为艰苦的特殊工作，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凝结着科研人员难以计量的心血。而衡量科研人员工作成绩主要是看科研课题的完成和发表成果的质量（包括学术价值、社会效果等）以及数量。科研工作不同于行政工作，它本身有一些可以进行数量统计的指标，但是对于统计后的指标则缺乏综合评价，对于不能完成科研任务的人则放任自流，一个行政机关的人不管其能力大小、工作态度如何、完成工作的效率高低、质量好坏，但绝大多数人总要承担一定的具体工作，而一个科研机关的研究人员，则由于其不承担科研任务而可以终年无事可干。过去对一些青年人总觉得应该有一个积累知识、打基础、培养能力的过程，但有些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晃就是三五年甚至七八年，依然不能承担一定的科研工作，对这部分同志究竟应当怎样对待，也缺乏一些相应具体的措施和制度。
三是人才不能合理的流动。各类人才一旦调入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不管其是否胜任科研工作，都难以流动。有的人调到科研机构来，不能甘心吃苦搞研究，长年不出成果，而有些适于搞科研的人才又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成为科研专业人员。该出的出不去，该进的进不来，大家都捧着铁饭碗，国家该发的工资一分钱也少不了。这种机制下何以能出人才、出成果？
造成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机制模式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无论是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人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本身，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认识上有偏差。社会科学研究是探索真理的过程，社会科学本身是用以指导实践的一门科学，而相当一部分人则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宣传形势、图解政策的观念体系。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研究必将在趋于保守的情况下逐渐丧失其科学研究的功能。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仅仅是为了维护政策的合理性而存在，根本不可能为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政府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且社会科学由于把自己降低和混同于一般宣传教育，也就失去自己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长期以来，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处境是背山面水，一方面要争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有所发现和突破，另一方面又生怕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社会科学研究就难以保持其必不可少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力。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处于二难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所采取的政策：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出线，一般情况下控制过严过死，实践上往往做起来很难。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长期的适应中逐渐养成了比较保守的思维定式，对现实生活的研究越来越程式化，反过来也就无法适应党和政府在决策时对于理论的需要，从而也就使社会科学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项事业，究竟怎样办才好？
社会科学机构既非党政机关，又非一般事业单位，而过去则基本是按党政机关和一般事业单位的模式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的建设：经费按事业单位包干划拨，定编定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方面捧铁饭碗，一方面又受人才安排、经费问题等诸多因素限制，自身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例如，什么人可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就需要很好地研究。社科工作人才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专业造诣，又要有文采修养气质，尤其要具备酷爱科学、追求真理和为之献身的高尚品质，加上一定的阅历和实践。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甚至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虽然做不到这一点，但提出一两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与观点，总还是可以探索和追求的。因此，要把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当做人才密集的高智能机构，尤其不能将之当做某种安置性的单位。而社会科学自身的条件又较差，在延揽吸引人才上从待遇、住房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优惠的条件。
以上扼要地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实践已经提出了社会科学改革的任务，我们的分析仅仅是为改革提供一些依据。
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试图提出一些思路和想法：
第一，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解放思想，要打破陈旧过时的旧观念的束缚。依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敢于面对现实，积极参与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发现未知的探索过程，而不仅仅是为了论证政策而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的关系的理论概括，只是二者研究的直接目标不同，作用的方向不同。最近，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应当放到研究实际问题上来，特别是要研究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关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真正做到政府的“智囊”、“思想库”的作用。
第二，大胆改革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和模式。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以改革求生存，特别是要改革体制和模式。应当以出成果、出有学术价值和学术质量的成果、出有社会效益的成果、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为目标，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机制和模式。要建立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鼓励和推动更多的人员分流到其他行业中去，打破常规，吸引一切科研人才，关键是改革用人制度，可采用一院两制（国家的和民办的同时并举）方式和实行聘用制是基本的改革趋势。要打破过去那种封闭式的办院方针以及经院式的研究方式和目标，同社会广泛接触，同经济社会发展部门以及城市农村开展横向纵向结合，努力发挥社科基地自身的优势，以向社会提供各种优质高效的服务来赢得自己的的生存、地位和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力，也能成为一种产业系统。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十五大精神，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统一思想，指导工作，鼓励研究人员团结奋进，振奋精神，既潜心研究专业问题，又要有力量主攻经济问题，通过科研出成果、出人才、出水平、出效益，以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国际，为社会繁荣文明、进步昌盛发挥多种功能。
